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土楼的来历与作用,福建土楼文化价值

题记：本篇文章摘录于我的博士论文，论文成稿于2008年。本篇是要解决福建土楼的形成成因和发展历程，跳出土楼是客家人或者闽南人“发明”的窠臼，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角度阐述土楼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没有烟草经济的支撑，就没有土楼。

永定土楼闻名于世，是永定重要的人文景观。在永定境内，大大小小的土楼据统计有2.3万多座。许多人慕名前来，对这伟大的奇观叹为观止。在欣赏永定土楼这个天工巧物之余，人们不仅要好奇的问，为什么永定会产生土楼这样的建筑？其文化形态来源于何处？它的文化意义又是什么？

有关土楼如何起源形成，学术界有热烈的讨论，但少有正式的文章表述。概括各方观点可分为两个流派，即“闽南说”和“客家说”或者是“漳州说”和“龙岩说”。这两个流派以族群和地域为界限，对土楼的起源提出了有利于自己学说的证据和观点。

“闽南说”的代表人物以黄汉民先生为代表。黄汉民认为：

从当今有关历史文献中，漳州的文献资料有明确的有关土楼的资料记载……以上是中国史籍中“土楼”一词最早的记载。因此单从文献记载来看，可以断定漳州地区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土楼，而永定县客家土楼的出现至今找不到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再来看看圆形土楼。初步的调查表明，福建现有圆楼1100多幢，其中闽南人的圆楼的数量要比客家人的圆楼多。而且其平面形式也不同:闽南圆楼多单元式，客家圆楼多通廊式，这也成为区分两大民系的重要实物例证。……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明确的纪年都使人有理由推断，漳州东部闽南人圆楼的出现比西部的南靖、平和、永定交界地带客家人的圆楼要早，而客家人的原住地赣南及客家人入闽最早的定居地宁化县，几乎不见圆楼的遗迹，因此可推断圆楼的根在漳州。……闽南人至今仍把圆楼称为“圆寨”，而把方楼称为“四角楼”或“四方楼”，而不叫“四方寨”，一字之差可见其渊源关系。在漳州各县至今还可以找到很多用“寨”作为地名的村子。……另一方面，从圆楼强烈的地域性也可以得到印证，大量客家人聚居的江西、广东省，只有极个别的圆楼，因此我们更可以肯定地说圆楼的根不在江西、广东，而是在福建的漳州。

黄汉民先生的论述包括了三点：1、漳州文献中有关土楼的文献中土楼的名词出现的比永定早；2、漳州圆楼比闽西多且早，而闽西客家地区及赣南客家地区没有土楼；3，闽南地区把圆楼叫做寨，寨是漳州历史文化的产物。

曾五岳先生也是“闽南说”的支持者，他认为：

漳州人天生喜爱圆形。近郊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遗址采集的“凹缺刮”石器表明，早在4—8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存。从远古时代的岩画来看，漳州的远古先民十分喜欢圆形，把圆形当作天体、生殖之神来崇拜。 ……这体现了先民的生殖崇拜，将圆穴视为孕育生命的母体标志。……寓意生命的女性生殖器在先民心目中便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所以漳州先民对圆形符号既敬畏又迷恋。土楼是明代九龙江下游及比邻地区的漳州人在抗击倭寇的血雨腥风中创造出来的，它最早出现的时间应是明嘉靖年间。[1]

“客家说”以吴福文、胡大新[2]先生为代表。胡大新认为土楼是客家人在南迁后发展出来的一种建筑，经历了一个从堡寨到民居的演化过程：

（客家人）从公元4世纪初(西晋末年)开始，曾有五次较大规模的南迁，至公元10世纪(宋代)在闽、粤、赣边区形成客家民系，土楼渐渐成为其繁衍生息的主要居所。作为客家文化的一种载体，永定客家土楼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近千年以前，而且经久不衰，延续至今。……永定客家土楼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建筑艺术、建筑风格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和内涵。当地的夯土建筑产生于10世纪(唐末宋初)以前，13担丝(元代)以后已相当普遍，14世纪(明代)以后进入成熟期。[3]

