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呼吁的第三个事情就回到您问题了，就是人地挂钩，我呼吁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没有实质性进展，甚至还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是如果真能做到人地挂钩的话，我觉得大城市的土地指标一下子就会松快很多，也就意味着每平米的房价就会下降，那么意味着年轻人在这些大城市奋斗的机会就会增加。
对于年轻人，我觉得很简单，年轻人还是要到大城市来，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的年轻人。为什么？很简单。三四线城市，低能级城市是熟人社会。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它的社会流动是比较差的。但是你只有到了大城市，它是什么？它是移民社会，只有移民社会才能够给你公平的机会。你要的是什么？你不就是要一个公平吗？你不就是要一个机会吗？你不就是要一个你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你的梦想和阶层的跃升吗？你只有在大城市你才可以实现，因为它是移民社会。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研究过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全球，凡是移民城市，移民社会就有活力，就有创新。比如说我们说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地方在哪里？美国是硅谷，中国是深圳，为什么？美国的加州就是移民社会，开放、包容、公平，各种思想的碰撞、活力，所以它产生了一批伟大的企业。我们的深圳刚开始是一个渔村，很少土著，都是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其实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去深圳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每年三四十万的新增年轻人。所以只有这样的移民城市，才能为那些“莫欺少年穷”的孩子们提供机会。
所以说我觉得不要去改变规律，我们是要顺应规律。你要说我对这些孩子们怎么说？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会说虽然这里房价高，这里拥堵，这里空气差，你们还是要来。因为这里有你的梦想，这里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公平的舞台，这里让你的奋斗能够有收获。
那么从国家的角度我们要干什么？那我们确实要人地挂钩，要推动房地产供给侧改革，通过房地产的平稳健康发展，然后让这些年轻人不要我奋斗了一辈子，就是为了一套小房子，就把你锁住了，我觉得就这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也不是说没有这种的成功的经验，虽然像日本等他们做的不好，但是德国、新加坡做的不错。那咱跟人家学总行吧，我们不就是擅长摸着石头过河吗？现在不仅是摸着石头过河，石头都是现成的在那摆着。控制好货币不要超发，然后通过人地挂钩，然后适当的给应届的大学生建点公租房保障房。技术问题总是有解的。
俞敏洪：我大部分都同意你说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大城市里面找机会一定是比在二三线城市更能激发人的活力，并且锻炼人的能力，扩大人的眼光，提高人的思维维度，为未来自己创造更好的机会。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就是说这些年轻的孩子，在大的都市圈、城市群历练自己环节是不能缺少的。
当他们历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回到家乡或者回到二三线城市，在那个地方寻找一个能够帮助当地经济发展的机会，我倒也是支持和鼓励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毕竟地大物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城市。而且比如说我们到西方发达的国家去参观，我也看到很多小镇甚至在山里面，比如说在瑞士的山里面的小镇，由于有好的企业在那，或者说好的某个产业在那，经济也变得很好，老百姓很安居乐业。因为我们总不能把所有上大学的大学生都集中到城市就不再回去了，尤其集中到一二线城市。
比如，为家乡的进步和发展去做贡献。所以我为什么讲案例？我因为前两天我碰到了一个年轻人在新东方学的英语，后来到荷兰去学了农业，农业学的非常好。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亩农地的产值一年最多就是两千块钱人民币，就已经很好了。好的话，种水果，最多到三四千。我们很少听说过自然种植农地能达到一万以上的产值的一年，那个再加上用的肥料什么的农药等等，最后其实是挣不了几个钱。但是年轻人去荷兰学了现代农业技术以后，回来在农地上面盖上现代化的大棚，以无土或者少土的栽培技术。你知道它一亩地的产值是多少，这一年接近接近五十万人民币。那就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农业都可以这么*话，我们哪需要这么多的土地，一亩地能出一百亩地的产值都不止。所以这就是学技术或者说学现代化这种东西。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其实年轻人的天地很广，尤其面向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大都市的眼光、胸怀格局，把它用到三四线城市的发展中间去。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观点。
任泽平：咱们刚才都有共识，但在这件事上其实咱俩共识不多。我就回农村这事，其实我们是专门研究过，你讲的其实是一个个例。但是个例可能不一定具备代表性。为什么？你看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中国的城镇化率1978年是17.92%。走到今天，2021是65%。其实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而不是城市人口重新回到农村的过程。我们其实走到今天还有几亿人在种地。美国的城镇化率已经90%多了，农民之占百分之几，美国的国土面积其实跟中国差不多，但人均的耕地面积可比我们多得多了。只有这种大规模的农业，才可能提高我们农业的效率，我们如果还实行井田制，人均一亩三分地，现代化农业是无从谈起的。所以说我们农业发展的跟城市化发展，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人越来越多的往城市来。然后，人均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多，然后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农业就可以上了。如果说我们还是固守在每人一亩三分地，你使再多的办法，农民是永远脱不了贫的。
