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花开的地方
作者：单传增
1971年，我又被军委抽到新疆马兰基地参加核武器爆炸后的医学防护及生化实验。
马兰基地是上世纪50年代由中国军人在罗布泊西端一片戈壁滩上建设而成。这里就是缺水，现有的水都是卤水，含有大量的钾盐。当时，要从300公里以外的地方运饮用水，如果有一天把雅鲁藏布江之水引入新疆，这里气候将随之改变，几亿亩沙漠将变成绿洲；罗布泊也将变成人类最适宜居住的地方。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个实力了，在西安至成都的高铁隧道的建成已经证明了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爱中国，我也深深地爱着我曾战斗、工作过10余年的美丽新疆。
1964年10月，随着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马兰基地由此始为外人所知。
马兰，那是一个充满着神奇、庄严、神圣却又充满着诗意的地方；那儿，生长着一株株美丽、鲜艳的马兰花。
（1）四封遗书
1970年8月我在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时，我和军事医学有关专家组成多个实验组，当时,我们的领导有，济南军区卫生部长张进政、新疆军区卫生部长张志欣。我和广州军区的刘汝治军医、新疆军区张进贤军医等人负责某动植物生化实验。配合我们的有一个班的防化连战士和两个干部，这两位干部，一位是连长，一位是排长。他们与我们朝夕相处，十分融洽。
在马兰罗布泊的一个干固的湖滩上裂缝犬牙交错，这里被称为“死亡之海”。
我和防化兵来到这里，我们要预设动植物实验地窝堡及掩体，中午这里的地面温度可达60度。
空投核试验的一个星期前，就将是实验动植物安放在这里，由防化连负责养护。防化连战士为了试验后采样本，他们每天都要穿戴防化服在这里训练3小时以上，训练后，防化服中都可以倒出汗水来。
我也经过三天这样的训练，但是每天只2小时。就这两小时我也很费劲支撑下来。因为这里中午的气温太高了。
防化连的训练强度比我大多了，因为空投核试验后，他们不仅要采集我们的实验地窝堡、掩体中的动植物样本，他们还要到更深入的地方迅速采集其它的放射沾染物样本。
由于有保密条例，我不知他们来自哪里，老家是哪里。他们也不问我来自哪里。
1971年11月18日，爆炸当量1.5——2万吨，含钚原子弹成功爆炸。
核试验的头一天，他们的一位连长找到我，告诉我他要带领三位战士提前进入核试验较危险的区域，被选中进入这一区域的人，都写好了遗书。
这位连长将4份遗书交给我说：你替我保管好这些遗书，如果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回来，你再还给我们。我们每个人，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都不怕死。我们有勇气为了祖国，克服一切困难活着回来。
我听了这位防化连长的话，被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折服。
我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完好无损地回到驻地。
他们这样的勇气，这样的爱国精神，并不比战场上的热血拼*逊色。
试验结束后，他们都安全回到驻地，我把四封遗书都还给了他们。
我对这位连长说。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写的遗书？
他说可以，但是不是最近写的，是在上次核试验时写的，是写给他未出生的儿子的，他说：我媳妇肚皮不争气给我生了个女儿。可我一直给连里的战士们说，我媳妇给俺生了个大胖小子。
因为这封遗书里有他女儿三个月的照片，让我看后不要笑话他，更不要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看了他参加上次核试验前写的的遗书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儿子等你长大了也要当一名像爸爸一样的解放军战士，保卫为祖国”。
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见到的这位连长，就是最可爱的人。
这次小当量氢弹的实验，我们是以采集动植物的在不同掩体，动植物离氢弹“爆心”不同的距离承受光光辐射、冲击波、核爆炸后的沾染物等项目为主。
由于不是空投核爆炸，危险系数较低。
（2）有惊无险
1971年12月30日凌晨4点，我们奉上级命令提前进入核试验指定位置。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实战2万吨级氢弹于1971年 12月30日13时将空投在预定的位置爆炸。
核试验区按坐标位置分为安全区以外、安全区以内、半安全区，这个区域的确定是以“爆心”为圆点，根据核爆炸的当量来确定。每个区域，特别是安全区临界点到“爆心”是以厘米计量。
我们实验组观察点离“爆心”直径位置XX公里。是属于这次安全区与半安全区的临界点。
在每个区域都有实验项目。
对于参加空投核试验的人来讲，安全区与不安全区是个变量，什么意外都可发生。等待也是考验一个人的胆量和看看是否消磨掉你的勇气。
8个半小时的等待，就这样开始。
负责这次氢弹投掷的是我空军某部飞行员杨国祥，他驾驶一架强5k飞机实施投弹。
马兰机场距离大漠深处的罗布泊核试验投弹点数百公里。杨国祥他每天驾机往返两地反复演练，共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大小重量相同的模型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真正要投的氢弹一般无二的遥测“氢弹”。总共经过180架次高强度、高难度的严格训练，杨国祥练就了一整套娴熟精准的投弹技术，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几乎像在计算机控制下一样准确无误且分秒不差，每次投弹的弹着点，距离靶标中心点都在12米以内。这等于误差为零。
