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神宗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改革，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即有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不过历经一年即告失败，两次变革，试图解决的其实都是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新朝立国政策的制定，首要就是吸取前朝覆灭的教训，从唐末到五代，由于藩镇割据，武将掌权，而造成政权频繁更迭，北宋立国后，便将全部行政权、财权、军权收归中央，并采用“一职多官”的办法来分化事权，比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其权力，另增设“参知政事”；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别统领禁军，为防止三司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再加上为了笼络官员，采用“推恩荫补”，即在科举之外，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亲属及其门客，承恩入仕为官，享受俸禄。
宋代官员分为官和吏，由少量的官员和大量的吏员组成，按比例推算，宋仁宗时期吏员约有40万。而宋仁宗时期的人口不过大约是5000万或6000万，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且行政效率低下。
在军事方面，北宋为了加强集权，采用“募兵制”，实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策略，为了应对农民起义和对外战争，至宋仁宗庆历年间禁军就从宋太祖时的20多万增加到120多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且全国的精兵几乎都集中在汴梁，导致边境空虚。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 戍守边疆，条件恶劣地区的军兵，以半年为期轮换，但将领不随之调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虽然防止将领专权，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且数目庞大的军人不事生产，全靠国家的军费养活，这使得国家财政恶化。
除了冗兵、冗官，再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支出逐年增加，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收入15,085万余（包括钱、金银、绢布、谷米、草料等物资的总和），支出12,677万余，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全国收入12,625万余，“而所出无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财政已出现赤字。当年，全国收入11,613万余，支出12,034万余，国家财政从堪堪够用，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
财政的窘迫使北宋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以每年夏秋两季征收，以每户实有田亩和资产为标准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民变和兵变此起彼伏。
行政效率的低下加上军队的羸弱，使得对外作战时又处于不利地位，整个宋朝都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态势之中，只有靠输送岁币来维持和平。
沉重的内外部压力，使得皇室和有责任心的士大夫一致认为，国家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由于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重点在减少政府支出，触及到士大夫利益和统制基础，所以短短一年便遭废止，大多数根本没有执行，所以王安石提出的“积极开源，而不是消极节流“的主张，吸引了宋神宗。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
神宗于1067年皇帝即位，最初以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调任为“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宰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任“同平章事”（即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宋神宗的年号）。1074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汴梁再任宰相。一年九个月之后，终被罢免，神宗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1085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不到九岁，他未成年时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之后，不仅又一次重用改革派，并且夺了司马光谥号，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祜党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1100年赵煦去世，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赵佶接替，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了五国城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要不是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份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
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为“元祜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３０９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等到了南宋时，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又开始将王安石重新批判。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涉及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从颁布新法到北宋灭亡，一直在废立之间反反复复，究其原由，主要是王安石变法通过财税调剂，使得国库充盈，解决了一部分财政难题，但由于变法使得除了国库充盈外，所有阶层皆利益受损，导致国家基础不稳，而这两个方面又难以平衡，所以变法一直反反复复，到了南宋，北宋政府存在的问题依旧如此，最终导致了南宋的灭亡。
中国古代非常崇尚中庸之道，但立国之初的政策往往非常极端，且没有灵活性，这些政策在立国之初，为国家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成为巨大的负担，而后续者害怕动摇统制基础，便想另辟蹊径，实际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带来更大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