俞敏洪：从整体来说，人口向城市集中。以教育为例，现在在村一级的小学，包括初中基本上满员率就是20-30%。就是说本来他比如说初中，他建了是为五百个学生弄的，他整个大村其实有500个初中生，但是现在最多是180个孩子在里面学，小学也是一样，一个可以容纳三百人的小学，最终就是30-40人、70-80人在那学。那这些孩子到哪去了？就是你刚才说的趋向发生了变化，最厉害的搬到一线城市去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是最厉害的。整个村里面、整个乡里面厉害的，搬到省城去了。再那么厉害一点的搬到了地级市，完了再不太好的，搬到县城，实在不行的，还会搬到镇里去。剩下来的就是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整个教育就变成了越来越往乡下走，越空心化。一线城市的学校挤的不行，省里的学校挤的不行，到地级市也挤的不行，到县里就稍微好一点了。到镇里面勉强，乡里面和到了村里面的学校基本上就空了就没了。所以可以印证，就是人员它会自动往城里流的。
我觉得未来的人员就是这样，你说的聚集效应肯定是大城市，一线城市都是聚集效应，就是省城再次聚集效应，就是一些地级市未来会逐步的被抽空。因为现在地级市一级人口自然增长比较多的地级市其实已经很少了，甚至有些省城人口整体总量还在减少，那么方向是不能变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倒过来的，当这些人员不断的往城市集中以后，你总不能让这些地方空着吧，一定要有人去打理这些地方。谁去打理这些地方，一定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就变成大农场也好，变成大产业也好，一定是有格局，有胸怀有能力的年轻人倒过来会去打理才对。我觉得你不能让农民在乡村打理农村，他打理不起来的呀。但是你不能让现在所有的农村都荒废了，我到很多地方农地都是不种的，都是荒地，那为什么不种？因为每亩的产出，他连投入都收不回来，他为什么要种？但是假如说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把几千亩地、几万亩地包下来，用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现代化农业。那中国的作为粮食大国的身份保留了，这种繁荣保留了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和整个大城市圈发展的支持有保留了。我觉得这才是对的，所以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农村不能凋敝，不是靠传统，而是靠新一代的农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农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9 东方甄选的初心和未来规划任泽平：俞老师，讲到这，我们就有共识了。我们要提高现有的以及未来的农民知识水平来做现代化农业，然后大规模的现代化、机械化提高亩产，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有共识的。
然后既然谈到这，我也代很多网友问您关于农业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东方甄选做中国的农业，让中国很多好的农产品能够走进千家万户。那么您现在就是说东方甄选火爆出圈以后，您对于它未来的规划是什么？这我估计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听说您在自建产业链了，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农业农产品是特别容易坏掉的水果，好多做直播带货的，遇到舆情很多因为这个，比如说寄个水果，本来出发的时候是好的，到了之后坏掉了。所以您对比如说东方甄选，它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俞敏洪：其实你说的生鲜水果，还有是食材坏掉这样的事情其实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所以我们跟商家也有很严格的互相之间的协议，这也是涉及到了为什么新东方不收坑位费，就是因为我觉得做农业的人特别不容易。一个平台火爆了就开始收坑位费，给人增加一大笔负担，没有意义。而且我觉得容错率一定是有的。比如说一定会有人收到烂了的水果，或者说因为物流，还有运输中间的摔打，还有有的时候水果到了签收以后不及时打开，像这种情况一定会有。那我们就会要求商家无条件的退款，或者说是无条件的赔偿，那商家跟我们都有这样的这种协议。所以我们并没有向我们的客户保证说我们不会有坏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人能保证对生鲜食品非标化的生鲜食品，没有任何人能保证。我觉得老百姓也会容忍和这种谅解。因为从常识来说，这件事情必然发生。
我把问题回答完了以后，我还是想说我们会坚持做。原因是因为你只有做这种真正的农产品和生鲜食品，才能够帮到一线的农民，这就是我做下去的理由。
我做东方甄选并不是为了仅仅做一个销售平台，我后面还有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
第一，跟各地的这种农业公司，或者政府部门进行合作。那么开始建东方甄选自己的农产品类。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确保质量。那我们做农产品并不是去抢别的农业公司的生意，而是跟他们一起共同发展。那么通过这样的共同发展，我们既能够为大家甄选一批优质的农产品，同时也能够为新东方深入到农业的产业链能够打好基础。
第二，我们现在已经着手在找现代化技术，进行农业产业布局的公司。就像我刚才说的，从荷兰回来做现代农业的大棚技术公司，它实际上，等于是一个完全的现代化农业。比方说现代化农业其实需要资本支持的。但是一般的人不懂农业的，是不敢投资农业的，因为投资农业风险太大了。新的农业技术也好，农业的微生物技术也好，农作物的改良技术也好。那么这种东西就一定要有人懂，或者说有人深入以后，了解以后才敢去投。那对于我来说，就是这就是我未来的另外一个布局。我认为未来新东方除了帮助农产品自建农业产业链以外，未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农业产业基金，并且投资优秀的农业公司，培养一大批新型的农人或者一大批新型的农业产业系统，为中国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这种食品，或者说是更健康的食品。
