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TVB的第一张的艺员照片。
香港的义务教育到中三（相当于内地初三）就结束了，在中四之后就开始自费念书，或者去读各类职业学校，大多数同学也会在这时候决定要不要升学，这也被称为“中三淘汰线”。我父母坚持让我继续读下去，让我很幸运地多念了两年，但到了中五阶段，我也得想生计的事情了。
我后来在学校积极参与了不少课余活动，但在我老师眼里，我还是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我的历史老师——也是给我补习的老师，在我决定去参加TVB的《超级新星竞选》时，他鼓励我积极参赛，一方面希望我锻炼一下自信心，一方面也希望我多试试不同出路。
这个赛事是TVB首次不限类别的比赛——以往都是特别美型或者歌喉特别好的人才才有机会，我身边的同学几乎都参加了，放到全香港更有7000多人报名——当年香港才500来万人。
我一开始抱着玩的心态去的，没想到通过了初选。父母却对这选择不太赞同，妈妈认为我们这些基层家庭，比起其他参赛者，我们条件太过“寒酸”，连参赛的正装都没。我当时也有想过警队。只是通知比赛的电话比警队的电话更早，我个人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就果断向父母表明，我想走演员这一条路。
妈妈默默地陪我去参赛。当时比赛是需要自备服装的，其他选手都穿西服正装上阵，我却穿着牛仔裤T恤就去了——实际上那也是我最好的衣服了。妈妈见状再次犹豫：“要不别参加了，我们连西装都没。”幸好一位TVB高层看到后说了一句：“T恤牛仔裤很阳光”，保住我一线希望。
次日，我妈妈突然带我去旺角，给我购买了人生里第一套正装，花了1500元港币——80年代的1500元港币，对她来说，这是全家人一个月的开销。
我心里极其难受，家里一直以来都是省吃俭用，我几乎没见过一次性花这么多钱的消费，更别说只是用来买一套衣服。我妈妈当时没说什么，我也最终没开口阻止她——我知道她是要支持我发展自己的事业，我自己也很想要这套服装参赛，一套西装是必要的敲门砖。但她付钱时的背影，我一辈子忘不了。
我下决心要做出成绩报答她，没想到这时间比想象的要长多得多。
当时是1988年，无线艺人训练班已经培养出很多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梁朝伟等人，我们将训练班称为香港演艺界“少林寺”，寓意培养出大批演艺人才。当我在《超级新星竞选》止步于准决赛，却被邀请进入了第14期的训练班。我那一届也是人才辈出，包括有郭富城等同期同学。
1987年左右，我和郭富城以及其他同期同学合影，背后中间是高宏老师。
当年的训练班虽然已经名满天下，但也没有工资拿。现在回看起来，训练班的气氛与课程也很普通——早上10点上课，下午4点下课，但有时要交完作业——也就是现场实拍的片子才能放学。老师们也会教你怎么演戏，塑造角色、塑造人物，见差不多了，给一个剧本你去演绎，怎么去走位和看镜头，在我看来非常注重实操。
我主动请缨做了摄影的班委，帮同学拍摄，所以每回都是最晚才能走，但也给了我更强的镜头触觉感。正式入行后，我不需要摄影师提醒就知道是特写还是全景，特别容易搭戏。
训练班出来后，人人都要经历的“跑龙套”角色。
后来我和内地演员，特别是内地的科班演员交流过，我们在训练班比较重视实操，在实际演戏里领悟方法论。科班的课堂里会更重视理论，老师将戏剧理论讲述得非常全面，并且可以学习到过往戏剧大师知识，可以更容易走上专业道路。两种学习各有各的好，近年的训练班也逐渐强调理论教学，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体验一下这种模式。
在训练班的好处是，我可以更多地和优秀的前辈学习，这是最宝贵的财富。有次老师突发奇想，让我们写出个人目标，刘德华、梁朝伟师兄是最热门的，我记得我写的是卢海鹏和廖启智。
鹏哥和我都是广州过来，和发哥、达叔是同一届训练班。近几年他在电影里更知名，但当时他在香港综艺鼻祖《欢乐今宵》里以搞笑角色出名，他也是我综艺方面的领路人，教我怎么走位、怎么补位，也曾在导演突然改剧本的时候，他也会来提醒当年小咖得不能再小的我，并在台上台下教我怎么临时应对。凭着各位前辈的指导，我在后来被领路进了剧组和综艺——儿童节目《闪电传真机》。
我在“闪电传真机”里扮演角色幪查查。
在大湾区的朋友，很多人都说过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节目：工作日放学时间播放，配合儿童游戏和动画片，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我在这里一做就是5年。
这段时间的回忆很珍贵，但当时的收入并不高——当年的TVB薪酬制度非常复杂，一般我们后半年会多一些钱，但前半年时间基本工资只有4000元港币左右，在90年代的香港也不算高收入了。
电视圈也是娱乐圈，即使我再克制，一些大额消费也难以避免。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很多前辈同事会带着我们新人去吃饭，其他菜式还好，一旦去吃日本菜就“大出血”。即使AA，我也要掏四五百，吃多几次我连工资都花光，但前辈叫到又不敢不去。平时我租房、寻呼机费用都要不少开销，基本上都是月光。
所以在前半年时间，我必须要靠信用卡和做兼职，才能保证自己满意的生活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