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是中国戏曲的剧种之一，发源于元末明初的苏州府昆山县，起初流行于江南一带，而后风靡全国；盛清时，上至宫廷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皆热爱昆曲。有俗谚云：“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3]即反映当时昆曲广为普及且深入人心的程度。
昆曲以曲唱为中心，唱念使用之语音为“中州韵”，主要以曲笛、鼓、板等乐器伴奏，风格缠绵婉转，如石磨中的流水一般细腻，故又有“水磨腔”之雅称。其舞台演出形式亦称“昆剧”，因表演手段丰富、身段具备高度舞蹈性，与唱腔、曲词扣合得严丝合缝，形成精致的艺术规范，影响所有后出之地方剧种，故素有“百戏之母”之美誉。
杂剧兴起于金朝和元朝时的中国北方地区，而南戏则源于建炎南渡时期前后的南方地区。明太祖洪武年间，杂剧与南戏交流融会，形成传奇体裁，即为昆曲剧本的主要来源。
元末，南戏演出流传至昆山地区，与当地民间曲调相结合，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声腔，并在音乐家顾坚推动下而有长足发展，顾坚因此被誉为昆曲之创始人。
明太祖朱元璋曾留意到昆曲的盛行，可见当时昆曲已有一定之发展规模。正德、嘉靖年间，清曲唱家魏良辅继承古来“以文化乐”的传统，改良昆山腔，采用中州韵，依字行腔，“调用水磨，拍捱冷板”，使昆腔发挥其细腻婉转的特色，因之有“水磨调”、“水磨腔”之称。而后以昆腔演唱的《玉玦记》、《鸣凤记》、《浣纱记》等传奇新作问世，昆腔始风行大江南北，成为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之一。
昆曲脚色以生、旦、净、末、丑、外、贴七个家门为基础，其中又有更细腻之划分：“生”又分为巾生、官生、穷生、雉尾生；“旦”分有正旦、刺*旦（四旦）、闺门旦（五旦）、贴旦（六旦）、老旦、武旦等；净和丑分有大面、白面、二面、小面等。而后七“家门”又细分为“江湖十二脚色”，意指具备此十二个家门之演员，即可成立戏班闯荡江湖了。清嘉庆、道光年间，昆曲脚色行当又发展为更加丰富的“二十家门”。
昆曲在江南定型之后，不断蕃衍发展，在明万历初传入北京。昆曲在当时被尊为“官腔”，从万历钞本《钵中莲》中可看到，凡剧中之神佛及“正面人物”俱唱昆曲，而一些妖鬼、奸邪与被丑化的角色，则唱地方小调。足见昆曲很早就被认作是“正统”、“严肃”的声腔了。康熙中叶以后，《长生殿》、《桃花扇》两部传奇名著写成并盛演于京师，在制曲和念白方面严守中原音韵，采用了北京官话，俗语，音乐上大量使用了北曲并溶入了弋腔的成分，极大地适应了北京听众，对昆曲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推动了北京昆剧的一个高潮。
明嘉靖至清乾隆之间二百多年乃昆曲全盛时期，其舞台艺术于此时发展成熟。乾隆时期昆曲家叶堂的“叶派唱口”影响尤其深远。此后花部兴起，以昆曲为代表的雅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由高朗亭率领的三庆徽班入京后，接踵而至者有四喜、和春、春台，以及启秀、霓翠各班，这些戏班都兼演昆曲。入京不久，启、霓报散，二班中专唱昆曲者皆入四喜，其它归入三庆班。当时“四大徽班”中四喜以演昆曲著称。此外，京钱一带班社中专演昆曲艺人尚多，而程长庚独以《回头岸》及《钗611记》之大审称最，后期孙菊仙之李若水即得程之真传。光绪十年以来，程长庚、杨鸣玉、梅巧玲、朱莲芬诸人相继萎谢，此后昆曲虽有王楞仙、陈德霖等著称，实际已成强弩之末。
然而薪尽火传，民间曲社唱曲活动绵延不绝，成为保存曲唱传统的主力。昆曲教学讲究“口传心授”，民国时期成立的昆剧传习所的“传”字辈学员尚可演出四百多出折子戏。吴梅还曾把昆曲带入大学，使其成为正式科目。但由于战乱和政局动荡，艺随人亡，今日传统剧目的数量急剧减少，保存与传承成为当务之急。
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根据传奇《双熊梦》改编《十五贯》登台，*观赏演出后发言：“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抢救昆曲的文化活动。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