胡大新认为土楼是客家人对中原建筑形态的继承发展，除此以外还有永定客观环境所存在的原因：

除了继承中原传统建筑文化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聚族而居的需要;第二，安全需要，永定“八山一水一分田”，野兽出没频繁，明清两代，匪寇不绝，危害极大，所以，客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建造高大厚实的土楼作为安身之处。有些偏僻的、较小的自然村，全村只有一座土楼。第三，人口稀少。由于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加之疫病流行、自然灾害等因素，致使外迁者甚多，人口增长缓慢。至明成化八年(1482年)，全县人口仅1.222万人，清道光九年(1829年)8.5499万人。现存永定夯土楼房二万余座，其中清末以前的约占1/3，即六七千座，分布在全县2000多个大大小小的自然村。根据当时的人口数和每座土楼可居住的人数，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当时的永定人全都居住在土楼之内，土楼之内的成员都是客家人。[4]

在对以上观点进行评述以前，我们必须厘清三个概念：

1、什么是土楼。在这点上我基本赞成黄汉民先生的观点：福建土楼这个概念约定俗成，已经有它特指的形式和特定的意义，福建土楼是特指分布在闽西和闽南山区那种适应大家族聚居、具有突出防卫功能，并且采用夯土墙和木梁柱共同承重的多层的巨型居住建筑。[5]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土楼由夯土建成的巨型建筑，位于闽西和闽南山区交界的地带。如果按照这个概念，位于沿海地带的明代军事建筑就被排除在范围之外。事实上位于闽南沿海的许多明代出于军事防卫需要的堡垒建筑无论风格上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和闽客交界地带的夯土巨型建筑有很大的不同，如漳浦完壁楼。

2、土楼这个名词是一个新近词汇。检索1980年代以前的一些资料，如建国后中国建筑研究室在1957年的调查报告《福建永定的客家建筑》等，均未发现对永定的建筑描述中有土楼一词。永定民间早期一般称为围楼或者围寨。土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产生的名词，并伴随着永定土楼的推广而流传开来。[6]

3、圆楼并不是土楼的主要形态建筑，圆楼在现已发现的夯土大型建筑中比例很小，且年代较为晚期。以永定为例，圆形土楼主要集中在金丰溪以南的古竹、湖坑、下洋等几个乡镇。在永定金丰溪以北，罕见圆形的土楼建筑，例如在永定抚市33座土楼中，没有一座圆形土楼。换而言之，方楼是土楼的常见形态，圆楼不具一般性讨论意义。圆楼给外界造成强烈的印象，和这些年旅游、媒体推广有关。方楼比圆楼的年代早，这点黄汉民先生也是赞同的。[7]

在这三个概念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传统的一些土楼研究的观点进行探讨。黄汉民先生认为“闽南说”重要的支撑是明代漳州文献中有关记载中有出现土楼的记载：

明万历癸酉(1573年)《漳州府志·兵防志》云:“嘉靖四十年以来，各处盗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等地尤多。”同时，列出官方的统计数字。崇祯《海澄县志》记载了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进士黄文豪《咏土楼》一词，对土楼的防卫功能有极生动的描述。以上是中国史籍中“土楼”一词最早的记载。因此单从文献记载来看，可以断定漳州地区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土楼，而永定县客家土楼的出现至今找不到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8]

但是仅仅凭这条文献中有关土楼的记载不足以推断文献中记载的土楼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研究的土楼。正如上文所言土楼是新近的一个名词，很难推究文献中记载的土楼是否即为今天所指称的土楼。南方地区大多都是夯土建筑，人们在进行军事防御时候所驻守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土城、土楼、土围。黄汉民先生说永定尚未有文献记录，但笔者翻阅乾隆《永定县志》发现了土围的记载。明代万历二年，浙江人何守成任永定县令，曾作一文记录永定民风彪悍，抗拒政府纳粮，文中写道：

