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传奇人生。
这一年，陈寅恪37岁。
他在第一堂课开讲之时便对学生说道，在他的课堂上有“四不讲”，即：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博古通今，学问精深，在讲课过程中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就连文字出处都说的一字不差！
很快这名学问贯绝中西、深不可测的大师，便深深折服了整个中国学界，他的课场场爆满，不仅学生过来听，就连教授们也经常过来旁听。著名教授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都是课堂上的常客。
因此，学生们尊敬地称呼他为：“太老师”、“教授的教授”。
他的学生后来的国学大师的季羡林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梁启超由衷地佩服道：
“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著名历史教授姚从吾说：
“陈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胡适在日记中称他是：
“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的诗
1937年，北平沦陷，为逃离日本人的魔爪，陈寅恪带着妻女，离开北平，一家人也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的眼疾也因此耽误治疗最终导致一眼失明。不仅如此他的书稿也在战乱中几乎全部遗失。
后来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可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不朽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制度史述论稿》。
1939年，牛津大学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陈寅恪与家人转道香港准备前往英国，恰在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迫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但牛津大学的教授位置却一直为他留着，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1949年胡适在逃往宝岛时一再邀请陈寅恪随他同行，陈寅恪拒绝了邀请，选择栖居在岭南大学。
但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最后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亲自上学校劝说，并开出只要他去香港，马上给他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但陈寅恪都不为所动。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53年，郭沫若和李四光邀他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
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但要求并未被允许，他最终也拒绝了北上，他晚年悲剧也在此埋下了伏笔。
1964年，双目失明陈寅恪耗费十年时间，靠着口述最终完成了80余万字的史诗——《柳如是别传》。
1966年，时代对他的摧残与迫害如潮水般涌来。
他的助手被赶走，委派给他的三名护士也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房子也被收回。在一个又一个的寒冷冬天，白天忍受红卫兵的批斗，晚上还需聆听那些从窗外高音喇叭内传来的来自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
最终这个孱弱的老人屈服了，他一遍遍的写自己的反动事实，但始终都不能让他们满意！
这位巨笔如椽的宗师，写了百万煌煌巨作的宗师哭了，他用尽一生的力气，却怎么也写不好自己“造反”的事实。
悲哉！痛哉！
1969年，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几年的批斗消耗了他最后的那点精力。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怜人生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用生命中写下最后的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唯有眼角不断流泪。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夫人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不能同生，但愿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