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曾保存下部分课堂笔记里,这份47页的笔记中前11页都是*用工整的小楷抄录的屈原《离*》和《九歌》全诗。湖湘文化的钟灵毓秀,孕育了屈原,也孕育了*。此后,在湖南大地上,前有屈原,后有*,他们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交相辉映,日月同辉。
屈原,这位出生在如烂泥一般的战国乱世,自身却真如莲花一般“出淤泥而不染”,他的人生纯粹的如同白玉一般,让人看不到一丝瑕疵。终其一生,这位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都在为他的楚国而奔走,然而浑浊的世俗又怎能容得下无暇的屈原?“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当时的世界他看的一清二楚,但他仍然践行他自己的人生准则。他在《渔父》中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有着不肯向邪恶妥协、不愿同世俗合流的一种精神,他认为坚持正义和理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腐朽没落的楚国贵族集团容与白玉一般的屈原格格不入,这位楚国仅有的清醒者遭到了放逐、再放逐。他们把屈原埋没在了深山野水之中,却也让他绽放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不只离*,《九歌》《九章》《天问》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在放逐期间所作。
在1959年1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他的《怀沙》,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笔,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司马迁《史记》说屈原“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1954年10月26日,*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五百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一个爱国之人,为了自己的祖国殚精竭虑,可是真情比不上谎言,正直输给了阿谀,这不只是屈原的悲哀,也是楚国的悲哀。
*对屈原的推崇,贯穿了他的人生。在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同罗章龙谈起屈原,讨论起《离*》,他认为屈原是继《诗经》之后“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建国后,《楚辞》成了他读的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他曾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批示印发《离*》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在此期间,突然袭来的国民党军机也没有让他中断对《楚辞》的阅读。
1949年12月,*在访苏旅途向费德林盛赞屈原: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公元前317年,屈原开始了他在楚国的变法,他对内选贤任能,非理不从,非善不用,修明法度,革除弊政,反对贪污受贿,发展生产,富国利民;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强兵御敌。变法就是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的一场殊死搏斗,70年前吴起的下场历历在目,他又何尝不知其中的凶险。这改变不了他的信念,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政府对他的不满,没有影响他对楚国的从始至终的忠贞。眼看着楚国逐渐衰败,民生困顿,他仍然对政府寄予了希望: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他寄予的希望来的太晚了,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陷郢都,楚顷襄王逃奔城阳,一路的颠沛流离终于让他反思,他想召回屈原,可是没有机会了。郢都失陷,屈原的希望变成了绝望,于是负石走向了汨罗江。
屈原死后,楚国丧失了讲真话的精神,没有了这种精神,也就无从发展,国势自然江河日下。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敢讲真话的精神,也需要听得进真话的胸襟。一个国家的强盛,需要许许多多的屈原,一个国家的破亡,或许只需要一个怀王。
1961年秋,*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手中握有*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在这首诗里,他赞扬了屈原的“刀子”精神,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试想当时的楚国,人人都有一把屈原的刀子,又怎么会国灭家亡,山河破碎?当今中国,如若人人都能有这样的刀子,相信定能雕刻出一幅盛世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