10 如何调节自己、战胜负能量？最好的休息是运动和读书，喝点酒任泽平：俞老师，和您了解个问题。我们知道你有几个爱好，跑步、爬山、游泳、看书、喝酒，我也很喜欢运动，每天两百个俯卧撑。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您说在暴雨来临前到奥森跑步，看了之后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我觉得大家能不能理解当时那种心情。您能不能说一说其他的爱好，还有当年遇到了人生的逆境也好，或者其他也好，您是怎么战胜了这些负能量，或者说人生的逆境。怎么调节自己？
俞敏洪：我比较简单，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一个身心的平衡吧，那就是身心的背后，先是你要有意的去身心平衡，慢慢的形成习惯。因为只有形成习惯了才能长远。那对于我来说，那相对健康身体一定是活动，而且最好是户外活动。那么平时比如说我们打球，不管是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有的人打高尔夫其实都是为了一个身体相对健康。比如说像高尔夫球我不去打，为什么？因为高尔夫球一打太耗时间，一场下来四个小时，几个朋友吃个饭又四个小时，实在太浪费时间。第一个能让我的身体处于比较平衡状态的，不管是游泳还是走路，或者是短程的跑步，都是我喜欢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对我来说能够释放心情的，那么就涉及到了冬天滑雪，有的时候夏天去骑个马。其实骑马很简单，半个小时你就会浑身大汗淋漓，浑身的郁积之气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个方法。
那保持心灵健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主要做三点。尽管我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我每天都会留一到两个小时间读书。因为读书就会把你带到另外一种精神层面，使你会暂时的忘记你的工作压力。第二个，我会旅游，其实就是因为通过看山、看水、看文化，最后也会释放你精神上不健康和压力。精神紧张压力是需要释放的，每个人都有紧张。第三个，对于我来说，包括今天晚上跟你这样的对谈，对我来说是一种心灵健康的做法。原因很简单，因为通过不同的思想碰撞，它会带来对很多事情的新的看法，提高我多维度看事情的能力，或者高维度的能力。
对我来说，通过你经常做，就会养成习惯。比如说我每天如果不看书，我就会焦虑；每天不走到一万五千步，我就会很焦虑。就是说形成了一个习惯以后，你把它保持平衡。那么最后你就能达到一个身心比较好的状态。
你刚才说的像原来年轻的时候，宣扬自己的豪气也好，或者说是宣扬自己的能力等一些不靠谱的行为，现在就少了。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确实能喝一斤白酒，而且我有过一斤白酒，走进教室上课的经历，头脑还很清醒。现在就是说我还喝，因为我觉得完全不喝也没必要。因为毕竟有喝酒的场合，但是我一般都控制在二三两白酒。红酒的话控制在半瓶，那么它的结果就是我回来以后可以继续读书写东西，或者说可以我继续跟你对谈，是可以做到的。
11 当前尤其需要新基建和企业家精神俞敏洪：因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你也说了很多新基建这样的事情，新经济包括了新能源，充电桩，5G，新一代信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还有是教育、医疗、社保、户籍等等领域吧，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大方向。但是在此之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所以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转型，民间有沸沸扬扬的说法，说中国的制造业和供应链正在转移到国外去。如果制造业和供应链转移到国外去的话，那我们刚才说的新基建落地反而就没有基础了。因为我是不搞宏观经济的，我也担心，如果说产业链真的转移到，比如说越南等东南亚去，那对我们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你的判断是什么？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会转移出去吗？这个继续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任泽平：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你经济的发展，就业也好，其实还是依托于产业，我们企业的发展也是依托于产业和供应链的。那么我们其实想，为什么一个企业要在中国发展，而不在别的地方发展？什么能够把企业供应链留住？我觉得有几点，第一，中国大市场，有十四亿人。十四亿人什么概念？日本是一点三亿人，是我们的十分之一不到。美国是三点二亿人，整个欧洲是七亿多人，全球是七十七亿人。首先从大市场的角度，中国市场是任何一个企业都离不开的。无论是在美国的企业，欧洲的企业，日本的企业。为什么大家讲中国最大的一张牌就是市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说，俞老师在中国，你做成第一，你可能就是世界第一。
第二个是什么？其实中国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我们的高铁、高速公路、物流。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产业工人，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优势。
第三个是什么？其实就是新基建。什么是老基建？老基建就是铁公基，就是铁路、公路、道路、桥梁、机场。这是我们支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制造走向全世界的优势。所以我们成为全球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我们实际上在全球进行组织生产，就是国际分工，它是有一个全球三角分工。原来的三角理论是美国他们提供创新，提供高端的东西。像拉美、中东提供资源。中国包括像德国、韩国提供中间的制造，而且以中国制造体量最为庞大。那么问题是什么？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产业的升级。产业升级是什么？你过去搞中低端制造，你未来要搞高端制造，你要搞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这就叫新基建。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比如说我们要发展充电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5G、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就是要培育未来的新经济。只有新型基础设施，才会有新的产业的繁荣。比如说我们过去1G能够打电话，2G能够发短信，3G能够上网，4G能够直播，你看咱俩直播的那么顺畅。背后什么支撑？是国家从1G到5G，一直在超前大规模的投入，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直播带货，就不可能线上的办公，就不可能有新零售。
