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有六十多处硬伤的课文<灯笼>，让我如何去教？》这是一篇跟2023北方第一波大寒潮差不多一起扑来的“正说网文”，很认真很较劲的那种。
从题目中“让我如何去教”的话，很容易判断出作者是素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和“园丁”的人民教师，至少也是托了“人民教师”的“壳”。当下，这类“托壳”的事儿多了去了，高中生给谁谁一封信啥的，“托”的就是高中生的“壳”，记得的都还记得吧。
之所以不排除这篇关于《灯笼》之“硬伤”的正说网文是“托”了人民教师的“壳”的可能，毋宁说是“希望”——希望文章真的是什么薄浅的“自信者”托人民教师的“壳”哗众取宠推到网上的！若不是，即网文“真的就是”出自一名教师的手笔，则笔者“读后感”中“好笑”、“鄙视”这两大构成，就要被更沉重的“悲哀”压碎，而几乎就只剩“悲哀”了。
是的——悲哀——为现在乃至后来还要学“语文”的孩子们，陷于这样的教师，悲哀！
批判《灯笼》的这篇网文，开宗明义写道：我这个学期教八年级语文……今天学到第四课《灯笼》，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天大的难题！
是什么呢？
且看ta接下来怎么说——《灯笼》这篇散文是吴伯箫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刚步入文坛时写的习作……内容十分庞杂，中间又缺乏必要的过渡，显得非常突兀杂乱……难以容忍的是文章到处是病句、生造词语、标点使用错误等语法上的硬伤，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共有六十多处……真是骇人听闻，估计打破了全球教科书的记录。
这全面否定的架势，这波及“全球”的口气，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挑战教材的选编呢。当然，也许，人家就是想挑战一下教材的选编。现在这种事也很多，动不动就说教材有这问题那问题，都能闹到“线上喊打喊*”的程度，好像有什么无形的“飞刃”在悄然而无比犀利地割裂着教育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基础教育的“底盘”；之前更多见学生家长和教材的隔空喊话，现在，至少，从这篇网文起，教师，特别特别重要的语文教师，正式登场了！而且，拿来“开刀”的，不再是不伦不类的插图或者汤姆杰瑞爱德华木村小野江户川，而是直接“招呼”吴伯箫，“剖开”民国美文的牛黄狗宝！还是凛然在上地聚焦“硬伤”！
网文作者自称“这个学期教八年级”，八年级，应该就是“初二”吧。按“一向的传统”，初二之后的初三（大概就是“九年级”），为应考，基本处于“总复习”状态，不大学新课了；之后，如果上高中的话，还会学个两三年语文，但除了人数上明显弱势的选“文科”的，更多得多的余者，很容易就流于形式了；再要是不上高中，语文这门课的“学”或说“新知”，八年级、初二，不说“最后一程”，却也决说不上“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众所周知，汉语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文字之一，同时也是最积累了并因而最富于“美学元素”的语言文字之一！
每个中国人，从“开蒙”到完成基础教育，花在“语文”上的时间和精力，要明显多于很多很多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以，语文的教学，依笔者看，既然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仅停留在“工具”层级，实在偏废，一定要“学”一些、“赏”一些“美”的东西，也就是要有“文学教育”和“文学的审美教育”，让孩子们在最单纯最清澈最容易被感动也是最富于“天然的自信”的年华里，领悟到、尊飨到，我们传承数千年的语言文字的大美，将那种独特的美，融入灵魂和骨髓，继而弘扬、播撒、传承。
如此说来，语文教师，实在担当着“天大”的“使命”。不幸的是，很多很多，多到“绝大多数”承担这一天大使命的语文教师，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天大使命；更不幸的是，他们这些绝大多数，也并不具备可以担当起这一天大使命的能力和才具。于是，涉及到“美”的教学，就成了——如同给吴伯箫及其《灯笼》挑拣硬伤的网文作者所言——天大的难题！
