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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传为晚唐杜牧所作的七绝《清明》，是当下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节日诗之一。每当一年一度的清明时节来临，就会在互联网上出现长长短短的热文。在大众传播中，《清明》一直被理解为专门歌咏“清明节”的诗作。比如《千家诗》就说是“此清明遇雨而作也”。再如在唐代文献研究方面成就极大的陈尚君教授，也在《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9期的采访中认为：此诗写于宋代，并非出自杜牧。原因有二：第一，杜牧文集及《全唐诗》中均没有收入此诗；第二，唐人重视寒食节而宋人更重视清明节。
被误读的杜牧《清明》
先说一个被长期误读的问题：杜牧《清明》是专写“清明节”的诗篇，是“宋人更重视清明节”的文学呈现。事实并非如此。此诗虽然以“清明”为题，但全诗首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按照诗题命名的一种惯例，诗题《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录而成，这是中国诗歌肇始于《诗经》的一种传统，例如李商隐的一些诗篇包括极其著名的《锦瑟》就是这样命名的。这是其一。其二，“清明时节”的范围是一段时间而非特指清明节当天。杜甫《春夜喜雨》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和《江南逢李龟年》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两诗的“时节”，均非特指某天某夜。杜牧的“清明时节”或“杏花时节”（详后），与杜甫的用法完全一致。其三，作者只写天空中的“雨纷纷”，而不是节日路上的“人纷纷”。如果“路上行人”很多，只要问一问迎面而来的其中一部分人，就完全能够知道前方哪里有酒家有村落了。“欲断魂”，就是冷雨纷纷，囧况已久，“快要没命了”。打听酒家，就是打听避雨之地，投宿之所。张籍《成都曲》：“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南唐李中《离家》：“投宿匆忙近酒家。”正因为无人可问，行人才会请教大路旁细雨中牛背上的牧童。可以想见，那一天凄风冷雨，诗人首次行经此地，对周边环境极为陌生，才会“欲断魂”而“问酒家”。“牧童遥指”也说明“杏花村”与问答地点距离较远，雨中的初来者难以发现远处的村庄。需要追问的是：“杏花村”是村名还是村景？这决定“杏花村”是本来就有还是因诗附会。依照常理，牧童针对“酒家何处有”的回答，不会是杏花盛开的雨中村景而应该是当地准确无误的唯一村名：前方有个“杏花村”，村里就有“酒家”。
据此，将杜牧《清明》理解为专咏“清明节”甚至是扫墓归途或见人扫墓而伤感的诗篇，都是学术史以及接受史上一个长期未曾觉察的极大误会。这个误会，不仅影响正确理解杜牧《清明》的诗旨、诗艺及其作于唐代的事实，而且影响对唐宋时代寒食、清明风俗的正确认知。所谓“宋人更加重视清明节”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宋人将清明节与祭祀活动结合得比唐代更为紧密。最著名的诗作，莫过于南宋高翥的《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明杜牧《清明》是宋诗：既然“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外出祭扫的行人，就不会只是零星出现，而是所在多有。可是祭祀活动的痕迹，诗中却分毫未见，可以肯定不是南宋城乡居民进行祭祀活动的清明节。因为清明节的前一天，白天全国禁火，只有到了清明启用新火之后，才可能出现“纸灰飞作白蝴蝶”的祭祀场景。也许正是《清明》诗与清明节全无关联，《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才会一方面将《清明》称为“唐诗”，一方面又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当然，厘清杜牧《清明》的原始情景与清明节的关系，并不影响现代读者继续将《清明》当作节日诗来理解和使用，毕竟“清明节”当天也包含在“清明时节”之中。