所以说国家发展的驱动力也好，优势也好，或者留住产业链也好，很重要的就是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要促进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长期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五个要素：资本、劳动、技术、企业家精神和制度。资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新基建，劳动就是人口红利和产业工人，谁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是企业家。所以说前一段时间，有些人讲民营经济离场论，批评我们的民营企业。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没有企业家精神，资本、劳动、技术是没用的。是企业家精神把这些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进行创新、生产和全球竞争。这是经济学理论早就讲的很清楚的，是底层逻辑。什么民营经济离场论，这都是错误的。制度是干什么？制度就是要保障产权、保障创新、保障企业家精神。保障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发各种要素的创新活力，这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模型。
新基建是通过我们超前的大规模的布局，为中国未来的新经济的繁荣发展发展奠定基础。谁来把资本、劳动、技术这些要素组织起来？企业家精神，我们需要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在时候，需要激发我们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怎么去激发？要给他们鼓鼓劲，打打气，吃定心丸。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要让他们把资本、劳动、技术组织起来，为中国的繁荣发展，大国的崛起做出贡献。
俞敏洪：我个人也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的经济繁荣非常的重要。民营企业家不管是中小微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当然国家要进行管理和规范。但是在管理和规范的同时，进一步鼓励他们发展也非常的重要。那你认为面对现在的经济情况，我们相关部门如何能够进一步的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不管是大中小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如何让他们有定心丸。因为现在出现的两种东西，一种是社会言论，对民营企业的，就是所谓情绪化表达。那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家本身就是民营企业主吧，民营企业主本身心里不踏实。因此他的资本投入也好，还是长期计划也好，都会受到影响。然后想问你问题，就是说面对企业家的心里都不踏实，和这种社会舆论，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任泽平：我觉得政府、企业、学者、意见领袖、媒体人，大家共同努力。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责任，一定要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我们都不是看客，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要跟那些负能量做斗争，多做一些建设性的正能量的事。
从学者的角度，首要就是要回归到你的专业常识，客观理性。第二，向社会和民众讲清楚，切记不要为了流量，或者为了忽悠老百姓的情绪回归到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在拉美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家只要对民粹主义稍微有了解，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坏的思潮，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拉美就是深受其害。什么叫民粹主义？两个最典型的言论，乍一听特别热血沸腾，但是非常的误国误民。说两个非常典型案例，在拉美都有，比如一张口说企业家就是资本家，但是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家哪来的就业？哪来的收入？拉美就没有企业家，结果发展十分失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老百姓遭罪；第二个就是动不动开空头支票，拉美国家的政客经常开空头支票许诺发钱高福利，钱从哪里来？超发货币，高通胀，还是老百姓遭罪买单。
你看有人一张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民粹主义，但是很多人就热血沸腾。我们肯定不能走民粹主义那条路，那样就掉入中等收陷阱。拉美的主要失败就是因为民粹主义的盛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带领国家往前走。
从企业家的角度，以前没有钱，挣的钱不舍得花。企业家要解决的就是挣的这些财富最终还给社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以前没钱，把钱都攥在手里，有钱以后财富的价值其实取决于社会的贡献。