Ta能把教材中的一篇文章剖析出六十多处“硬伤”，以至于明示不知道该怎么教，才真的是汉语言基础教育的“天大的难题”！
回到挑“硬伤”的网文——或许真的是“自信满满”，当然不排除闲的没事儿的可能，反正，作者很不惜力地罗列出吴伯箫先生的散文《灯笼》里的“硬伤”，并且还很自信地附上了ta自己的“解读”、“处方”。
比如：吴先生原文中“尽管大人们怕火火烛烛的危险，要说‘玩火黑夜溺炕’那种迹近恐吓的话，但偷偷还要在神龛里点起烛来”的文字，被网文作者提出两处“硬伤”：
其一，火火烛烛，属于“生造词语”；
其二，“迹近恐吓”，也是“不通”，不如说“接近”或“近似”恐吓。
特想问问什么叫“生造词语”？今天的词汇、成语，哪一个不是过去“生造”出来的？
杯弓蛇影，不是因为一个故事“生造”出来的？井底之蛙，是打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有的词汇？“固步自封”呢？“夜郎自大”呢？退一万步，“火火烛烛”不行，“神神鬼鬼”呢？就更别说这几年十几年才有的“人艰不拆”、“喜大普奔”、“不明觉厉”，岂不更牵强费解？！
任何语言都是在不断发展的，所有词汇都是“产生”出来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火火烛烛是作者的自造词，生动表达了孩子天真的视角和作者长大后对童年思绪的缅怀之情……这个词啊，别处是没有见到过的，不过学到了，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可以用，不用怕有人说你生造词语，告诉ta，有出处，就是咱们现在读到的这篇美文”……
敢问老师，能不能这么“教给”学生？迹近恐吓——迹近，样子很像，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迹，是什么？敢问老师，知道吗？您不知道、不懂，就说“不通”，谁给的自信？！你的“接近”、“近似”，跟人家的“迹近”相比，毫无画面感吧！哪儿来的说人家“不通”还给“开方子”的底气？！
又比如：“连活活的太阳算着，一切亮光之中，我爱皎洁的月华，如沸的繁星……”，说人家“活活”形容太阳和“如沸”形容繁星都“不通”，是不知道太阳一天中有升有落、色泽和光亮在变化而如同“活物”么？你没见过繁星闪烁满天，想象不出跳腾的沸水变换折光的样子，怎么就不能用心想象一下，而上来就说人家“不通”呢？
还比如：“家来睡，不是还将一挂小灯悬在床头么？梦都随了蜡火开花”——想回家、重温曾经的温暖而光亮的习惯、渴望并怀恋那温暖而光亮、梦里的喜悦欣慰都能像蜡烛开花那样光耀地迸出……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是不是的，可不可以这样去“揣测”呢？“揣测”了过后，难道品不出原文凝练、生动，甚至带几分“蒙太奇”韵味的独到么？
可是，我们的“老师”怎么说？“家来睡”明显不合语法，应该改为“回家睡觉”——我的天哪！蠢到我一个“非科班执笔人”无法形容，开不出“拯救的方子”！更雷人的是，老师批曰“蜡火开花这种行为十分危险，与消防教育相抵触，不应该让学生学习”。
姆们北京有句俏皮话——我说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简直“鸡同鸭讲”！人家说的是梦和蜡烛火“开花”的牵连，关特么消防安全什么事！什么叫“蜡火开花”？实在不知道，能不能问问知道的人？自己试试呢？有写文章挑错批判的工夫，早整明白了！那样要能引起火灾，笔者和数以千万计的同龄人，大学时候早就都烧死了！
实在非要扯一下“消防”，大可以说“那时候都是明火照明，很容易引起火灾。
现在如果要点蜡烛，弄明火照明，要更注意消防安全，能避免就避免，因为现在的环境中更多易燃材料”……不懂么？真可能！连自家本行的语文教学都还连一篇文章也看不懂，别的就更指望不上了！
（纪念吴伯箫先生诞辰115周年）
（三）民国笔墨与“后来”的大不同有些事，预料到不好的可能，实在不想真的就像预料的那样发生，可却偏偏还就是像预料的那样发生了；这种情况多了，就很担心这回也逃不出、不能例外——这话说的，应该还算明白吧。
同样意思，鲁迅先生就写成“我因为常见一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了起来，所以担心此事也一律”（未必一字不差），按上及那位超自信网文作者的尺度，这话不仅“拗口”、不易理解，恐怕也存在对照现代语法的“错误”或“不当”，肯定也“硬伤”累累！
