关于“四大发明”的提法，在国内早已深入人心，在大家的心目中，“四大发明”就是中国古代科学高峰的代名词，也是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似乎如果没有“四大发明”的输出，境外就陷入永恒的黑暗一般，“天不生四大，万古如长夜”。
对于“四大发明”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在科学史基本上有脉络，那就是这一说法是由外国人提出来的。最早的时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吉罗拉莫·卡尔达诺（1501年~1576年）在其著作中提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发明对欧洲社会进步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没有说明这三项发明的来历。随后，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年~1626年）读到了卡尔达诺写的这一段，于是在他自己的书中予以了引述。由于培根在西方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三大发明”这一说法在欧洲开始流传开来。之后，出了一个艾约瑟（1823年～1905年），他是英国传教士，于1863年到北京工作，后担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海关翻译。此人精通汉语和儒家文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和汉学家。他在一部书中比较了日本和中国的特质，第一次将造纸术添加进了“三大发明”，形成了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项发明的并列，而且明确指出它们均来源于古中国，但他并没有提出“四大发明”的概念。真正最早提出“四大发明”的人，是美国学者卡特。卡特在1925年出版了一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自然重点介绍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的成就，但是在其序言的部分，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
卡特随后指出，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削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美洲，因而使全世界、而不再是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
中国学者翻译了这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并且在国内出版，于是国内终于有了“四大发明”的说法。不过，当时这一词汇在小圈子内传播，并没有达到众人皆知的程度。真正让“四大发明”这一说法被广泛传播的，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学者李约瑟（1900年~1995年）。
李约瑟是英国人，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可见他和中国的关系有多么的好。之所以我们对他这样的尊敬，是因为他写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在这部洋洋大观的科技史著作中，他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李约瑟开始做这项艰巨工作的时候，正恰逢中日战争，国内需要提振民族自信心，于是对他的研究非常重视。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立即轰动了西方汉学界。在他的作品中，高度赞誉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让这一名词概念深入人心，国内也积极宣传，从而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位。
学术上不靠谱的李约瑟不过，李约瑟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汉学学者，根本不算汉学家。在国际上的汉学圈内，李约瑟并不被承认。这是因为他的治学方式一直被诟病。李约瑟善于联系事物，通过联想来拔高研究对象的地位。但是他的这些联系事物的方式比较唯心主义，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比如，中国西部的敦煌石窟中发现了一幅壁画，画的是一尊佛在打坐冥想，四周有一群魔在试图扰乱佛的心神。其中，一个魔鬼的嘴中喷射出了火焰，大概是一种神通术，而李约瑟就死死抓住画像上的这一个细节特征，开始大书特书，最后他论证说，原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火焰喷射器的国家，所以中国古代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强大。李约瑟还进一步论证说，根据壁画的历史年代，可以知道中国发明火焰喷射器的时间还要比发明火箭更早。
李约瑟博士
李约瑟在牵强附会这方面毛病太多，在其著作中比比皆是。再比如，李约瑟读到野史中有这么一段叙述，说的是汉朝皇帝刘彻被匈奴的首领冒顿围困在平城，眼看就要歇菜，多亏了麾下有一个叫做陈平的将领，此人知晓冒顿的妻子阏氏善妒，而且她率领的是最精锐的部队，于是心生一计。他让工匠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木头人，装扮出花枝招展的样子，将它安置在城墙上翩翩起舞。阏氏看见了这个木头美人，不知道它是假的，心想汉人美女要是落入冒顿手中，一定会夺去大王对自己的宠爱，于是就想方设法劝冒顿退兵。这样，平城的危机就解除了。这个故事，一看就是昔日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军队围困在白登山的山寨版，要知道汉武帝刘彻根本没有亲临过战场，纯粹是民间神话故事一流。但是李约瑟就深信不疑，他如获至宝的以为有了重大发现，硬是说这则故事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机器人的国家，因为那个木头美人就是古代的机器人。
李约瑟这样不靠谱的地方，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正是因为李约瑟在治学上不够严谨，胡乱联系的太多，所以国际上的汉学圈和科学史研究界对他颇有微词。即使他写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拒绝与他交流。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萨顿（1884年~1956年）还严厉的批评李约瑟“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式”。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有一些价值，但是其中牵强附会的内容也非常的多，有学者指出“每十页就出现一个常识性错误”。李约瑟喜欢无限拔高对象的毛病，制约了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由于国内真正看过这部书的人很少，基本上就是在新闻上知道这部著作很了不起，所以认为他说的都是“真理”。其实，李约瑟不过是听闻前人的一些论述，自己直接引用后加以拔高罢了，他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论述也有拔高的现象。
