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甫不同的是，李白的悲剧性，是一个文学家在平和盛世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困境，而杜甫显然比李白更要悲惨，因为这种困境在和平年代多少还可以不去计较、还可以去逃避、掩饰，通过游山玩水、寄情自然以抒发情志的方式，找到心灵的一片净土，这在传统文人的生活选择上是具有代表性的。
比如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几乎都是这样的，仕途如有不顺，只得寄情自然求得解脱。
四、杜甫的绝望
但是杜甫不能。他是真的绝望。
而内心深处强烈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心无时不刻的在折磨他，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他明白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改变天下世局，但是自己对于这一切如果不做任何努力，又让他内心备受煎熬，因此积郁在内心的痛苦的感情一朝通过诗文表达，便一发不可收拾，如滔滔江水，奔泻而下。
在漂泊的生活中，杜甫经历丧女之痛，整个人生似乎已经陷入了绝境。在那个动乱的日子里，唯一可以带盖他安慰的亲人先后离他而去，其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
国家不幸诗家幸。
然而我是一直讨厌这句话的，这句话近乎无情，甚至把苦难当做了一种命运的馈赠，一种看起来“幸运”的事物。
如果让杜甫重新选择，是选一个幸福安详、但是一生不会有这样的文学成就的一生，还是选择做出这样伟大的作品，却先后要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念、失去至亲、失去生活的尊严。
我想，它或许会改选择前者。毕竟后者，是任何人都承担不起的。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命运从来没有给每一个人自由的选择权，杜甫只能承受这一切，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安史之乱结束了，杜甫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写出了“三吏三别”。
五、祭侄稿
同年，颜真卿创作了追忆式的书法作品《祭侄稿》。同样是经历安史之乱的文人知识分子，颜真卿的境遇要比杜甫好太多了。他早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就已经于预测安禄山会造反，所以作为当时的守城之士，颜真卿早就准备军队，决定抗击叛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