被误解的唐代“清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唐人是否不够重视清明节呢？答案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唐人是两节并重。唐明皇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即说：“可怜寒食与清明，光辉并在长安道。”有时则是更加重视清明，因为寒食只能享用冷饮冷食，而清明可以热饮热食，使人各个方面更加舒坦愉悦欢快。韦应物《清明日忆诸弟》就说：“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后人之所以形成唐代更加重视寒食的印象，那是因为两节相连而寒食在前，一切节日活动包括祭祀活动，都从寒食开始。王泠然《寒食篇》云：“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纵使遨游今日罢，明朝尚自有清明。”意思是寒食与清明一玩就是两天，不少年份连带上巳就是三天，远胜重阳与腊日的单日休闲。寒食白天禁火，王建《寒食行》因此说：“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古人认为纸钱必须经过燃烧，才会被逝者收取。这个“三日”特指“三月三日”，亦即与寒食节重叠的上巳节。甚至民间制作新火，或皇帝颁赐新火，都是从寒食夜开始的。中唐韩翃为皇帝所熟知的通天之作《寒食日即事》，可以看作是汉唐一以贯之的赐火传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清明因为有火而更加热闹，更加受到从帝王到平民的普遍热爱。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写道：“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皇情爱嘉节，传宴与箫韶。”表明皇帝更为喜爱重新用火的清明节，因而大开筵席，宴赏重臣，演奏古乐。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活动几乎年年举行，所以张说还有类似的诗篇，如《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的“今岁随宜过寒食，明年陪宴作清明”，《清明日诏宴宁王山池赋得飞字》的“今日清明宴，佳境惜芳菲”。孟浩然写于长安的《清明即事》曾对此颇有不平：“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顾况之子顾非熊的《长安清明言怀》也说：“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京城如此，民间亦然。即使是经过安史之乱，地方上的清明节，依然盛况如前。杜甫《清明》说：“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某些年份，三月三日上巳节因与寒食节或清明节重叠，形成节上加节的双倍热闹。王维《寒食城东即事》的“清明兼上巳”，就是清明与上巳同为一天。李穆的《三月三日寒食从刘八丈使君登迁仁楼眺望》，则是上巳与寒食重叠：“花柳清明节，亲宾上巳筵。”诗人将重叠的双节“三月三日寒食”，提前并入次日的第三个节日清明节，称作“花柳清明节”。因为清明兼有自然节气和人文节日的双重特性，所以唐代诗人尤其是晚唐五代诗人，往往像李穆那样，将寒食、清明和上巳相连或偶有重叠的那段时间，统称为“清明”或“清明时节”。又因为寒食与上巳只是民俗节日，所以从未出现“寒食时节”或“上巳时节”的说法。皮日休的《登第后寒食杏园有宴……》就是这样：“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诗题是“寒食”，诗句却是“清明”。温庭筠《禁火日》同样如此：“骀荡清明日……春鬓杏花红。”或者将这段时间写作“近清明”。温庭筠《寒食前有怀》：“春寒寂历近清明。”诗题明明是“寒食前”，时间上更靠近寒食，但诗句却是“近清明”。清明节多出现在农历三月，二月次之，四月极少见，因此唐诗中又有“清明二月天”的说法。既然唐人将“寒食”归并到“清明”，且以“清明”作为这段时间的指代，这一现象，显然与“唐人重视寒食节而宋人更重视清明节”的说法不尽吻合。
被化用的杜牧《清明》
一旦“清明”指代以清明为中心的一段时间，“清明时节”的说法就会应运而生，成为晚唐五代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时间概念。除了杜牧《清明》的“清明时节”之外，来鹏、李中、苏癿、魏承班、杨徽之（入宋前）的相关作品都出现了“清明时节”。类似结构则有张籍、司空图、张泌的“时节近清明”、王建的“清明好时节”、韦庄的“时节正是清明”、毛熙震的“杨柳杏花时节”等等。中晚唐特别是晚唐五代宛如一个以“清明时节”“杏花时节”“雨”“杏花”“梨花”（此处不论）为时尚表达的文学季节。温庭筠是小杜牧10岁的诗人和词人，如果说杜牧的多数名作，温庭筠能够读到，应该问题不大。温词《菩萨蛮》其十一，是较早将“清明雨”“杏花”“时节”写入词中的著名作品：“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南唐冯延巳的《蝶恋花》紧随温词之后：“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高度类似杜牧《清明》片段的词作，就是北宋词人宋祁《锦缠道》的下阕：“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薛砺若《宋词通论》说最后三句化用杜牧《清明》的句意。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先有杜牧诗还是先有宋祁词？按杜牧卒年至宋祁生年，大约150年之久，确实相距太远。陈尚君先生称杜牧《清明》是“唐诗中最有名的伪诗”：“这首诗收于南宋中期两种类书：《合璧事类》和《锦绣万花谷》，但都没说是杜牧所作。最早将其作为杜牧的诗，现在能看到的是《分门簒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日本所藏宋刻善本）。从宋末开始，《千家诗》及其他一些诗集都收了此诗，附会给杜牧，又出现在以后各代小学的读本中。”（同前引）徐辰先生则在《杜牧真的写过“清明时节雨纷纷”吗？》的网文中指出，《锦绣万花谷》所收《清明》，题作《杏花村》，无作者，仅说明“出唐诗”。
