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晚年，各方势力割据，政局动荡。齐王司马冏召开会议，商讨对外兴兵的政策。
与会的宾客中，有一位名叫王戎的士大夫，此人位列竹林七贤。他建议司马冏急流勇退，交出权柄，退兵回家安享天年。
要知道，自汉魏以来，没有一个退休的王爷能活命。当然，实话归实话，但不能当着众人面说出来，不然要让王爷的脸面无存。
王戎的观点，自然得罪了司马冏，立刻遭到在座谋士的强烈反驳。场面一度十分危险，正当司马冏回过神打算问罪之际，王戎表示需要入厕一趟。
这一上厕所不要紧，王戎大人一个跟头竟然掉进茅坑里了。等众人将王戎从茅坑里捞了出来，他才气喘吁吁地说：失敬失敬，老夫……老夫药发了。
既然是“药发”，众人都表示理解，自然不能怪罪。王戎因此逃过了一劫，当然齐王司马冏最终命丧政敌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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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所说的“药发”是指什么？
实际上，“药发”又被称为“散发”、“石发”，《黄帝内经·素问》所记载：
“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癫，芳草发狂”。
其中引起“发癫”的药物，经历代考证得知，正是大名鼎鼎的五石散所致，它是魏晋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
“五石散”的得名，是因为它的主要原料有石钟乳、白石英、紫石英、石硫磺和赤石脂，属于中药里的“石药”类别（由矿物构成），需要通过研磨、水蒸煮等方法制成。
五石散也叫“寒食散”、“五石汤”，出自东汉名医张仲景。
汉代最初的仲景方，是用来治疗“风疾”（中风、冠心病一类病症）、“伤寒”之类的病，当时主流的医生将其作为一种治病药方，而且是“处方药”。因为这种药异常燥烈，一般人不能轻易去吃。
当时医疗发展，上流士人已经可以通过其他药物有效预防伤寒，人们也已经认识到人之五脏六腑柔弱，金石之性燥烈 ，医生开药，要有轻重缓急，药剂的使用要有先后顺序：
“去三虫，三虫既去，次服草药，好得药力，次服木药，好得力讫，次服石药。”
将石药排在了最后采用的治疗手段。
从现代生物化学的角度来分析，五石散的危害主要是由一些微量元素造成的。
石钟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与石灰石完全相同，几乎没有毒性。
白石英也就是水晶，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几乎不溶于水，也难以被胃酸消化吸收。
紫石英的危害，在于其中掺杂的氟化钙。氟化物摄取过多时，会对骨骼和神经系统造成破坏。
赤石脂含水硅酸铝，长期服用会影响人的消化系统，导致腹胀和便秘。
石硫磺的毒性非同小可，它的主要成分为硫，兼含有少许砷 、硒和碲。
此药除直接溶解于水产生硫酸外 ，尚有少许杂质也可溶于水 。
倘若长期服用，可引起慢性中毒。砷化物的慢性中毒表现是腹泻、肝肿大、疼痛、黄疸。
严重者可发生肝硬化，硒的慢性中毒表现是头 晕、头痛、倦怠无力、口内有金属味、恶心 、呕吐、食欲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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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散的流行天下，有一个宏大的魏晋历史背景，即：政局不安，社会动荡，宦官专权，军阀残暴，国事无望。
当时，士人大多性格偏执，自命清高，遵循一些僵化的传统礼节。
例如，汉末魏初，一个人和他姐夫天生不和，有一回他到姐姐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付饭钱给姐姐。结果姐姐不肯要，他就出门把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这种出了名的案例不胜枚举。官方认为这种僵化的礼法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增加了行政成本。
于是，曹操提倡“通脱”的社会风气。所谓通脱，指的是一切从简、力求随意，放弃部分旧时繁缛的传统。魏晋年代肆意狂放的人文特性便来源于此。
除了通脱，孝文帝曹丕还要求华丽。按照现代的观点来看，“华丽”代表着一种慷慨激昂、浪漫飘逸的艺术气质。
魏晋服用五石散的流行有三样坚实的社会基础：
首先，道教为五石散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道德经》里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虚无缥缈才是人最原初的所在。
正是这种以“无”为实有，以虚无为皈依，以现实为暂住之地的特殊思维，造就了魏晋士子轻尘世的特殊人格。另一方面，这种社会气氛，也增加了社会名流对道教丹药的依赖。
其次，五石散药效发作带来的飘飘欲仙的快感，像极了佛教、道教里的幻境、仙境。
长期生活在战乱之下，遭受穷困冻馁的下层人民，对于那种虚幻的彼岸、仙界有无限的向往，而对那些玄谈的士人来说，将现实世界虚无化，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五石散正配合了这种求仙、超脱的追求。