永定开设虽近百年，狡诈尚如昔日。官兹土者，钱粮任其逋负，善良任其欺凌，和光同尘，则众口交颂。一或急于催征，摘其奸伏，则群议腾沸。是以前官率宽缓因循，纵歌饮酒，讲学赋诗，钱粮付之不知，凶顽置之不问，以求结民之欢而已。十余年来，京折拖欠者数千两，豪恶横行者数十辈。积以成风，长此安穷？今现奉条鞭事例，新粮征收逐一完解，带征旧粮复欲催攒。以数年宽纵之余，一旦尽责其完纳几何，其不致怨谤哉？且一邑之内，豪宗大姓，多聚族数千家；本县催征公差勾摄，辄闭土围而高坐。[9]

永定豪族在面对政府官差的时候，关起大门来在土围里对抗，那么说明明代的永定人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时候，也是依靠土围建筑进行抵御的。黄汉民先生说“寨”是漳州本地的特色，闽南人把圆楼叫做圆寨，其实在永定及闽西客家地区也是这样称谓。笔者家乡所在自然村龙岩武平县岩前镇伏虎村澎塘寨，就是依一个大池塘而建的土寨。在澎塘寨周围有斗笠寨、黄泥寨等许多以“寨”命名的自然村。黄汉民先生拿漳州一个地级市和一个大客家地区作比较，认为在江西、广东客家没有出现土楼，因此土楼之根在漳州，这种比较是不合适的。土楼只大量出现在闽客交界地区，无论是闽南还是客家的腹地都没有大规模土楼。处于漳州地区的土楼，其居住者大多为客家人。笔者曾在漳州诏安县做过田野调查，诏安几个纯客家乡镇，都能找到土楼建筑，而闽南人的乡镇，都尚未发现土楼的影踪。以诏安的例子来看，土楼是诏安客家人的一个符号。

胡大新先生的观点，基本上对永定客家土楼的形成做出了一个客观解释。但是胡大新的观点不足在于过分强调客家人南迁带来的居住文化和建造艺术及居住山区的地理环境这两个因素，这就导致胡大新的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居住在山区的其它地区的客家人没有建造大规模的土楼。

过分强调地域（行政区域）和族群的因素，就会往往会将思考陷入土楼的发生学研究，而忽视了土楼的发展过程，甚至用土楼的发生来取代土楼的发展过程。族群的边界和行政区域的边界是不重合的，例如历史上闽西的文化边界包括了现在漳州南靖、平和等地区。永定客家人和南靖书洋乡的客家人的文化亲近度，也许远大于永定客家人和其它区域客家的人，但是行政区域的划分把他们似乎决然分开，似乎还对立起来。如果我们能详究土楼的发展过程，在回头看土楼的发生起源的探讨，也许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文化的发生形成有多重因素，每个因素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但无论何种因素，经济因素永远是第一因素。在闽西客家的其它地区，并非没有土楼，笔者在武平十方镇就发现了一座叫笠妈寨的土楼，武平象洞乡横岗村也有大型的土楼，笔者的老家祖屋澎塘寨也是一座土围建筑。武平是闽西历史上有名的盗匪患乱的地方，从功能上说更需要土楼这样的大型防御建筑。为何武平没有出现大规模土楼呢，经济因素是我们首先思考的方向。正如石奕龙先生所说的：

不过，这（笔者注：战乱和匪盗）并非促成溪谷山区多建筑土围楼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导致溪谷山区中土围楼建筑的兴起似乎与富商夸富更有关系。[10]

石奕龙先生的观点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从经济要素上分析永定土楼形成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向。总之，我们一定要寻找到永定和其它地区与众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才能解释为什么永定及其周围地区会有大规模的土楼建筑。在对土楼进行分析前，让我们首先了解的永定土楼的的分布特点：

