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著《王安石传》
近人梁启超在他的《王安石传》中，几乎把这位北宋宰相捧上了天，但任公毕竟卓识而不凡，他敏锐地意识到王安石的新法是一种“干涉政治”，并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种“干涉政治”在立宪法治国家易行，而在专制国家难行。
梁启超还很有洞见地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比附为他自己的时代正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髦的社会主义。“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济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
虽然他对王安石推崇备至，但对他的新法却明显缺乏信心：“然则公之法其果为良乎？为不良乎？吾卒无以名之也。”
04在对王安石的变法作出了基本上倾向于负面的评价之后，我特别想要在本文结束时澄清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千年以来，大多数对王安石的言辞凿凿的褒贬都建立在误解或一知半解的基础上。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场变法的实施程度和真实成效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估。
笼统地说，尽管新法持续了16年之久，但它的大部分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像王安石本人理想中的那样得到实施。
这一方面是因为它遭遇了激烈的批评和抵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新法的主要内容大多聚焦于经济，但它却几乎完全依赖政府去落实。
只要稍懂一点现代经济学的人，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新法几乎必然失败的命运。
具体来看，如果比较公允地说——
免役法是新法中最利大于弊，也是实施得最好、并对后世造成最大影响的一条，即使最顽固的反对者也欲罢而不得。
争议汹汹的青苗法则远未达到王安石预期的效果。但有人颇有理据地指出，作为王安石最重量级的批评者，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经在自己任职的地方上热心推行的“社仓”（亦称“义仓”）制度，不过是拾了青苗法的一些牙慧而已。
虽然朱熹自己竭力辩称，社仓的利息比青苗低，而且采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谷物实物，但前者只是技术细节，王安石也很容易做到，后者恰恰证明，王安石的方法比朱熹的方法包含了更多现代商业经济的先进理念。
▲朱熹雕像（图/图虫创意）
保甲法所引起的争议也极大，但终神宗一朝倒是一直在执行。不过，保甲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功能与设计时的初衷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甲法的最初意图是为了依靠民间自治来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一旦组织起来，保甲法也促进了户籍调查和税务征收。
近现代以后，有人将它解释为现代民族国家义务征兵制度的前身，这是不准确的。当然，诚如这些学者所言，保甲作为民兵或预备部队的功能是存在的，但这在当时从未成为其主要功能。
方田均税法在王安石自己执政时就推行得相当有限，后来则基本上是徒有其名了。
其他如学校、科举等制度的改革，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不久就又恢复到了变法前。
▲宋仁宗坐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变法的直接经济后果来看，首先是平均税负水平大大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有明显改善。
此外，由于新法大量采用货币手段代替实物经济，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显著提高了。这产生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新法在商品市场和货币经济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运转得相对良好，而在传统农业经济一统天下的北方则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总体上说，王安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也大多来自南方，而旧党中人则基本都是北方大族出身。这向我们揭示了审视和研究这场变法的另一个独特视角。
定量的经济史研究还表明，新法推行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王安石本人的诗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当然他是将物价低廉作为一种功劳来自我夸耀的。
理论上看，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会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种比较有力的解释是，新法推行期间总体上适逢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因此商品供应充足。这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趋势。不过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面对当时严峻的财政形势以及社会经济出现的许多崭新变化，王安石在政策和制度上试图作出积极大胆的回应。公允地说，他看到也想到了很多极具现代意味的东西，但他没有发展出具有切实可操作性的政治经济理论。
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思想归根结底依然根植于传统儒家的框架内，与他的一些激烈者反对者的批评正好相反。
但不管怎么说，他所作出的努力终究是值得尊敬和认真对待的。与此相反，旧党的批评意见或许大部分都是中肯的，但他们没有能够拿出什么更好的替代性方案。而我们现在都应该很明白，如果不折不扣地按照司马光的方法，是无法应对当时的现实需要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王安石那样重要，那样富有争议。可以说，他所发动的这场变法是自所谓“秦制”确立以后直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里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有影响的全方位、彻底性的制度改革尝试。
而这一改革方案中所蕴涵的惊人的现代性，也足以让王安石这个名字永垂史册。
▲王安石相关书籍（图/张明扬）
历史的演进总是一波三折的，王安石新政的许多现代性方案在他的时代或许注定会失败。但如果新法能够持续下去，到了另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例如主要动力和实施者换成了民间的商业主体，也许就会让现代经济破茧而出。欧洲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性。然而中国的事实并不如此。
如果同将近450年以后的欧洲宗教改革作一类比的话，我们会发现，王安石的变法与宗教改革一样，其长期历史后果都不是事件发动者所希望的，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可惜中欧历史后来的演进正好呈现相反方向，变法受挫以后，中国的精神文化与现实政治越来越转向内向和静态。这颇令今人为之一叹，这个主题也是我将要在本文的下篇中继续探讨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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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三联书店2004年8月北京第1版；
《苏轼研究》，王水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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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上》，【日】三浦国雄著，李若愚、张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
《北宋士人交游录》，方健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司马光新传》，程应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王安石传》，梁启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