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初春二月，半赋闲于江宁（现南京）的王安石接到朝廷诏令，第二次任命他出任宰相。此时距离他辞去宰相职务不过8个月。
▲王安石
这一次，王安石没有像以往那样一再推辞，而是接到诏书后立刻北上，仅用了6天时间就抵达汴京赴任。在坐船途经瓜洲渡时，他写下了《泊船瓜洲》这首后世广为传唱的著名绝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里流露出来的归心似箭的情绪，似乎与一个正要奔赴宰相大任之人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但王安石当时的心情确实相当矛盾，也很无奈。
他一手发动的变法此时已到了关键时刻，而他推荐的主持变法的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吕惠卿不仅辜负了他的期待，反而在背后搞了很多小动作，意图不利于他，而且还与皇帝和当时的宰相韩绛关系紧张，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重新召他回京。
王安石自己当然也很想要再推动一把，亲眼见证自己的变法大业有所实效。然而，一生淡泊名利的他原本就不热衷于当官，推进新法过程中引起的很多激烈矛盾乃至旧友反目已让他身心俱疲。去年他连辞六次，神宗才勉强同意罢去他的宰相职务。
王安石多么渴望在自己从小长大的金陵归隐山林，再也不问世事。所以，他希望此去汴京，能够速战速决，速去速回。
▲王安石故居的雕像（图/图虫创意）
但王安石的第二次宰相任期短暂而不成功，除了引发更加汹涌的朝野纷争，他没能干成什么。
第二年，熙宁九年（1076年），当他年仅33岁的长子王雱病逝，悲伤之极的王安石再也没有心思操持政务、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神宗分忧了。
前一年的十一月，他刚刚失去弟弟王安国。熙宁九年十月，56岁的王安石再度罢相，回到江宁府。
此后他又活了10年，寄情钟山之间，终日谈佛论禅，与友人唱和诗文。朝廷给了这位退职宰相以无以复加的崇高礼遇：不仅薪俸分文不减，每遇祭祀之类礼仪大典，皇家都不忘降旨特请他以宰相身份赴京参加；逢到大事，皇帝几乎都会来信告知并征求他的意见；朝廷和皇帝还会时不时地给他送去一些问候和礼物……
不过王安石再也没有回过开封，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
01年仅20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的时候，北宋差不多已经走过百年，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付难以为继的烂摊子。
与之前汉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相比，北宋自立国之初起国势就弱得多，它面临着北方的大辽和西北方的西夏两个外夷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持续袭扰。真宗“檀渊之盟”后，宋朝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后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代价，与虎视眈眈的契丹人之间达成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
但这不仅给宋朝造成了高昂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屈辱感。
因此，振作国势，收复五代时被石敬瑭割出去的“燕云十六州”汉唐故土，一直是北宋有志之士的共同抱负。
真宗的后任仁宗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绝少有的一位谦逊节制、宽厚仁慈的君主。他十分愿意倾听批评意见，从不堵塞言路，对待臣下也是赏厚而罚轻，绝对当得起谥号中的“仁”字。
这造就了仁宗一朝空前的思想文化繁荣，大名鼎鼎的政治家范仲淹和文彦博，词人柳永和晏殊父子，以及一代文宗欧阳修等人，都是在仁宗时代脱颖而出的。
不过，我们在称颂这位君主的同时恐怕也不得不说，仁宗的宽厚仁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北宋政治原有的积弊。
在范仲淹领导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1043-1044年）尚未开始便告夭折之后，到宋仁宗长达40多年统治的后期，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因循苟且、不思进取的萎靡之气。
时人一针见血：“嘉佑之末，天下之弊在于舒缓。”
尤为紧迫的是，由于边陲时有战事，将兵越征越多，加上仁宗待臣下优厚，各种赏赐不断，朝廷与地方上不合用的“冗吏”、不能战的“冗兵”和不合理的“冗费”到四处充塞。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几陷于崩溃。
据《宋史》载，到仁宗的后任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财政赤字达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两白银。这是一个无法维持下去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在北宋时期正经历一系列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商业贸易和货币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日益提升；城市生活以及大城市逐渐兴起，东南沿海一带尤其领先，堪称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地带；民众的普遍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思想学术和文化娱乐繁荣而多元……所有这一切都无比生动地浓缩在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长卷中。
▲《清明上河图》部分截图（图/图虫创意）
这样的经济文化繁荣、多元和开放也催生了许多全新的问题，例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距和大量不能被束缚于固定土地、甚至游离于士农工商四阶层之外的流动人口的出现等等，它们都对根基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站在现代人的视野来看，这是一个旧秩序正在瓦解、新世代的曙光乍现于地平线的时刻。
王安石正是在这样一幅历史图景之下横空出世的。
如果不了解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基本背景，你就不容易理解王安石的改革为什么将经济或者说理财方面的内容当作头等大事。
后世无数腐儒动辄批判王安石“重利轻义”，然而王安石最大的政敌司马光以及围绕在司马光周围的所有比较知名的“旧党”人士，像二程兄弟、二苏兄弟等，直至南宋时期王安石最主要的批评者朱熹，都很少简单地以“利”“义”之分来攻击王安石。
除了因为这些伟人们的眼界和格局不同凡响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深切的体认。他们都是当事人，深知时局之艰难，也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脉搏。
“得君行道”是中国古代儒家念兹在兹的最高理想，所谓“致君尧舜上”。然而在大一统皇权专制时代，这个理想基本上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皇权与儒家士大夫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相同，甚至经常是尖锐对立的。
但这个梦想奇迹般地在王安石那里得到了实现。当他与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宋神宗相遇时，他们之间必定是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这是一次千年不遇的“君臣聚合”，由此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治变革。
可以说，王安石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有机会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真实完整地付诸社会实践的政治家。这也是他最让后来的儒生士大夫羡慕之处，王安石面对皇帝时候的很多做派，后代中国读书人连想都不敢想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