永定土楼遍布全县乡村。永定土楼，笔者分为三大类型，圆形土楼，方形土楼，五凤楼。但就土楼的类型分布而言，却又存在明显的地域上的差异。永定河流域的土楼以方形为主，五凤楼次之，圆形最少。金丰溪流域的土楼方圆错杂，圆形土楼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内；五凤楼则分布在永定河流域的高陂、坎市、抚市、胡雷、凤城等乡镇。这种分布状况，与社会治安、经济状况以及地理条件、自然环境有关。[11]需要说明的是，圆形土楼集中的金丰溪流域，在当地土楼建筑中占的比例也不算高。以圆楼最多的下洋镇和湖坑乡为例，两乡镇的土楼分别有617座和980座，其中圆楼分别有45座和65座，[12]均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五凤楼主要集中在永定河流域的高陂、坎市、抚市、胡雷、凤城等乡镇。而这些乡镇，恰恰是永定烟草发达的乡镇。我们首先对土楼的发展过程做一个梳理，试图寻找到它和永定烟草发展之间的联系。

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和现在能收集的资料，永定现存的大型土楼中，其历史一般在三百年以内，超过四百年的早期土楼较为少见。现存的一些早期土楼，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1、这些土楼一般为方形，占地面积较小，楼高3-5层，四周为通透走廊，结构较为简单。楼内院落一般无其它建筑；2、早期土楼一般无石基，这是早期土楼的一个重要特点，应和早期土楼占据较好的地理位置有关；3、早期的土楼外墙一二层都不开窗，三层以上有狭小的窗户。外墙的墙体混杂着石块、瓦砾等，不似晚期的土楼那般土质良好。而类似的土楼，我们可以轻易的在闽西其它地区寻找到。例如武平象洞乡横岗村的何冯钟三姓建造的土楼，上杭县稔田镇丰朗村陈氏“宝善楼”，上杭兰溪镇的绳武楼，新罗适中的古峰楼。

大概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永定的土楼开始进入了成熟发展期，许多大型、工艺复杂的土楼开始出现。[13]多种式样的土楼出现在永定，许多土楼依据所在地的地形地貌以及楼主的个人意愿而建造。而在更早的时期，也就是永定烟草开始由成熟步入辉煌的时代。土楼的成熟阶段比永定烟草发展阶段滞后50年左右。也就是说，永定土楼的建造的成熟化、大型化、规模化是和永定烟草的引进息息相关的，除此以外，我们找不出任何当时的永定有其它因素能支持大规模密集地建造土楼，这恰巧是闽西其它区域所不具有的条件。换而言之，在早期，闽西其它地区和永定一样具有建造土楼的技术和文化基础，但是缺乏象永定那样的经济支持。永定的烟草经济发展，支持了永定人建造大型土楼的理念，使他们的想法得以实现。由此开始永定土楼建造的风气之先，引起烟商及其他富有人家的相互攀比，相互炫耀。我们以烟草重镇抚市为例，同时考察永定其它地区，把土楼与烟商的关系以表格的形式列出：

抚溪乡（今抚市镇）在海内经营条丝烟大户土楼简况表[14]

部分烟商建造的土楼一览表[15]

抚市现有大型土楼中，只有一座万石楼为早期土楼，为盐商所建。除此以外，所有的土楼都是烟商所建，和烟草经济有关，在上表列出。从抚市的土楼和上表所列的永定其它地区的大型土楼，基本上都是1800年以后修建，即建造于永定条丝烟的鼎盛时代。这些土楼除了有石奕龙所说的有烟商夸富的需求外，也有其实际的用途，即作为烟丝加工的生产基地，几乎每座大楼都有烟草加工的场所。这些土楼都是条丝烟生产作坊和烟商、烟农、烟工生产和居住的寝屋。

笔者在抚市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座大楼的楼主都给土楼取了一个文雅的名字，而这些名字都不为乡民所知，人们都用该楼楼主所经营的烟号来称呼这些土楼。例如笔者在路上向一位乡民询问雅文楼怎么走，该村民称不知，经过一番交流，才知道该村民竟是雅文楼的楼主！据楼主介绍，他和其他村民都是以他祖上经营的烟号“如兰桥”来称呼雅文楼的。又如著名的永隆昌土楼，它是由福盛楼、福善楼两座大楼组成的楼群，在抚市几乎没有人知道福盛楼、福善楼是指那座土楼，乡民一概称之永隆昌，即黄万鹏开创的烟号。其它土楼的情况也都是如此，有些楼主直接就用烟号名字命名大楼。可以想象，在条丝烟繁盛时期，这些土楼就是当时烟厂的代号，人们通过称呼烟号来辨别这些土楼。