或许，很可能，上述鲁迅先生的那段话及其所属的小说作品《祝福》，并不在现在的基础教育教科书里，至少“不全在”，可能“节选”。作为“新文化”文学领域“第一巨匠”，鲁迅先生的文章都遭遇了现代教科书的“挑拣”，大量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与今时更习惯也更通行的“表达式”的差距，就更会被严苛“批判”，一点儿都不奇怪。
最晚也是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我国语言和文学方面就有很多先行者致力于“文字表述”的“通俗化”；至“民国”伊始（1912年）到“五四”（1919年）的这个阶段，衍生成可以用“轰轰烈烈”形容的“白话文运动”，抵制陈冗的“八股”风气，摒除文言的晦涩诘屈，是为更多人能“开化”、整个民族甩掉千年枷锁而拥抱现代文明的文化盛举！
虽其中也难免崇洋、过激，但总体上是“积极”的“时代里程碑”！
其间，涌现出一大批“白话文大师”，留下了足可令后人观摩到“白话文运动”历程的浩浩美文，今天看去，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历史”的了解，确实会像给《灯笼》找硬伤的语文老师那样，觉得“不适”。
造成“当时”于“今时”差异也可以说让语文老师们“不适”的原因，大抵三方面：
一是近古文言文到白话文过渡的“坎儿”。
早期“白话文”，是先行者们从近古文言文（不同于“上古”和“中古”）“生跳”的产物；不甚恰当地打比方，顾炎武的文字，是“古语”的“通俗化”，章太炎的笔墨，则是“屈附于古文的今文”。
这个过渡期，时间较长，反反复复，是很多微妙变换、尝试“积分累加”，即使极力“白话”，也难免带些文言的底蕴。例如，鲁迅先生的首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也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其中的语言，就有很多对方难脱文言文的痕迹，加上其所表达的故事的“深度”，即便要编入教科书，也是放在高中阶段。
二是“中”与“西”的相抵相融。
同步于“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都以各种方式接受、“纳入”了“西学”；文学领域亦然，造成一些文学家的“白话”语言、语法，多多少少带了“外语”的“基因”。
比如：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留学美国，其汉语文字的“白话”，就受了“低内涵文化”的美国英语影响，相对比较直白、通俗；鲁迅和为数不少的“留日派”，则真的是在作品的语言风格上带点儿“东洋范儿”。还有俄语派、法语派、英语（英国）派、德语派……
不少人竟是会从“外语”往汉语白话“进军”的，学习外语前，他们的汉语言文字表达，都还是文言文“界面”呢！
三是方言“问题”。
新中国正式推行普通话之前，虽也有“官方标准话”，却没能在广泛范围大力推行，各地方言庞杂多样，写作者在文字作品中，也难免方言的“带入”。为什么老舍先生的作品被后来的学习者和教学者普遍认为“更适宜”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写作中带入的方言是北京话，而北京话是众多方言中最接近（“接近”，不是“就是”）普通话的种类，所以读起来几乎“零障碍”。
当然，有的方言，落到文字上，好像“区别”也不太大，可相比“后来”以至今天，那点儿不大的差距，还是会细微却不容忽视地体现于文字。差距较大的方言，甚至到今天，都还存在“文字差异”，比如“粤语字”，到今天，照粤语“土话”写出来的文字，很多人还是看不懂。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民国笔墨”与今天我们更习惯乃至自觉认定是“唯一正确”的语法文法存在“读解”上的差异，为什么还要在教科书里录入？
这个，除了让学生也就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了解与“历史”相关的文字演变历程，是否还有“美学”教育的意图？也许有。希望有！遗憾的是，无论“美学”还是“历史”，我们的语文老师们，都比较“短板”！至少，跟《灯笼》挑“硬伤”、“开方子”的网文作者、八年级语文老师，两方面都连“小白”还够不上。
作为喜好文字并且多少算有点儿心得的长者，别说不想，就是想给ta“开方子”，都开不出来；只能弱弱地、善意地提醒一句——整的明白就教，整不明白别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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