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傅家甸，就是今天哈尔滨道外区，突然爆发鼠疫，百姓接连死亡，甚至前来处理事件的警察，也都纷纷倒下，很快疫情就蔓延了整个东北。
这是继欧洲“黑死病”之后，人类又一次大规模的恐怖瘟疫事件，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几乎无力阻拦，瘟疫迅速南移，京津、山东等地也都开始有人染病，本来就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几近崩溃。
这时，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担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伍连德
他在进入瘟疫中心哈尔滨后，果断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在4个月内就控制了疫情。
这场瘟疫震惊了全国，也加速了公共卫生观念和措施在我国的普及速度。
当时《大公报》发布了一篇名为《说预防鼠疫的方法》中，就明确建议大家应勤洗手、勤打扫房间、将生水煮沸后再喝，以及勤洗晒被褥。
1918年，山西再次爆发鼠疫，伍连德再次主持防疫，他公示给居民的预防方法之一就是晒被子。
“所有之衣服、被褥、铺垫等须曝晒于日光之下，且须连晒至三日以上，每日须经三小时。”
这种高强度的暴晒，即使是热衷于晒被子的现代人，应该也是很难做到的，但这的确改变了当时人们对晾晒衣物的看法。
1934年，民国政府发起了一项“新生活运动”，提倡大家改变一些生活习惯，例如不随地吐痰、生水煮沸再喝、消灭蚊虫苍蝇老鼠，以及被褥衣服要常洗常晒等。
在新生活运动领袖之一宋美龄的积极推动，和当时政府的强制推行下，晒被子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习惯。
外国人好多都不晒衣服了
经过了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好不容易养成了晾晒衣物的习惯，但外国人却开始抛弃这种习惯。
20世纪初，美国人J. Ross Moore 发明出了自动衣物烘干机，1938年又开发并发布了电能驱动烘干机。1940年代工程师、企业家Brooks Stevens又发明出了带有玻璃窗的电动烘干机。
从此，美国人晾晒衣物的习惯，逐渐被衣物烘干机所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