俞敏洪：其实企业家是很愿意做慈善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公益活动。首先社会必须要就像你刚才说的，宏观经济的最主要的任务，一个是增长，一个是分配。那增长要有好的经济政策，要有伟大的企业家精神来一起增长。那么增长以后就要进行分配。那么分配一般是经过了三次分配。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有余力的人去帮助还需要帮助的人。
任泽平：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靠市场，第二次分配靠政府，第三次分配靠慈善。第一次分配通过市场手段，谁赚的多，谁赚的少，这是第一次分配。政府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体系来进行一定的调节，这是第二次分配。第三次的分配是靠道义的精神，就是慈善。我们确实有一批的企业家在慈善领域做的非常好。你把企业做好解决更多的就业，这也是一种慈善，商业是也是最大的慈善之一。还有比如说像国外的一些企业家，他们成立了各种基金来推动科技的进步，来关注一些弱势群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次分配。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国家公共政策部门，一个是肯定是要保护企业家精神，同时激发慈善精神。您作为企业家怎么看
俞敏洪：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作为做企业的人，第一个就是你实实在在把企业做好。因为企业做好了，你就增加了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社会繁荣。企业家最本分的事情是把企业做好。
那么我觉得第二步是合法的发展路径，比如说税收，这是必须的。那么除了税收以外，那么解决国家的就业问题，还有就是沿着国家方针产业往前走，跟国家想要的发展方向必须保持一致。
第三件事情就是如果企业做的很好，企业家本身很有钱了，确实我认为就应该要有很多的社会慈善事业。
我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一个，因为我觉得凡是做企业的人，只要把企业做好了，创造了社会的共同财富，增加了就业，那么饼就做大了，饼做大了以后，我觉得分配的余地就大了，分配余地就大了，通过国家的再分配，那么能够倾斜到老百姓身上去的资源可能就会增加了。我就是特别希望就是中国的企业发展。
我觉得市场经济的时候，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本身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点上，就是我问你的问题：“制造业和供应链到底会不会从中国转移走？”这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任泽平：刚才您提了一个特别的重要的问题，就是面临这种复杂的外部环境。我有这么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有些事情是你发展到今天必将也必然面对的，躲是躲不过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比如贸易摩擦、大国竞争、原创性创新等。当你的经济体量是他的两到三倍，这事就解决了，当你们俩经济体量差不多的时候才会有摩擦的，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是当前首要任务。
第二个，最大的改革其实就是开放。越开放，越自信，越自信，越开放。人也是这样，一个企业也这样，一个国家也这样。我们就大胆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放手让我们的企业家、产业工人、工程师去干，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才华，没有什么干不成的。
第三个，要建立制度，制度大于技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俞敏洪：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可以持续繁荣下去，所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你做这些研究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新基建》我觉得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为未来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一定基础。
任泽平：2020年我们遇到了一些经济的困难，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6.8%，各方面都在寻找对策，提出问题容易，解决问题其实是更重要的。后来我提出《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就是新基建，后来全网五六亿的阅读，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在国家英明决策下，新基建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写进了十四五规划。大规模的新基建启动以后带动了我们投资，带动了就业，带动了我们的供应链，有助于培育新经济。2020年二季度以后，在新基建带领下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在全球一枝独秀，这是新基建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新基建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也成为了资本市场最近这两年最火爆的一个赛道。
俞敏洪：新基建概念，你能稍微用一分钟时间讲一下跟老基建的区别？为什么新基建对于中国的未来那么重要吗？
任泽平：如果说过去二十年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制造，成为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老基建，是铁路、公路、道路、桥梁的话，那么支撑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是新基建，主要是三个方面，科技新基建：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民生新基建：教育、医疗、社保、户籍；制度新基建：发展资本市场、减税降费、保护知识产权等。这里酝酿着巨大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