新罗区的适中镇虽然在行政上不属于永定县，但适中和永定龙潭镇和抚市镇相邻[16]，永定河发源于适中竹子炉穿过抚市流向永定西南部地区，双方关系十分紧密。适中也是著名的土楼乡镇，现保存有228座土楼[17]。这些土楼中，据笔者了解，只有一座晚期小型的圆形土楼，为永定移民卢姓所建，其它均为方形土楼。

适中同样为经营条丝烟的重镇，其鼎盛时期的经营规模丝毫不输于永定抚市镇。适中经营皮丝烟的商人，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各省，到南洋经商的人也不少。利盈丰厚有“适中银”之称，是大建土楼资金的主要来源。他们发财还乡以后，竞相建造高大的土楼。清代雍正、乾隆、嘉庆为最盛时期，建土楼300余座。[18]据调查，明清时期至民国年间，适中人在省内外经商办厂有商号的就有120家，分布的地方：河南开封6家，湖北汉口、宜昌5家，甘肃兰州2家，台湾1家，上海1家，江西玉山、瑞金等地28家，漳州、南靖、厦门50家，长汀21家，广东忠信4家，河北2家。经营的内容有香烟、棉布、纸行、银庄等。[19]

适中谢姓家族是适中条丝烟经营中赫赫有名的家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适中谢氏家族生意遍及台湾、湖北、江西、甘肃诸省，烟号达25家之多。[20]江西瑞金清代“迨至烟熟，四方收烟之商及锉烟者，动盈万人聚食于弹丸之邑”[21]。而控制江西瑞金烟草生产的正是适中谢姓家族。据笔者依据《适中镇志》的粗略统计，适中谢姓建造的大型土楼就有149座之多，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谢姓烟商所建。

适中在文化上是闽南族群，但和闽南族群又有一定的心理距离。用适中人的话来说，适中人既不属于闽南人，也不属于客家人。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因为有了烟草，既不属于客家文化、也不属于闽南文化的适中，也建筑了大规模的密集的土楼。因此，从族群文化上来解释土楼的形成，在适中说不通。只有烟草经济的发展，才是适中土楼形成最有说服力的因素。

让我们再考察和永定交界的南靖县。南靖县闽客交界地带也是一个土楼密集的地区。南靖和永定交界的部分乡镇也是著名的烟草生产基地。南靖龟洋镇上洋村的奎峰楼群、和居楼，和溪镇的龙德楼、益美楼，其土楼的建造者都是从事烟草行业的建造者。甚至远至闽南腹地的长泰县林墩村的奎璧齐辉楼，也是由经营烟草的林天定五兄弟所建造。[22]

土楼的建造，尤其是山谷地带，需要大量的资金，在永定地区只有烟草及其相关配套的产业才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只有烟草所发展的经济能支撑土楼建造耗费的财力。建造一座土楼所耗费的资金有多大我们可以从一些案例中看出来。

永隆昌土楼的黄氏家族算是永定的巨富，鼎盛时期曾经号称家产百万。但是即使这样雄厚的实力，修建永隆昌楼也耗费黄氏家族2 8年的时间。永隆昌的原址是一片沼泽地，为了建造大楼，楼主修建了一条长达三百余米的大堤将溪水拦截，将沼泽里的水排干，沼泽泥挖出垫上石基。为了方便运输石材，还特地在大堤上修建码头停泊运输材料的船只。如此浩大的建楼工程，据说耗费了60万两白银。清代的乾隆盛世，国库年收入不过7000万两，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建筑建造耗费达到了国库年收入百分之一。整栋大楼有92个厅，746个房间，仅楼梯就有144架。黄开焕在描述建造工程时候说：

