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然而，一些重要而又是基本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课题”。
明清两代，尽管《三国演义》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但人们对它的成书年代并未作过认真的研究。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笔记杂著中提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时，往往根据传闻，或称其为“南宋时人”（如明代嘉靖年间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清代雷琳等的《渔矶漫钞》则转贩其说），或称其为“元人”（如明代万历年间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或称其为“洪武初人”（如清初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或笼统地称其为“明人”（如明代嘉靖年间高儒的《百川书志》）。明代嘉靖、万历间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记载《水浒传》作者时，将罗贯中写成“罗贯”，“字本中”，且未言其时代，实则重复了田汝成的记载，只是抄录有所脱误而已。对作者生活年代的记载如此歧异，又怎能判定作品的成书年代？
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开创了具有科学意义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杰作《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中，鲁迅综合明清人的记载，说罗贯中“盖元明间人（约1330－1400）”。而在1924年所写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他又一次写道：“罗贯中名本，钱塘人，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既然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其作品《三国演义》当然也应该产生于这一时期。这就是《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说的来历。
1931年，郑振铎、马廉、赵万里三位先生在宁波访书，发现了明代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续编》，其中有这样一段：“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是迄今人们见到的有关罗贯中的记载中最为完整的一条，作者又自称是罗贯中的“忘年交”，因而弥足珍贵。“至正甲辰”即元惠宗（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距元朝覆灭（1368）仅四年。《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在此年与罗贯中“复会”，后来又活了六十余年，那么罗贯中至少也应活到明初，由此可见，罗贯中确实是元末明初人。这一记载，正与鲁迅的论断相合。因此，这一资料一经披露，立即受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鲁迅1935年1月为《小说旧闻钞》写的《再版前言》中，就特别郑重地提到：“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从此，“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成为数十年来权威的说法。
不过，“元末明初”毕竟是一个笼统的时限，是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给出的一个模糊的时间定位。“元末”至少可以包含二三十年，“明初”也长达数十年，将二者合在一起，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一文（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也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状况，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排印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６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从文学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元末明初那样的文学氛围中，尚无可能产生出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样大部头的杰作。他根据明代成化年间刊行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和明代前期著名剧作家朱有燉的杂剧《义勇辞金》均看不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这一现象，认为《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代中叶。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我曾于九十年代初撰文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部分把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上文引述的陈铁民观点已经指出：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亦收入《〈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9月第1版）。
今天，在世纪交替之际，回顾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发展历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看法：
第一，对《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研究，决非可有可无，而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研究工作。长期以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虽然沿用了“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说法，但大都在明代部分设置《三国演义》专章，实际上把《三国演义》视为明代作品。如果能证明它成书于元末（或元代中后期），那就必须把它列入元代文学史的范畴，那么，以往对《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都应当重新加以审视，许多方面的认识不得不作出修改。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吗？欧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生平、著作已经三百多年，成果车载斗量，研究的程度已经非常精细，而新的成果仍层出不穷；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我们中国学者难道应该永远搞不清楚它的具体成书年代吗？当然，对于这样一个专门化的问题，一般从事思想内涵、艺术成就研究的学者可以不去深究，尽可依据通行的文本进行探讨；但是，对于一门系统的学问而言，这个问题却是迟早都要解决，不能永远模糊下去。因此，少数有志者对这个枯燥而艰难的课题上下求索，辛勤探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值得尊重的，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
第二，数十年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对《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上面谈到的五种观点，除了“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显然难以成立之外，其余四说，各有所据，各有一批赞同者。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一说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公认，暂时还是诸说并存；但比之过去，人们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盲目性已经大大减少；通过各种观点的阐述、争鸣和彼此辩驳，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逐步形成一个多数学者都能接受的观点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要真正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在基本事实的认定、新材料的发掘、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实、更细致的努力。例如，《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门人名单中的“罗本”，究竟是否《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一些学者认为是；但已有学者根据《宋元学案》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中“罗本”名下的一条按语，指出这位“罗本”字“彦直”，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本贯中并非一人。对这种基本事实的认定，就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讨论尽快达成一致，而不宜让不同的意见长期自说自话，互不相干，令人无所适从。又如，上文提到的确定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问题，目前就存在较大的分歧：一批学者（包括我自己）认为，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诸本《三国志传》的祖本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嘉靖元年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这就需要通过严谨的考证和心平气和的争鸣来寻求解决。再如，对于《录鬼簿续编》那条关于罗贯中的记载，人们一直视为最可靠、最权威的材料，这不仅因为材料出自“忘年交”的回忆，非常难得，而且因为所记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的作者姓、字相同，时代也吻合。但是，人们似乎回避了一个问题：这里所记的是戏曲作家罗贯中，其中并无一字说到他写作小说之事。那么，这位罗贯中是否一定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呢？有人解释说，《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初识罗贯中和至正甲辰与之“复会”时，罗氏还没有写小说，故《续编》没有涉及这一方面；罗氏是在那以后才开始写作《三国演义》的。这种分析，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但这毕竟还是一种推测，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看，我们还需要寻找更直接的证据。当然，反过来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否定那条记载的可靠性，也是难以服人的。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尊重事实，用坚实的证据说话！
事实上，在我九十年代初撰写那篇文章以后八九年来，有心的学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发掘材料，考辨史实。比如，杜贵晨不久以前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认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情况，可以表明《三国演义》成书的上限是至治三年（1323）。他又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演义》成书的下限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由此得出结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论述，但他引用的瞿佑有关《吊白门》的资料，却是首次使用，很有价值，理应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这说明，在新资料的收集和发掘上，我们是大有可为的。
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由于以往人们对诸多现象认识的歧异性，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发扬严谨诚朴的优良学风，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原则，弘扬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既要勇于开拓创新，又要扎扎实实地理清头绪；既要珍惜自己艰苦探索的成果，又要尊重他人的一得之见；既要敢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总之，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感，虚怀若谷，互相尊重，友好切磋，取长补短。我相信，在师友们的共同努力下，《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个“世纪课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