最后，魏晋上层爱财，求财斗富的人生观盛行四方。
如《晋书·鲁褒传》里，就有对钱的赞扬：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
《钱神论》云：“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
五石散只有富裕的家庭才吃得起，受得住。反过来，吃五石散也就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富贵。
这也导致一些普通人附庸风雅，他们往往会寒衣露宿在街边，假装自己药发了，以至于闹出笑话。
如《太平广记》里记载了一个北魏的老百姓，发烧了躺在大街上声称“石发”，众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昨天买了米，里面有石子，吃了今天就发作了。
这个故事虽然是个笑话，但讽刺的附庸风雅之风，确实存在。
为何服散者尽是权贵阶层呢？因为五石散配方昂贵，其所需配合的身体调理过于苛刻，穷人不具备这种条件，假如吃了下去，容易毒发身亡。即便没被毒死，对身体也是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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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散的配方基本固定，但中医往往会根据服用者的需求，灵活调整配比剂量。
后人还向里面添加礜（yu四声）石，即今天的砷黄铁矿（FeAsS），又名毒砂。砷有一定壮阳作用，相当于在石硫磺含砷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砷，强化了五石散的功用。
这种加了礜石的五石散，效用更加明显，但是吃它的人，如果食用不当，更容易慢性中毒甚至死亡。
因为砷化物的毒性能够麻痹毛细血管，造成心、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害，所以服用需要非常谨慎。
何晏是第一个将五石散当保健药吃的人。他是东汉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是曹操的干儿子，又迎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
曹爽当权期间，官拜尚书，封列侯。何晏本人也很有才学，是著名的玄学家。何晏地位显赫，才学出众，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非常具有影响力。
他脸色白皙，自恋成癖，粉饼不离手，随手补妆。身为驸马，但是四处搞女人。由于女色众多，他就要想方法应付，于是服用五石散，立刻精力旺盛。
魏晋年间医学家皇甫谧评价：“何晏贪恋女色，开始服用五石散，马上体力转强。一下子轰动京城，大家争相服用。多年的烦恼一下子解决了。”
可见何晏的五石散，其“伟哥”功效非常显著。
之所以如此，原因就是何晏服用的是强化改良过的五石散。据鲁迅考证，何晏是将仲景方和后来的侯氏黑散合二为一，里面加入了礜石。
由于五石散的正面功效，何晏容貌更加美丽，且平日里又注意修饰打扮，其姿仪非常惹人关注，人称“傅粉何郎”。
《世说新语》记载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曹叡恐其有诈，怀疑他在脸上搽了粉，故意找个夏天请他吃热汤面。
何晏吃完汤面大汗淋漓，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汗水。何晏不仅没有露出曹叡期盼的蜡黄脸色，皮肤反而更显白皙。
魏尚书何晏对五石散的推崇和新应用，相当于为五石散的美容、春药功效，做了活广告，于是何晏版五石散大行于世。
《世说新语》中有很多故事提及某某在外行散。如“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太傅绕东府城行散”，这里面说的行散就是吃了五石散后在外面暴走。
五石散性热，必须散步，出些汗让药力外透，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一般没有问题的人吃多了忍受不了五石散的烧灼，不但皮肤红热，异常敏感，还常会长出疮疡肿毒，皮肉溃烂，五脏烧灼。
所以吃了五石散的人，就算冬天打着赤膊吃着冰块也不会觉得冷。
东晋大将桓温不喜欢穿新衣服，就是因为服了五石散后皮肤敏感燥热，禁不住质地较硬的新衣服摩擦。
西晋著名医学家、针灸学鼻祖皇甫谧在《论寒食散方》中提到，“石发”所包含的病症，如头疼、目眩、腹胀、呕吐、耳鸣、全身流肿、心脏刺痛、昏厥等症状。
但他本人四十多岁时患了“风痹”（中风一类症状），病情持续加重，皇甫谧自己不得不服用五石散治疗。
作为仲景方的五石散，对治疗中风（风疾）有特效，但需要指出的是，必须控制好剂量服用，且“终症即止”。
皇甫谧选择食用五石散，治疗半身不遂，右脚麻木的症状本是基于病理的对症下药，但是长期服用，最终造成了很大的副作用。
据他在《解散病诸候》中记录，石发时的症状有：
“喝酒也不能解除痛苦，吃东西不消化，忽冷忽热，不用水洗感觉热，洗了感觉冷，病重了持续几十天，病轻了也得好几天，白天黑夜都难受得睡不着……一吃东西就流鼻涕，难受得想死……”
皇甫谧长期服药，最后他自己的症状和自己医书中的描述非常一致：
