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教科书,也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投降主义的宣言书。笔者却以为,《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小说中的徽宗政权集中了政治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狱政腐败、社会腐败于一体,外表光鲜的宋朝花花世界,已呈现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特征。
特征1:政治腐败,浮夸伪饰
《水浒传》并非北宋末年的全景图,由于梁山人物的活动背景置于宣和年间,势必涉及当时的皇朝政治。杨志去东京跑官,路经梁山,与林冲有过一番拼*,他在叙述自身经历时说,他曾任东京殿司府制使,“道君(宋徽宗)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杨志的一段话竟然提到徽宗皇帝的两大“政绩”,一是“万岁山”,一是“花石纲”。“万岁山”是一实体工程,“花石纲”是一物流系统,后者主要保证前者的原材料。
如同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刚吃了几天饱饭,获得几天喘息,统治者马上就以为进入了太平盛世,下意识地产生了英明领导、事业辉煌的虚幻与浮夸。“万岁山”就是宋徽宗倾举国之力打造的一个巨大“盆景”。此山坐落在开封之艮位(东北方),为了保障这项重点工程,朝廷在苏州专门设置应奉局,专事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经由水路运往京城。这些船队,十船一组,称作一“纲”,此即“花石纲”之由来。一位生于两宋之交的文人张淏写道:“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艮岳记》),都成为搜求强夺之目标。侵扰范围之广,远不止于东南江浙一带。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事关国家民生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商船被强行征用。建成后的万岁山果然不凡,身为才子的宋徽宗如此盛赞万岁山美景:“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可惜好景不长,这项历时六载,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竣工不久,即遇金兵进犯。
特征2:吏治腐败,任人唯亲
北宋时期的府州,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地、市。在小说中,许多地市一级的干部,大都是中央领导的亲眷或家族。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爱妃之兄,江州知府蔡得章是当朝太师蔡京之子,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则是蔡京的乘龙快婿。那位只知姓贺不知其名的蔡京门人,也被委任为华州太守。高廉因系高俅的叔伯兄弟而做了高唐州知府,程万里因曾在童贯府中当门馆先生而成为东平府太守。北宋末年,欲在官场谋个一官半职,有亲友者投亲友,有裙带者攀裙带,无亲可投,无裙可攀者,就只有“买官”了。
杨志只因时运不济,黄河翻船,失陷花石,而畏罪潜逃。朝廷赦免后,他不顾山遥水远赶到东京,把辛苦积攒的金银财物,买上告下,试图官复原职。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一顿赶出殿帅府,落了个人财两空——下梁不正往往由上梁导致。高俅这样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走了“小苏学士”、“小王都太尉”(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小舅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的门径,于是飞黄腾达,一步登天,竟然成了北宋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高俅之所以成了气候,与当时的制度密不可分。正如金圣叹所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皇权专制本身就是家族政治,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使得北宋官场腐败丛生、污浊不堪。
特征3:司法腐败,徇私枉法
在古代中国的皇权社会中,各级政府既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封建专制政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行政、司法合一。先不说皇权法律的“私”法性质,地方官员也基本上将法律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阳谷知县因收了西门庆的银子,尽管武大郎被害证据确凿,却不肯立案,终于迫使武松走上了*人维权的“非正当途径”。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平府尹陈文昭,只因对武松有些许好感,遂勾结省院刑部,上下其手,在司法文书上做手脚,武松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只判了刺配孟州牢城。那位“为官清正,做事廉明”的郓城知县,在宋江*害阎婆惜命案中,官官相护,故意纵放,真正的*人凶犯宋江逃之夭夭,却让旁观者唐牛儿做了替死鬼。
县级官员如此,府州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孟州驻军军官的张都监、张团练,勾结黑恶势力,为争夺快活林,当了蒋门神的保护伞。在北宋司法腐败的链条上,小说中有两类人体现得更为直接与明显。一类是当案孔目。孟州的叶孔目之于武松案,登州的王孔目之于解珍解宝案,大名府的张孔目之于卢俊义案,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以游戏法律程序,玩弄法规律条为能事。只有开封府的孙孔目在林冲一案上,其表现尚可圈点,他不仅一语道破了北宋司法的实质,而且予林冲本人以实际帮助。再一类是押解公差。如果说押解武松的公人是出于敬佩武松的为人而不曾为难于他,押送宋江的张千、李万则因收受了宋江的银子而擅自为其开启枷锁。江州知府查问时,两位公人还曲为遮掩,“于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