工匠中很多从潮州、饶平请来的打石、砌石师傅，壮岁携家带眷而来，在工地上生男育女，到工程竣工时，都已须发斑白。有的做了爷爷，不但和儿子一起做工，连孙子也在工地上“出师”当师傅了。[23]

在山区山谷中的狭小的平地上，只有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可以满足建造者在有限的区域下，达到空间最大化的要求。永隆昌土楼位于溪水冲刷的平地，建筑材料可以通过船只运输，这种地理位置在永定土楼中还算不错的。有些土楼位于深山狭窄的凹谷之上，或是半山腰之上，建造费用更是高昂，首先面临就是运输材料的问题。象著名的振成楼，其许多建筑材料是依靠人扛肩挑的方式，光是运输费用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抚市的永豪楼，其建筑规模也颇为巨大，共计有十个单元楼，31个厅，232个房间。永豪楼是抚市十三世黄宠斋的五个儿子在湖南、云南、广西等地经营条丝烟生意发财后建造起来的。其中老二黄永豪在家收购烟叶、加工烟丝，并专门主持家族建楼事务。大楼自开工到建成迁入居住，历时7年，从迁入到装修完成历时11年，前后一共十八年。黄永豪因为在家十几年主持建楼事务，以至于人们把建成的土楼称作永豪楼了。

位于湖坑的福裕楼，是由经营烟刀的林德山、林仲山、林仁山三兄弟共同所建。虽然福裕楼规模和占地都相对较小，但从建楼到落成也历经了十年的时间，花费了20万光洋。

大溪乡五福楼是由经营条丝烟生意的游氏家族建造。楼主游廷峰在建造大楼的时候过世，其子游友龙继续主持大楼事务，父子两代耗费十几年方完成大楼的建造。

建楼耗费时间最久当属高陂乡的遗经楼，据说工程从嘉庆十一年（1806年）开工，历时70年之久。楼主陈华兴也算是富甲一方的巨富了，传说他建楼时购买某块宅基地，宅地主人始终不肯把地皮出售让出，最后陈华兴是用铺满该地银元的价格购下该地，这块地在当地称之为“银排路”。即使这样经济实力的家族，建造大楼也花了70年的时间，可见工程之巨大可以。

我们可以想象，任何建楼者都会希望建造大楼一蹴而就，立即完成，而不愿看到耗费时日如此之久。但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即使是富商豪贾也限于经济实力，只能拖长工程时间，让工程分期完成。

在中国现存的许多民居古建筑中，绝大部分都是商人所建。历史上晋商、徽商都在家乡留下大型美轮美奂的建筑。笔者曾在中国十大名村江西流坑村从事田野调查，在流坑村曾出现了一个状元和32个进士，并保存大量明清古建筑。但这些古建筑和这些取得功名的人大都无关，俱为流坑木材商所建。只有这些商人，才能够有能力完成建筑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同时我们观察也可发现，中国多元化的古民居和中国传统主流建筑差异很大，原因之一就是建造这些民居的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无法僭越建造中国主流传统建筑所需要的身份地位，因此只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独创一种建筑风格来完成自己建造豪宅的夙愿。在永定山区，富有的烟商们发展出了大型土楼这样一种建筑模式。土楼的建筑理念并非这些烟商们的独创，在当地早已形成有之，但是这些烟商把这种建筑理念极致化、现实化。正如石奕龙所说的：

山区中的土围楼绝大多数是富商所建。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个区域中出现这么多商人，恐怕这地区也不会如此多的土围楼。这些在封建社会中从事“末流”行业的商人，在外挣钱后，回家乡首要任务就是建房、买地……然而在这种溪谷地带中，要以建房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却不能象平原地带一样，以建造占地很大的平屋宅第来显富……受溪谷环境的限制，于是就在这种溪谷的小平洋上向空中发展，建起占地小、房间多的楼房来……这种既能显富又能保护自己的高大土围楼也就应运而生，并成为商人显富的最好方式而流行起来，从而才使这个形成众多商人的山区成了土围楼密集分布的地区了。[24]