如果仅仅从文献角度看，《清明》确实来路不明。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观察，就会发现另有传承路径与空间：《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故称《清明》（《杏花村》）为“唐诗”，来路不明并不直接等于或者完全等于其诗不真，而宋祁词又与《清明》诗部分同构，这一点就和宋词常常化用唐诗的创作习惯高度吻合了。宋祁自己就在《鹧鸪天》中多处引入唐诗：“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身无……心有”一联，见于李商隐的《无题二首》。“车如流水马游龙”，化用盛唐苏颋《夜宴安乐公主新宅》的“车如流水马如龙”；又见于南唐李煜的《忆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只是将“马如龙”变为“马游龙”（众多的马队变成了在水里游动的蛟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化用李商隐《无题》的“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由“一万重”变成“几万重”。稍改唐诗之后，再加倍着重表达情绪，正是宋祁这首词的特点。《锦缠道》的“醉醺醺、尚寻芳酒”也是加倍表达的方式。相比之下，杜牧只是急切盼望有一个休憩寄宿之地外加解乏之酒而已。如果否认这是对《清明》诗的化用，将难以解释宋祁《鹧鸪天》词与唐诗的关系。“醉醺醺”之语唐诗多有，杜牧也在《并州道中》说过一次。苏颋诗、义山诗、李煜词，以及杜牧含有“醉醺醺”的诗都是全篇俱在，所以宋祁所见的《清明》，不会仅仅是词中化用的后两句。《清明》诗全篇以“雨纷纷”为基调，一气呵成，远比宋祁词的化用流畅自然，完全不像是好事者将宋祁词纵游兼纵酒的片段扩充而成。
此外，宋祁大史学家的资历也值得重视，他历官龙图阁学士、史馆撰修、知制诰。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是《新唐书》的首要作者，历时十余年，有条件接触和饱览皇家图书馆的全部文献，不排除当年他曾见过杜牧的《清明》原诗而在创作时加以化用的可能。以上论述表明：《清明》并非专咏清明节，《锦绣万花谷》称《清明》为“唐诗”，宋祁词多处化用唐诗包括化用《清明》后二句，“清明时节”的时间概念出现并贯穿于晚唐五代，这些证据均不支持“杜牧《清明》宋诗说”。不仅如此，刘学锴先生在《唐诗选注评鉴》中，举出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昇州所记：“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可证此前已有杜牧沽酒于杏花村之传说，则此诗传为杜牧作在五代时或五代前即已如此。”这个说法在没有出现颠覆性证据之前是可以信从的，因为民间传说只有流传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进入文人著作。如果“杜牧沽酒于杏花村”的传说产生在“五代前”，就与前文讨论“清明时节”这一时间概念的出现时间互为映照并相得益彰了，也和杜牧《寓言》的“杏花时节在江南”、《遣怀》的“落托江南载酒行”、《泊秦淮》的“夜泊秦淮近酒家”、《江南春》的“水村山郭酒旗风”、《闲题》的“借问春风何处好”、《村行》的“蓑唱牧牛儿”等等，若有呼应了。
大数据时代的文献检索优势，可能也会将考察的目光带入认识的死角：以为相关文献已经尽收囊中，相信个人掌握的是全息世界，在这个全息世界里没有被发现的，一定属于伪造。但存世文献仅仅是原生文献的一部分。随着文献主人的离世或其他原因，有的文献不幸灭失，有的藏匿不出，有的分散、游走、变形、寄居在后起文献的丛林之中，有的如韦庄《秦妇吟》、敦煌词等则因某种机遇而重见天日。判定一首诗的时代身份，不仅需要顾及直接引用关系、整体呈现关系，也要重视共生关系、化用关系。以唐诗而言，唐人创作的唐诗多于唐集所收的唐诗，唐集所收的唐诗又多于今人所见的唐诗。原因很简单，不少零散的唐诗和一些唐集失传了。如果仅仅根据传世的文献信息来判定整体原生文献的缺失部分，然后聚焦一点不及其余，有时难免风险太高。那些认为《清明》是宋诗的论述，一概不提宋祁之词和乐史之记，不能不说是“杜牧《清明》宋诗说”的最大遗憾。
（作者：罗漫，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