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省制度出现于元朝，当年，元朝组建了四川行省，成为了全国十大行省之一。从这个时候开始，四川建省。不过，当代四川省的区划框架，与当代四川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历经几百年时间的区划变迁，截至清朝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四川省与云南省、贵州省等周边省份，进行区划调整之后，四川省的区划框架基本形成。
乾隆皇帝在位时期，形成了12个府、9个直隶州、4个直隶厅的区划框架。分别是：成都府、重庆府、保宁府、顺庆府、叙州府、夔州府、龙安府、宁远府、雅州府、嘉定府、潼川府、绥定府、绵州、茂州、邛州、眉州、泸州、资州、忠州、永宁州、酉阳州、杂谷厅、松潘厅、懋功厅、石砫厅。
其中，重庆府下辖了14个县，分别是：巴县、江津县、长寿县、永川县、荣昌县、綦江县、南川县、铜梁县、大足县、璧山县、定远县。重庆府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属于长江中上游的咽喉要道，连接了西南与两湖之间的航道。尤其是商业转运来说，重庆市的条件非常便利。
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对清朝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例如鸦片战争、清法鸦片战争等等。屡战屡败，不得不割地赔款，签署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开放了一系列的通商口岸。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口岸与四川的门户城市，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在各国列强的强迫下，1890年，重庆成为了西南地区的通商口岸之一。重庆府成为了西南地区通商口岸以后，地位迅速崛起，经济和城区框架迅速发展。
各地客商络绎不绝，在重庆城区内，陆续出现了洋行、公司、商行、教堂、学校、医院等一系列新兴事物，人们肩挑驮运，熙熙攘攘。按照清朝末期的文献记载，重庆“华洋杂处，商务繁盛，诚吾西隅之一大市场也”。
关于重庆城区的繁华场景，《重庆乡土志》记载：“沿岸结舫水居者千有余家，吴、楚、闽、粤、滇、黔、奉、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栉比……”
1912年，统治了200多年的清朝灭亡以后，我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四川各地，大小军阀混战了10多年，对于四川各地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再加上四川部分地区土匪猖獗，百姓的日子很苦。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我国开始了全面抗战。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化，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先后失陷。
当时的政权，最终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了陪都、战时首都。鉴于重庆市的重要地位，1939年，重庆市被提升为特别市。特别市类似于直辖市，并不完全一样。从1939年开始，重庆市脱离了四川省，成为全国6大特别市之一。按照记载：“重庆绾彀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