但要说明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实说的是科技史，并非科学史。学术界也早已有了定论，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与科学无关，是纯粹的技术发明。科学与科技，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已然不同。一个熟练的工匠可以通过经验发明出精巧的装置，但是他不一定懂事物的内在科学原理。一个道士可以通过实践配出炸药，但是他不晓得炸药的化学机制。不懂事物的本质原理，就不算掌握了科学。
说说“四大发明”的真相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火药其实指的是“黑火药”，而西方广泛应用于军事和工业化生产用途的是“黄火药”。“黑火药”和“黄火药”都是火药，但是它们的原理、方法、性质、用途等等都完全不一样。黑火药是直接将硝、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属于一种粗糙的物理配方。而黄火药就要先进多了，它是采用了化学合成的工艺，制造出来的是化合物。虽然都是火药，但是“黑火药”和“黄火药”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的传承关系。
司南模型，但是学者发现它并不能转动
再说指南针。既然说是发明，起码应该懂得这项发明的内在科学原理，懂得运用其内在科学规律，这需要付出较高的智力水平整理出科学理论。但是对于磁石具有指南性质的发现，只不过是一种对于自然现象最粗浅、最原始的认知和发现而已。对于这一发现，并不需要投入什么智力劳动，也没有从事物本质的角度去试图了解其为什么具有指南性。中国古代人最多就是将磁石加工一下外形，让它看起来更加像艺术品而已。没有付出较高的智力水平，仅仅是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外形加工，也算是一大发明吗？
何况，历史学者认为，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在12世纪就已经发明了磁石罗盘，他们的磁石罗盘要比我们的磁石罗盘更加先进。这是有文物证据的。而中国的磁石罗盘有没有传播到西方，迄今为止还拿不出任何的证据。之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罗盘传播到西方，唯一的证据来源于推测，就是认为既然南宋时期对外贸易比较活跃，所以“有可能”把罗盘技术传播到西方。但是这只是一种想象，拿不出真正的证据，任何古代文献都没有记载，也没有任何的出土文物。而且从逻辑上来说，在南宋时期，阿拉伯人在海洋上的贸易范围比中国人大很多，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是阿拉伯人更早传播了罗盘技术呢？
再说印刷术。现在有人认为毕昇发明了活泥字的印刷方法，比西方的德国人谷腾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要早一些年。但是活泥字和铅活字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活泥字是纯粹的手工制作，是胶泥雕刻，使用的是水墨，技术上比较的原始。而铅活字则使用了机械制作，是合金浇筑，使用的是脂肪性油墨，在生产效率上远远高于前者，而且拥有一整套复杂、先进的印刷工艺技术。活泥字由于材质上的缺陷，不可能演变成活字印刷的成熟技术，还是要用金属活字。但即使是金属活字，在推广运用上也困难重重。首先是中国汉字的复杂性，需要按“字”索骥，不像西方只需要几十个字母排列组合就可以无限使用。其次是成本上的制约，大量的不重复的汉字模块，使得成本激增。这些不利要素注定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难以用于大规模生产实践。
15世纪谷腾堡印刷机的复制品
康熙玄烨的三皇子，即诚郡王胤祉，他在政治上无能，但却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在父亲康熙帝的支持下召集了八十多名学者去汇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去世的时候，该图书还没有最后完成。到了雍正年间，该图书终于完成，于是投入印刷阶段。以清宫廷的财力，一共铸造出了25万枚铜活字，这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一次大规模应用，但在过程中也感到效率太低，困难重重。这批铜活字的命运就是被束之高阁，到了乾隆年间被拿去熔化后用于铸钱。如果活字真正的好用，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下场？
最后说造纸术。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宦官蔡伦所发明。其实，蔡伦对造纸术上的贡献不能说是“发明”，而是“技术改造”。而且，在造纸术历史上，他也是最早的。古埃及有一种纸莎草制造的纸张，发明年代比中国还久远许多。
在古埃及出土的《亚尼的死者之书》
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幅距今3200多年历史的《亚尼的死者之书》。它原本是陪葬品，从古埃及人亚尼的墓中被发掘，全长二十四公尺，用长达六十章的篇幅，描绘死者在来世获得永生所需的咒文和约定事项。至少在32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造纸术。埃及外交官拉吉卜重新发掘了纸莎草纸的制作技艺，因此被联合国予以了表彰，纸莎草纸的制作技艺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古埃及人制造出的纸张质量怎么样呢？它们经久耐用，韧性奇佳，不易受潮和变黄变脆。正因为品质上佳，所以现在重新用古代技术制造的纸莎草纸张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了抢手货。
先进技术最具有普世价值中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但在科学上贡献不大。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四大发明”概念的出现和传播，确实曾经在提升民族自信心上起到过作用，但是做到敢于正视历史、尊重事实，才是已经实现民族自信、自尊、自强的表现。正如作家丁不二所述，四大发明，沧海一粟，是农业文明千万种技术中的几种，甚至只是一系列复杂演变过程中的一环。每一项发明的起源都很重要，雏形技术值得肯定，但不值得炫耀。技术发明，应是人类共享的。腓尼基的船、吕底亚的金银币、古希腊的葡萄酒、古罗马的拱券、游牧民族的马镫、印度-阿拉伯数字，还有中国的很多发明无不如此。技术进步从来都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上演着雏形、成熟、落后的三部曲。不分你的我的，都是全人类的，因为先进技术最具有普世价值。
作者：怀疑探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