两个文化由于传播等方式可能存在关联，但是文化本身不具备比较性。永定的土楼和沿海的城堡是否存在关联不得而知，也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但假设土楼这种建筑理念是沿海闽南人“发明”的，也必须传播受众地有接收的条件，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土楼是闽南人发明的，而在许多闽南区域不存在土楼。将永定土楼和其它地区建筑形式进行比较，寻找一些孤立的因素，证明谁先谁后、是谁“发明”，不具备文化的意义。同理亦可回应那些主张土楼是“客家人发明”的人。不同地区的文化的发生，有不同的缘由。只有梳理其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考察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文化才具有整体观。永定土楼的研究，必须把土楼放入当地的社会文化模式下进行考察。烟草不是土楼形成的充分条件，中国其它烟产区不存在土楼，土楼的建筑形式在客家地区也早而有之。但是烟草是永定土楼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烟草的传入后形成经济规模使永定地区形成了建造这样大型建筑的条件。换而言之，规模化、大型化土楼是烟草进入永定后在其社会文化系统中流动的产物。假如没有烟草，那么今天的永定一定和上杭、武平、长汀一样，布满乡间的是夯土小型建筑，而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大型土楼研究对象了。

[0] 黄汉民《福建土楼探秘》[J]，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1期。文中省略部分在下文中单独出现。

[1]《专家曾五岳：福建圆土楼发源于九龙江中下游》[N]，《厦门晚报》2004年7月9日。

[2] 见吴福文《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A]、胡大新《论永定客家土楼的价值》[A]、《客家文化的象征》[A]，见《永定客家土楼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84页、第1页、第74页。

[3] 胡大新《永定客家土楼》[J]，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1期。

[4] 胡大新《永定客家土楼》[J]，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1期。

[5] 黄汉民《福建土楼探秘》[J]，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1期。

[6] 关于这点，张弘昌先生有更详细的考证。见张弘昌《土楼的误会与土楼文化的解读》[A]，《龙岩客家研讨会论文汇编》[C]，2004年，未刊稿。

[7] 黄汉民《福建土楼探秘》[J]，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1期。

[8] 黄汉民《福建土楼探秘》[J]，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1期。

[9] 乾隆二十一年刊本《永定县志》[Z]，良吏传，存永定方志办。

[10] 石奕龙《泥土版筑的城堡──福建土围楼》[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11]《土楼的分布》，《永定客家土楼志》[Z]初稿。

[12] 资料来源于2007年7月永定土楼申遗办的资料统计。

[13] 详见胡大新《永定客家土楼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苏志强《土楼探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14] 资料来源，黄开焕《清朝民国时期抚市条丝烟的制作和经济效益》，《慕农八十文存》[M]，未刊稿。及笔者田野调查实证。有关于土楼的建造年代，有些土楼有明确的建造年代，有些土楼笔者结合访问口述材料、族谱有关楼主的生平记载、以及其烟号的创立年代做一个大概的推断。

[15] 资料来源：笔者的田野调查的土楼。其中抚市的土楼不在此表中出现。

[16] 龙潭古属抚市。

[17] 资料来源《适中镇志》[Z]，《方形土楼》，适中镇志编撰委员会编，2007年。

[18]《适中镇志》[Z]，《方形土楼》，适中镇志编撰委员会编，2007年。第87页。

[19] 资料来源《从土楼看适中经济》[N]，闽西日报，2006年10月12日。

[20] 林伟《福建烟丝行销天下》[J]，《海峡烟草》，2006年第5期。

[21] 康熙四十八年《续修瑞金县志》[Z]卷二《地舆志·物产》。瑞金县方志办重刊，1995年。

[22] 见《漳州烟草志》，漳州市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

[23] 黄开焕《永隆昌楼群平话》[M]，《慕农八十文存》，黄开焕自印书。

[24] 石奕龙《泥土版筑的城堡──福建土围楼》[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