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作为一代思想宗师，不仅有政治学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以及学术史专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传世，还创作了不少诗文集，诸如《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南雷诗历》等，为明末清初的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特别是黄宗羲在《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等著作中所提出的 “以诗补史、诗本性情”的理论主张，更是对后世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之与史，相为表里”的“诗史”观
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黄宗羲认为，诗作应以“一人之性情”，写“天下之治乱”。申而言之，诗作乃是诗人“一生之精神”“豪杰之精神”之所“寓”（寄托），同时也是“天下之精神”之所“寓”。对于诗歌创作的训练，黄宗羲认为，除了要熟读通晓“大家之诗”外，还要通晓“经史百家”之论：“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耳！”鉴于此，黄宗羲提出了“诗之与史，相为表里”的主张：“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继而又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的“诗史”观，借诗歌创作以丰富史实，“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可见，诗作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诗”与“史”的发生、发展呈同步性。
黄宗羲不但提倡“以诗补史之阙”，而且能身体力行之。他认为，后人对《南雷诗历》如能“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谓不逼真耳”。这里，黄宗羲以“诗历”二字为自己的诗集命名，即是以诗为史之意。清顺治十年（1653），由于浙东抗清斗争的彻底失败，黄宗羲为躲避清廷的“缉捕”，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带着一家老小四处避难。顺治十二年除夕，爱子寿儿夭殇，黄宗羲悲痛万分，即有多篇诗文悼念之，比如《至化安山送寿儿葬》《梦寿儿》《忆化安山》《闰五月十六日梦寿儿》《初度梦寿儿》《上寿儿墓》《思寿儿》等。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媳妇孙氏卒，有诗《再入化安山送子妇孙氏葬》；同年五月，一孙又不幸夭折，有诗《子妇客死一孙又以豆殇》，真是“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康熙元年（1662）二月八日，龙虎山堂旧居遇火灾，五月三日，黄竹浦故居又失火，黄宗羲便有《壬寅二月中遇火次陶韵》《五月复遇火》诗以记之，是谓“两火际一年”。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南雷诗历》就是一部反映黄宗羲本人一生坎坷生命历程的“逼真”之“史”。
“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的“至情”说
物我合一、情景交融，乃是诗作的本质与境界：“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也”；“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在对诗歌的本质进行界定后，黄宗羲又提出了“诗以道性情”的创作主张：“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无从窥其隅辙。此处受病，则注目抽心，无非绝港。而徒声响字脚之假借，曰此为风雅正宗，曰此为一支半解，非愚则妄矣。”诗作之灵性，正是以“性情”为载体而衬托出来：“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基于此论调，黄宗羲提倡写作“情至”之诗文，“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进而言之，黄宗羲基于个人天才的“灵性”，以说明“诗”的产生，这便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主体自由思想的一种表现。
通过“情”与“性”的比照，黄宗羲认为“性”乃诗歌之灵魂：“言诗者，不可以不知性”，“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这是因为言“诗”须知“性”，方可得真性情、深性情。借此，黄宗羲对“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进行区分：“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歌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这里，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为职志的黄宗羲对孔子“删《诗》”之举予以肯定，故而后世之诗作创作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因为此系“万古之性情”。此外，黄宗羲还提出了“诗”源于“乐”、“诗、乐合一”的理论：“原诗之起，皆因于乐，是故‘三百篇’即《乐经》也。儒者疑别有《乐经》，秦火之后无传焉，此不知诗者之言也。”这里，黄宗羲并不否认《乐经》的失传，但因为“诗可以乐”，故诗传而乐存。
“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的“诗道”论
为追求“真性情”的诗文创作，黄宗羲通过对比“古”之笔法与“后”世笔法的优劣，倡言诗文笔法应是“赋”“比”“兴”三种手法的巧妙搭配，“情”“景”“物”三者的完美结合：“古之言诗者，不出赋、比、兴三者，诗传多析而言之，其实如庖中五味，烹饪得宜，欲举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后之为诗者，写情则偏于赋，咏物则偏于比，玩景则偏于兴，而诗之味亦漓矣。”同时，对时人“言诗必曰唐宋”的做法，黄宗羲不屑一顾，其在《曹实庵先生诗序》文中力主诗歌创作应从“平易之中”道出“真性情”：“今之为诗者，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先生（曹实庵）之诗以工夫胜，古今诸家，揣摩略尽，而后归之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历然。”
基于“真性情”的诗作理念，黄宗羲提出了自己的“诗道”论：“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所以诗歌创作不必“出于一途”，也就是要反对“一之以唐”“拘于家数”；从而提倡诗歌创作笔法的灵活性、创作主题的多样化。黄宗羲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友人在为《南雷诗历》作序时，便有这样的评论：“太冲（黄宗羲）诗，感愤寓物之言十之一，咏事十之三，赠答十之五，闺语十之一，未尝自谱其年月，以其词绎其志。”也正是因为黄宗羲的诗作多为至情之文，即“负忠孝之极思佚致，衍于心者既甚，而后溢之为诗”，所以，这些诗作多“铿急绝人，风气逼故”，是谓“风雷之文”。而“风雷之文”正是对“豪杰之精神”的讴歌与赞颂。
基于上述诗学理论，黄宗羲本人诗歌创作的主题内容大都不事雕饰，直抒胸臆，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民族之忧、爱国之情。如《山居杂咏》诗“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就充分体现诗人对抗困厄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五月二十八日书诗人壁》诗“不钩簾幙昼沉沉，难向庸医话病深。不识诗人容易病，一春花鸟总关心”则表明了诗人在逆境之中永不沉沦屈服、时刻将国家兴亡萦怀于心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怀。总之，黄宗羲的诗学理论，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大变动时代的特点和遗民的悲情，对纠正当时萎靡空疏的学风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大课题“浙江儒学通史”（17WH20020ZD）、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年度重点课题“浙学通论”（2018CZZ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学研究中心）
原标题：“以诗补史、诗本性情”：黄宗羲的诗学理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宏敏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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