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刚
明代之前岭南区域相较于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因自知其不足，所以造就了岭南先民谦卑的心态，他们向中原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闽台文化及海外文化学习，集萃其精华以为我所用，展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到了明中后期，岭南区域以广东为代表，逐渐跟上了时代的进步。至清代，广东已逐渐跻身前列。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广东不仅在经济上向外辐射，而且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上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后进之所以变先进，岭南先民在历史实践中所生成的创新精神功不可没。梳理岭南文化创造主体即岭南族群的发展史，进而探求岭南文化创新精神生成的历史条件，可以为新时代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岭南地区的土著先民古越人是开创岭南文化的“土味”源头
吕思勉说“自江以南则曰越”，大概至西周广东一带先民方被称为“越人”。曾大兴在《岭南文化的真相》中说古越先民“筒裙，椎髻徒跣，着贯头衣，住干栏建筑，行悬棺葬，流行铜鼓”，至今他们已发展为壮、瑶、黎族和疍家等少数民族或族群。1958年广东考古发现了“马坝人”，1978年发现了肇庆市封开垌中岩人，这两类古越人大概活动于旧石器时代中期。2014年在云浮市郁南县、罗定市境内发现了60多处旧石器遗址，其人类活动轨迹最早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大约与“北京人”同期。
概言之，现有的考古发现及通行文献揭示出广东自旧石器时代就已有智人生存，新的考古成果在不断丰富这一区域古老先民生存进化的历史。岭南原生性文化为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养分，是岭南文化中“土味”的最初源头，它们蕴含在岭南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中，世代相传至今。
中原汉族经过六次南迁所形成的三个主要民系是创造岭南新文化的主力军
岭南文化创造的主体还有中原汉族经过六次南迁所形成的三个主要民系，即以广州方言为标准音的广府民系、以汕头方言为标准音的潮汕民系、以梅县方言为标准音的客家民系，他们是创造岭南新文化的主力军。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以屠睢、赵佗为大将，南取百越之地，大约有10万至12万戍边的中原军民迁居至岭南。如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言：“秦徒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自此后，凡遇中原地区战乱动荡，北方居民为避祸安居，多有南迁之举。概因岭南地处偏远，战争较少，相对和平，遂成迁居的首选之地。西晋至隋唐期间、唐中叶、唐末至五代十国、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明中叶至清初，在这些重要的时代转折点上，北客南迁，他们举族而来，筚路蓝缕，至岭南后多聚族而居，在与岭南土著居民相互磨合后，吸收了岭南文化的土味，创新了生存方式，也创造了岭南新文化。
岭南文化的进阶式发展与士大夫群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密切相关
谪宦、流寓、仕宦于岭南的士大夫群体极大提升了岭南文化的高度，增加了岭南文化的历史厚重。可以说岭南文化的进阶式发展与这一群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密切相关。依《广东通志·谪宦录》，从东汉至明代概有271人被贬谪到岭南。以唐朝为例，唐将大量的谪贬官员派往岭南，粗略统计，至少有127人。因为避乱或游历，入粤客居、流寓于岭南的名人亦不少，如宋代的大儒张栻、朱熹等。他们办学开讲，传道授业，门人弟子众多，对中原文化入粤有积极意义。例如虞翻在南海、韩愈在潮州、刘禹锡在连州、苏轼在惠州都曾讲学不倦，极大振奋了当地文风。
概言之，贬谪官员虽有官场失意的沮丧颓唐，但岭南的温暖气候、朴质民风，往往抚慰出旷达超逸的精神气象，让其生出“不辞常做岭南人”的归属感。他们的后裔因而也多有在岭南定居者，承传至今。概至唐玄宗年间，广东开始出现进士，至晚唐宣宗时出现了首位状元，这反映出岭南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已有长足进步，岭南整体文化涵养在厚积中勃发。
往来岭南的海内外经商群体开启了岭南文化的世界性视野
秦设南海郡，首府为番禺。这使在此前就已存在的岭南与中原地区的商贸活动更加频繁。至汉武帝时，番禺成为当时九大商都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言“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广东“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者多取富。番禺，其一都会也”。广州对外贸易活跃，外国商品丰富，“广州之货，天下未必有；而天下之货，广州尽有之”，海内外大商巨贾因而来粤贸易。明初孙蕡说“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清初屈大均亦言“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往来广东的商贾，特别是来自海外的洋商为广东带来了多元文化影响，极大开拓了岭南文化的视野，为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世界性资源。
从岭南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启示
综上所述，岭南文化的历史进程是岭南文化的土味文化与中原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闽台文化等相激荡，与西洋、南洋及近代西方文化的因子相和合的进程。岭南土著居民，中原汉族经过六次南迁所形成的三大民系，谪宦、流寓、仕宦于岭南的士大夫群体，往来岭南的海内外商贸群体，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的创造主体。他们塑造了岭南文化不拘一格、贯通南北、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创新精神，赋予了岭南文化务实、兼容、多元等集萃文化和移民文化特征，体现出重利轻仕、自立自强意识。因此，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有效激励“新岭南人”融入岭南文化传统，贡献创新智慧，是创新岭南文化的时代要求。“岭南人”作为岭南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一个不断嬗变的文化学概念。这一创造主体的外延在当代岭南文化创新中仍在不断扩充。以古鉴今，凡来此栖居者应皆可称之为新时代的岭南人。而吸引更多海内外高质量人才来粤，可以为岭南文化创新发展带来新活力。
其次，开放心态是当代岭南人创新岭南文化的精神内涵。集萃主义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特征，其深层思想因素是历代岭南人内化而来的开放心理。历代岭南先民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社会革新，融多元文明于一体，塑造出丰富多彩的岭南文化传统。
最后，如何从岭南文化的角度讲述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是当代岭南文化发展的使命担当。在中华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岭南文化曾是中华文化开眼看世界最为主要的窗口，是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桥头堡。承此传统，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岭南文化的“双创”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良田，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提供新的滋养。
作者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