“服用寒食散，量没有控制好，遭遇荼毒，到现在七年了。隆冬光着背吃冰，夏天烦闷，咳嗽，忽冷忽热，身上浮气流肿，四肢酸重。”
由于风疾和长期服用五石散对身体造成了损害，皇甫谧最终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征召拉拢。
医生自己服用五石散治疗，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拿五石散当保健药或春药服用的士林名士呢？其毒副作用自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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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世家多信奉天师道，琅琊王氏也是如此，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
王氏家族常吃五石散，其毒副作用长期积累，也就屡见于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书信之中：
“我到现在，眼睛不能看字。”（服散后导致目眩）
“我心脏难受，吃不下饭，好几天如此。”
“昨天感到不舒服，胸中小闷，干呕变厉害，吃不下饭，情况严重没法吃药，很担心。浑身无力。”
“我没有一天感觉过得好，衰老的病状已经来了，夏天吃不下东西，而还有事情要做，很糟糕。”
这些症状都是长期服食五石散后“石发”的表现。
王羲之的姐姐服用后对送她膏药的人说：“服足下五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让人精力旺盛。
大家对五石散催情壮阳的功效都心知肚明，秘而不宣，自然欲罢不能。
但是很显然，五石散的这些功用，很像如今的鸦片。和他的父亲一样，王献之也吃五石散，而且他也很清楚礜石有毒性，但是还是在服用。
1965年，南京的王丹虎（王羲之堂妹）墓出土了二百粒硫化汞（HgS）丹药，从出土文物也印证了王羲之家族确实有大量服用丹药、五石散的行为。
他们服用五石散，还配服了其他药物，如丹砂（硫化汞）、礜石（砷硫化铁）等药物，以增强效果。
王羲之为什么喜欢鹅呢，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士族普遍喜欢养鹅、吃鹅。
因为鹅肉可以解除服食五石散等丹药的毒副作用，其功效在《本草纲目》等医书中都有记载。
经常吃鹅，可以预防丹毒。后世说鹅象征高洁不屈、志向远大等，反倒将王羲之喜欢鹅，当成了某种雅趣，是一种附会。其实只是王羲之五石散吃多了，需要吃鹅解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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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五石散，需要大量饮热酒帮助挥发药性、穿柔软的旧衣服、快走行散，一旦服用不当，造成“石发”也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怪诞行为，类似长期吸毒后，瘾性大发。
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余嘉锡在《寒食散考》中说，其“*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
历史上，第一位因为服用五石散毙命的皇帝是晋哀帝司马丕。公元361年，晋穆帝司马聃驾崩，褚太后（崇德太后）以司马丕为皇室正统为由扶立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据《晋书》记载，司马丕平常就喜欢黄老之术，不吃五谷，专吃长生药，服食过多，于是中了毒，不能治理国政，崇德太后不得不再次上朝摄政。
《资治通鉴》记载司马丕：“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断谷就是不吃五谷修炼长生，饵药即是服食五石散之类的丹药帮助“养生”）
侍中高崧劝谏说：“这不是帝王应该*事。如果这样，陛下实在就像出现日食月食一样犯了过失！”
但是司马丕不听。结果，到了兴宁三年（365年），时年二十五岁司马丕就早早去世。
无独有偶，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珪，本来有着出色的武功和政治韬略，为鲜卑族拓跋部奠定了基业。
拓跋珪征战四方，扫除其他部落，使魏国逐渐强大。但在拓跋珪步入三十岁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魏书上记载，拓跋珪在天赐六年夏天（406年），忽然变得：
心中不安，有时几天不吃饭，有时彻夜不眠。整日整夜一个人不停地自言自语，如同身旁有鬼神和他在交谈。每当大臣们上前奏事，他便回想起奏事者旧日的过失而将其*掉。
上朝奏事的人，如果神色稍变失去常态，或呼吸不匀，或行走时步履慌张异常，或言辞错乱，拓跋珪都认为是心中有鬼、居心不良，而将他们亲手击毙，以至于被*的人尸体都陈放在天安殿前。
拓跋珪的举止异常，让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惊恐忧惧，文武百官苟且偷安，敷衍塞责，对朝政不管不问，结果造成了各级官僚懒于政务，朝政大乱。