当我们经受8个半小时的考验，听到飞机经过我们上空时，每个人都在想着爆炸马上就要发生，可时间却一秒一分、数分钟的过去了，屛住的呼吸快要把肺爆裂。6分钟后，指挥部通过电话，告诉我们，飞机投弹装置发生故障，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要我们迅速进入深层掩体，以防不测。
一个多小时后接到通知飞机携弹安全返回马兰机场，，我们掩体内的全体人员为之震惊，欢呼雀跃。
根据后来披露的报道，当时指挥这次的飞机投放氢弹的是：周总理坐阵北京指挥部亲自指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核工业九院副院长陈能宽、核试验总指挥杨焕民、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高级*坐阵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各级战斗值班人员、科技人员聚精会神坚守岗位待命。
当飞机出现在投弹位置时，接到投弹命令后，按时投弹。然而出乎预料，来的不是惊喜而是问题，投弹推送装置不工作，氢弹投不出去。杨国祥立即向指挥部报告：“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同意你应急投！”“明白！”杨国祥驾机绕了一个“8”字形圈，重新校正航线，实施应急投，氢弹仍然投不出去。第三次超应急投，也没有成功。天大的麻烦来了。
他面对的是骑虎难下的困境，且骑的是一条比真老虎厉害千百万倍的“核老虎”，杨国祥急了。一看，飞机油表显示最多能飞30分钟。一想，准备穿越蘑菇云的4架战机也已起飞。他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额头直冒冷汗。
跳伞，个人安全确保，但无人驾驶且携带数万吨TNT爆炸当量氢弹的飞机乃是脱缰野马一匹，落在核试验基地，那里就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无数科学家、科技人员联合攻关，多年心血汇集的研制成果将毁于一旦，国家财产也将受到巨大损失。如若落到观众区或百姓居住区，数万人的生命瞬间化为灰烬，势必带来巨大的负面国际影响，谁也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抹平。
通过无线电通话，总理指示传到杨国祥耳中，他一阵激动，热血沸腾。总理英明，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指挥若定，部署周密细致，又关心理解飞行员。这给杨国祥增添了力量和勇气。
在这生死考验的严峻关头，杨国祥他坚毅果断决定，请求指挥部“带弹着陆！”
总指挥杨焕民紧急请示周总理。总理指示：“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预防万一，除留下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一律撤进地道。你杨焕民要带头钻进地道！”
杨国祥他沉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根据塔台指挥员的口令，准确无误地完成着每一个着陆动作，慢慢降低高度，对准跑道缓缓降落。距地1米时，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飞机两边的轮子“哧”的一声落地，滑行一段路后，稳稳停下来，安然无恙。带弹安全着陆目标实现，圆满成功。杨国祥长长吁了一口气。
飞机带弹安全着陆的消息，迅速报告给周总理。总理高兴地说：“带弹着陆成功，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要认真总结经验。”
带弹着陆，世界上无有先例。不要说带核弹，带个普通炸弹都不成。
此时，偌大一个马兰机场，除了塔台上的宋占元师长和一个参谋，空无一人。由于没有扶梯，杨国祥下不了飞机，只好端坐在驾驶舱里。过了一阵子，宋占元师长走到了飞机面前问：“你为什么不下来？”
“报告，下不来。”
“你不会爬到飞机翅膀上跳下来。”
杨国祥恍然大悟，如法炮制，跳到地上。不久，兰州空军作战处长带一班人来了，见面就劈头盖脸地对杨国祥一顿斥责：“谁叫你带弹回来的？你把机场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杨国祥一脸无奈地回答：“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安全落下来了，原因就好找了。”
整个马兰核试验基地，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上万指战员嘴里不知是什么味道，人人心里非常郁闷。
氢弹投不出去的原因很快找到了。原来试投时，推送装置控制器同模拟弹都装在飞机里，温度一致。实投时，控制器则被放在地面锁在保险箱里。新疆冬天天气冷，上空则温度更低，而地面室内温度高，两者温度不一致，导致推送装置不工作。经过上百次反复验证，果然就是这个原因。科技人员进行了多项改进，彻底解决了问题。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情况分析会。大家围绕实战氢弹试验还要不要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争论不休。发表意见的都是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的国家高层领导、重量级科学家。谁说的话都掷地有声，既算数又不算数，又来了个骑虎难下。还是总理英明，他提出听听主飞行员的意见。
