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节和人物，显然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做出了艺术化的放大处理，但在假葬礼那个情感集中迸发，矛盾冲突激烈的特殊场合，却显得恰到好处。
用人物困境凸显时代症结我们常说，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所以嬉笑和闹剧底下，总是藏着窘迫和困境。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中，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大不小的困境。
主角陈小二身为“国家干部”，始终冲在抵制旧风俗的最前线。但是没想到“后院起火”，在老舅的唆使下，母亲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和“障碍”。稍不顺其意，母亲就会“上头”，会“昏倒”。来硬的不行，来软的也没用。
最开始，陈小二还企图在情与法之间周旋，找到合适的两全之策。但是，固执的母亲和强势的领导都在不断给他施压，左右逢源显然不再现实，于是他干脆破罐子破摔，倾家荡产也要将母亲风光大葬。
赵丽蓉老师饰演的陈母同样不轻松。她被亲弟弟蒙骗，妄图以假死来了却夙愿。但是长时间躺在棺材里，根本不像她想的那么轻松。不但自由受限，连饮食、如厕都要偷偷摸摸。无良的弟弟更是一心捞钱，只剩下不谙世事的小孙子能时不时陪她聊天解闷。当然，最痛苦的还是看着孩子们被一系列的大操大办拖累到卖房售地，生活窘迫。可陈母也只能默默的躺着，忍受着一切的煎熬和焦灼。因为从决定装死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被架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被架高的还有小二的姐姐姐夫。在土葬还是火葬的分歧上，姐姐是坚决站在母亲一边的，她也早早地为自己争取到了“孝子”的标签。当小二在摇摆不定，头痛不已时，姐姐已经作为全家的主心骨，开始配合老舅张罗母亲的后事了。可是他们两口子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老舅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吸血鬼，大部分的钱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还没到出殡，就花出了小两万。所以在现实的经济压力下，姐姐姐夫选择使出了苦肉计，然后溜之大吉。
其实电影中的这些的困境在90年代的农村并不罕见，陈佩斯虽然选择了较为夸张的表现形式，所反映的却是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当时的中国农村，实现了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在吃穿不愁的情况下，老百姓必然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脸面”自然成了人人看重的“硬性指标”。其具体表现就是买物盖楼、炫耀攀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等。像影片中的小二姐姐那样，为了挣得所谓的脸面和体面，重新返贫的都大有人在。
所以，电影着眼于这类平民化的社会痛点，既迎合了当时观众的审美趣味，又表达了对现实的同情和批判，体现了对传统旧习俗的重新审视和思考。
道德可以评价，但不应用来绑架当然，电影所揭露出的现实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时代病症”，很多现象即使过了近30年依然普遍存在着。
陈小二的工作内容虽然特殊，但是在国家的宣传倡导下，还是获得了许多老百姓的理解。可为什么一到自己家里，就立即无法施行了呢？
说白了，是身份出了问题。在外头，他是国家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国家意志。但是回到家中，他就转而变成了“孝子”，如果不按照母亲的意愿进行土葬，就是忤逆，就要被人戳脊梁骨。事实也证明，众多毫不相关的普通的村民和邻居，在是否尽孝这样的“大是大非”上是有非常强烈的参与热情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期许”，不惜将小二强行押回家中“尽孝”。
显然，这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道德绑架”。小到公交让座、公益捐款、法律纠纷，大到民族矛盾、历史争论，总会有人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要求特定的利益相关人表现出“豁达大度”、去践行“崇高品德”。这些人不会去考虑当事人身处的具体环境，也不会在意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只要后者的表现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立即就会被冠上“不道德”的标签，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电影中，陈小二坚持火葬的行为，既是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也是其职责所在，显然不能说是不道德。反倒是以老舅、姐姐为首的亲友们，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通过舆论的引导，对陈小二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并通过这种软暴力行为，不断逼迫其就范。这样的道德绑架，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