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10世纪起，契丹族和女真族异军突起，先后建立了辽、金王朝。其文化发展脉络深受中原地区影响，从而加快了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明的进程，彰显着以“契丹”和“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民族的彪悍与强大。
旅顺博物馆收藏一批辽金文物。这些文物系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初期在我国东北地区“调查”所得。数十年来，这些珍贵文物一直尘封在库房中未与观众见面。此次经过整理研究，将其以展览的形式公布出来，在给观众带来历史文物信息的同时，更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一． 马背上的民族
辽是契丹族于公元9 1 6年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强大民族政权。极盛时期，其疆域东起日本海、黑龙江口，西至阿尔泰山，北抵贝加尔湖，南以河北霸县、山西雁门与宋为邻，“总五京，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公元1115年为金所灭，立国长达218年之久。
契丹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主要是以捺钵为特征的草原游牧文化。捺钵文化与北方民族尚武的精神密不可分，《辽史·食货志》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
“捺钵”是契丹语，意即皇帝出行所居之处，相当于汉语中的“行在”。虽然辽先后以上京和中京作为首都，但其政治核心并不在此，军国要务均在捺钵决定。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春捺钵捕鹅钩鱼，夏捺钵避暑议政，秋捺钵射鹿，冬捺钵避寒议政、猎虎。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
1．马镫（图1）
长14、宽9.2、通高20.2厘米
马镫是垂挂于马鞍两侧的马具，由中国人发明，目前已知最早的马镫实物发现于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其作用不仅是帮助人上马，更主要的是在骑行时支撑骑马者的双脚，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骑马的优势，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骑马人的安全。马镫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辽代流行宽踏板直柄横穿马镫，踏板上常见镂孔，通常为水波纹或三角纹。
2．衔、（图2）
衔环直径7厘米
马笼头的重要组成部分。衔置于马中，用以制驭马的行止。镳贯于马衔的两环中，以防马衔脱落。
3．双鱼铜铃（图3）
铃直径5.17厘米
由铃铛和连体双鱼两部分组成，双鱼置于铃的顶部起装饰作用。铃铛挂于马脖处，马在行走时，铃与内部的丸及顶部的双鱼相撞击发出悦耳的响声，使成群的马队互相有个照应，在晚上铃声还可以带路。
4．平刃铲形铁镞（图4）
通长8.12、宽2.92厘米
刃面扁平，两侧弧线斜向下收，圆锥状短铤。这种箭镞接触面广、*伤面积大，但穿透力较弱，适用于射*未着铠甲的兵士及战马。契丹民族以游牧狩猎为生，因这种镞放血较多，容易捕获猎物，故也在狩猎中广泛使用。此外，据有关专家研究，这种镞也与辽代的“射柳”仪式有关。
5．燕尾式铁镞（图5）
通长14.25、宽4.85厘米
锋部两翼细长呈燕尾状，方锥状铤。这种分叉式构造使箭镞射中后不易取出，在战争中使用较多。燕尾处易扎入或钩挂易燃物，可用于传递火种，也被称为“火箭”。
6．鸣镝（图6）
通长8.25、宽3.27厘米
鸣镝在辽墓中共发现100余件，是辽代具有代性的武器之一。关于鸣镝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其用途是作为发布命令的信号。到了辽代，其基本功能并没有改变，主要是传递信息和报警。在造型上，辽代鸣镝更多地采用分叉式、重翼式等，因其风阻相对较大，能增加哨声的音量。
二．辽代民风民俗
契丹本是游牧民族，建立政权后生活方式逐渐走向半农半牧，直到以农业为主，其生活习俗除具有本民族的特质外，也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在带饰方面，分契丹式和汉式两种。契丹式即指蹀躞带，一般在上打一横直长方形或椭圆形小孔，称为“古眼”，在古眼内穿以下垂的小皮条，以悬挂各类小杂物。蹀躞带是一种极具契丹民族特色的衣饰，不但具有实用功能，更兼具有象征性意义。汉式带无“古眼”，分双带扣双铊尾、双带扣单铊尾及单带扣单铊尾三种形式。
契丹族使用的陶瓷器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由于契丹族与中原汉族的接触，特别在辽建国后，契丹族与汉族杂居，中原汉族的饮食文化，包括饮食用具也大量传入。辽代陶瓷器可分为契丹式和中原式，其中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可做为契丹式的代表。
鸡冠壶是最具契丹民族特色的瓷器，又称“皮囊壶”或“马镫壶”。分两个系列，其一为穿孔式，在这个序列中，扁身单孔式年代较早，均出于早期辽墓；其二为提梁式，包括矮身横梁式、扁身环梁式和圆身捏梁式。辽中期以后，随着定居或相对定居生活人口的剧增，有孔式鸡冠壶逐渐被底部稳固且便于持拿的提梁式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