1972年1月3日，马兰核试验指挥部召开会议。总指挥杨焕民问杨国祥：“老杨，你是实战氢弹投掷的主飞行员。总理指示，要我听听你的意见。”杨国祥从座位上站起来，沉思片刻后，语气坚定地说：“科学实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氢弹投掷系统出的问题找到了，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反复验证可靠。我认为，完全可以进行再次试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党中央、*、周总理的命令了。”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第二次实战氢弹投掷，于1972年1月7日实施。马兰核试验基地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展开。
第一次投弹未成功，我们这些负责动植物生化实验的科研人员，可忙坏了，在寒冷的气温下，要对在已经安置在实验掩体内的众多的动物植物进行检查和养护。好在没过10天就进行第二次投弹。
当时，我们的粮食、副食品、水都是从几百公里以外的甘肃酒泉运来，不仅人要吃饭喝水，动植物也要用水和食粮。其科研成本是巨大的。
杨国祥与他当年驾驶投掷氢弹的战机
1972年1月7日，彝族飞行员杨国祥驾驶强--5甲飞机，成功地投掷了我国第一枚实战用氢弹，使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结果。
在这次核试验中，我和我们实验组的同志们也出色的完成上级交给的科研任务。
这次小当量氢弹的实验，我们是以采集动植物的在不同掩体，动植物离氢弹“爆心”不同的距离承受光辐射、冲击波、核爆炸后的沾染物等项目为主。
这次“爆心”的钢筋水泥建筑物都瘫成灰，坦克奇形怪状；半安全区内的动物几乎没有血液细胞，靠近“爆心”的动物，已经化成灰，没有化成灰的血液细胞为零。各种实验区内采获的动物，烧伤的还好救治，像烧伤的还带有核辐射沾染物的复合伤，当时医疗水平基本无法救治。
当时还对安全区以外10公里以内的建筑物、掩体内的动物进行了详细的生理检查并做详细记录。
这次实验更加明确了2万吨级氢弹对动植物的危害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与我一起参加核试验的一名防化兵，在氢弹爆炸时，不慎将防化眼镜脱落，瞬间造成双目永久性失明。
（3）突感不适
1972年1月我参加完第二次核试验后，突然感觉身体不适，穿戴防化服训练，大冷天，不到一小时就受不了。我是个医生，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身体出问题了。
与我一起参加核试验的一位医学专家，也是我的领导，给我做了详细检查。说：你已经不适合在这里工作，需要休息或者回原部队，慢慢调整身体。
我又回到五师，五师又安排我到五师刚接收的新疆军区的陆军第13医院工作，任医务处主任。
在13医院，1973年确诊我因核试验后劳累，得了放射性脊椎结核。去南京军区总院手术后脊椎拿掉一节半，前胸左边肋骨拿掉一根，身高从1.80米变成现在1.72米。双手现在无力拿起重的东西。
躺在家里的我吃饭穿衣、上卫生间全都靠爱人和子女帮助。我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每天，胸部带着25斤重的钢护甲锻炼身体。
在身体恢复期间，以顽强的毅力，亲自主编了新疆军区军医学院5万多字的护士教材。
并编制了10万多字的“新疆军区5师所在驻地疫情和常见、多发病的预防和救治”文献。
1975年恢复身体后带着钢板护甲又参加工作。
手术后评了叁等甲级残废，实际上，当时部队可以为我评二等残废，我怕不能为党和军队继续工作，就坚持要求评了叁等甲级残废，我们这代人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为党工作的。比起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
我参加了两次核试验，都是集体荣立二等功。但是，在我的档案中是无法体现的，我不会计较荣誉，我只想把我立功授奖背后的英雄人物写出来。激励大家也激励我继续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
单传增。1930年农历5月20日出生于山东新泰县谷里镇东蒲家庄。1940年3月，被中共山东地下党组织安排在新泰县刘杜镇解放区抗日高小读书。1944年12月参加八路军，在山东军区三分区卫生所任护士、护士长。1946年3月，在山东军区华野15医院任护士长（后任助理军医）。1947年入党7月入党。孟良崮战役时任助理军医，1949年12月，淮海战役中在华东*军15医院救护队代理政治指导员。1951年3月在徐州解放军第16医院任军医。1954年3月在徐州解放军第88医院任军医（后任内科主治医生、内科党支部*、医院团工委*）。1959年7月在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医大学读书，1968年7月在新疆军区陆军第五师医院任内科主任、内科党支部*、院党委委员。1971年6月在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任生化试验某小组负责人。1972年3月在新疆军区第13医院任医务处主任（五师代管）。1979年12月转业在青岛港务局港口医院任院长兼党委*。1990年12月任青岛港务局副局级调研员、离休。
在战争年代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实施战地救护，7次荣立三等功，其中集体荣立3等功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