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倒霉绝非如此简单，他倒霉的地方是因为一个时代性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卷入政治造反案件还情有可原，如果是因为皇帝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就性命不保，那才是真的悲哀，也许王鏊在笔记中想要表达的大概就是这种悲哀吧！
如果我们把宋濂当作一个明初的一个知识分子，就会发现明初的知识分子，在明朝初期当真是坐了一把过山车，给你送上巅峰之后却脱了轨，摔下来的样子比赵四他爹都惨。
与宋濂同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中的高启，在明初时几乎有着跟宋濂差不多的礼遇，先是参与编修《元史》，后来受命教授诸王，结果却因为在写文章的时候，写了“龙盘虎踞”四个字，被认为是歌颂张士诚，被连坐腰斩。
而宋濂的学生，明初的另一位大儒方孝孺也深受朱元璋的器重，后来朱允炆即位之后，令其主持修撰《太祖实录》，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结果朱棣靖难之役后，因为方孝孺不肯合作，对其进行诛十族的惩罚。
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解缙，也是深受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甚至在私下以父子关系想交，朱棣即位之后，对解缙十分看重，曾经对他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不可一日无解缙。”礼遇之佳，让人不敢相信，解缙主持校改《元史》，补写《宋书》，总裁《太祖实录》，主编《永乐大典》，结果后来就因为朱棣在外打仗的时候，解缙拜见了太子朱高炽，结果就被朱棣以“无人臣礼”逮捕入狱，最后被锦衣卫用酒灌醉，埋到积雪中冻死。
可以说，从宋濂、高启到方孝孺、解缙，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明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是，能够为我所用，听从安排的话，那就吃香喝辣，一旦认为你有不臣之心，那就直接封*，死的要多惨就有多惨。
将知识分子的骨头打得细碎，然后再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最终确立皇权神圣而不可侵犯，这才是明朝统治者的真正用意，宋濂只不过是其中下场还算比较好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