官员以权谋私盘剥百姓，盗贼公然横行，大街小巷人迹稀少。
关于拓跋珪的精神失常，史书上清楚地记载是：“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
就是说，原来为他调理的太医阴羌死了，拓跋珪服用五石散的剂量从此无法控制，副作用无法削弱，结果就造成了精神失常。
结合拓跋珪所处年代，拓跋珪很可能是长期过量服用了五石散，最后集中爆发。
拓跋珪前半生从部落走向中原，逐渐抛弃农耕文明，实现汉化，其中征战的激烈，可想而知。
为了保持旺盛的经历，服用弹药散剂，自不在话下。
拓跋珪在原来的“保健医生”死后，无法掌握好五石散的服用剂量，又没有节制饮酒，又因为忙于政务，没有时间及时行散，最终毒副作用发作，造成了精神失常。
他的喜怒无常与疯狂举动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终于酿成了被次子拓跋绍刺*、拓跋绍又被大哥拓跋嗣*死的家庭惨剧。一代英主拓跋珪，终年只有三十六岁。
帝王犹且如此“嗑药”，士大夫更是纷纷跟风。东晋名士嵇康自然不能免服。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到他“性复多虱，把搔不已”，嵇康头面多痒，正是服用五石散的症状。
嵇康长期服用五石散，必须大量饮酒发散药物的副作用，这也是嵇康好酒的原因。
另一位七贤名士刘伶，常常纵情饮酒，任性放诞，有时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待在屋中。
有人看到后讥笑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房子，把房屋当裤子，诸位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
刘伶脱衣服，很可能就是在石发后的怪诞。其大量饮酒，村口裸奔，嗜酒如命，便是佐证。
很多迹象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石散迎合了贵族士大夫享乐纵欲的需要。
西晋石崇蓄女乐婢妾几千人。晋惠帝元康中，上层贵族间公开玩弄婢妾，贵族之间开派对，散发裸身，群交滥交，饮酒作乐。
这种奢靡淫逸，追求个人享乐的风气，固然有社会政治颓废的原因，五石散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
可见从皇帝到士大夫，甚至民间老百姓，这种争相服用五石散的行为，成为了一种世风。当然，这些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何晏最后由于五石散副作用，变得“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搞木，谓之鬼幽。”从一个美男子，变成了一个“活见鬼”。
魏晋著名地理学家裴秀：“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结果48岁就死了。
但是这些案例都没能阻止魏晋南北朝对五石散的迷信追逐，服散的人依然趋之若鹜，一直到唐朝以后，五石散的荼毒才逐渐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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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散本身的怪异属性，使后代医家对它进行了重新的考量。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呼吁“宁食野葛，不服五石。”临死之时，还嘱托弟子，烧掉五石散的方子，不能留存。
野葛是一种剧毒的药物，而相比之下，五石散的毒性有过之无不及，足以印证其危害性。
但即便魏晋已有那么多服用五石散致死、致残的负面案例，为什么当时的人没有放弃服用，反而趋之若鹜？
一切还得说回魏晋特殊的社会环境。
从东汉末年到隋朝之间，社会混乱，政局黑暗，士大夫忍受高压，无志可立，无理想可以实现，只能以狂傲不训、放浪形骸，乃至离奇的举动抒发心中抑郁。
后世读起《世说新语》和当时史书，仿佛有种“垮掉”之感。
忠孝名节成为了虚伪的套路，社会不安定，新的伦理秩序无法建立，是黄老思想盛行，加之佛教的影响——
“悲人生之短促，叹功业之未成”只剩下人生苦短的前半句，玄学清谈，纵欲放荡，变成了多名士的追求。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均热衷于谈佛论道，不问世事。
一方面，宗教成为了虚无的寄托，成为玄谈的出处。
另一方面，文人感叹人生苦短，遂恣情纵欲。
信道所致的求仙，信佛所致的奢靡，都在贵族、士林中滋生繁衍。
五石散作为一种时代的催化剂，恰好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它既可以帮助修仙长寿，药发后又能给人带来“极乐世界”般的快感，就连生于佛教净土的东晋名僧慧远，也因服散丧命。
五石散串联起了纵酒、放荡、淫乐的种种生活细节，给人带来超自然的生命体验。
现代人将处于乱世中的人类分为三类动物：
躲在一旁待宰的绵羊、把头插在沙土中假装视而不见的鸵鸟、只有几秒钟记忆的金鱼。
无论属于哪一种，五石散都是难得的忘忧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