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搞明白一个概念，省会城市为什么叫“省会城市”或自治区“首府”？
会，有“会聚”之义，比如“聚精会神”里的“会”。
清冯桂芬《重儒官议》：“移书院於明伦堂侧，建精庐，可容一二百人，郡县主之，省会则督抚学政主之。
作为一个省、自治区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和交通中心，省会城市通常是一个省、自治区最发达的城市，不论是经济体量，还是人口规模。
作为西南地区，云贵川渝4个地方的人，很多人也许深有体会，曾经很多年前，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青年学子外流到东南沿海，到北上广深，因为在本地、在家乡很难找到专业对口、薪酬又高的工作岗位，只能孔雀东南飞。
二三十年前，成都还没有三环，重庆还有“棒棒”，贵阳街面上还有不少“背篼”。
随便一个广东普通暴发户老板，来到西南地区的省会来，都能摆“阔气”、“吆不倒台”，用港里港气的粤语夹杂着普通话对你说“傻嗨”，你也听不懂是在说啥，只觉得好洋气。
看看西部这些GDP总量、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靠后的省份的地形地貌图，就能明白，很多省份看似国土面积很大，但许多是属于山地、高原、丘陵地带，有的深处内陆，有的四面环山，就算有的有河流，但地势险峻，不适合发展成大型内陆码头。
一些地方，在过去30年沿海地区高速发展的喧闹中籍籍无名，仅作为保留原始生态的旅游景点停留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靠着打情怀牌、打生态环境牌，甚至空气清新牌来吸引外地人。说白了，在抢人大战中，没有浙江那样“大学生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政府代偿”的家底和实力。
如果西部地区的人才和资源长期外流下去，会怎样？与其被外省市虹吸，不如自己打造一个实力强大的省会城市出来，留住本地人才和资源，给自家人输血好过给外地人输血。
况且，对于多数中西部地区而言，其实就只是“穷省份，穷省会”和“穷省份，富省会”之间的区别，没有更多选项。
人们对当地省域经济的认知和省域形象的了解，大多来自于省会。省会城市之于省份，就犹如深圳之于中国。
许多强省会城市，比如四川成都、湖北武汉、陕西西安，如今都是非常炙手可热，基本上都是省一级权力下放，让省会城市能够尽情发挥，要钱给钱，要人才给人才，要政策给政策，总之一句话：倾尽全省之人力、物力、财力，在城市大战中*出一条血路。
偌大的四川、湖北，成都、武汉GDP，占了全省快一半。为什么？除了强省会的考虑，还有一方面不能忽略的因素，那就是资源的利用效率。
无数城市的经验都证明，资本、人才等各项生产要素，在更发达、更开放、关系更容易缔联的大城市，往往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率，发挥出更大的价值，被利用效率更高。
摊平资源、搞平均主义“摊大饼”的做法，断不可取！对于各方面资本、人才、文化等资源相对匮乏的中西部省份，尤其应当注意这种战略和路径的设计。
同样的人才、资本，放到非省会城市，甚至是县城、乡镇，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资源浪费，用大炮打蚊子，资源就是再富足，也禁不起这么玩。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最典型的，四川的成都模式，已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路径。
“内陆模式”和“沿海模式”的省份，发展路径本身就不一样。
一个省，如果有沿海、平原的城市多，那么各自发挥优势，施展拳脚，遍地多点开花，形成 多城一起富的局面，就很容易，比如江苏、浙江、福建等。
但如果是内陆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大多被山脉、河流的分割，地貌各不一样，各地市根本无力多点开花，只能集中力量建好省会之后，再来通过城市群的路径，反哺其他地市，比如四川、湖北、陕西、云南、贵州等。
一个强大的省会、首府，能够最大限度缓解省份内的人口、人才、资源外流的局面，同时，发展程度足够饱和、足够强大的省会城市，价值外溢一旦开始，比如城区扩张、版图合并等，首先获益的并不是省外其他城市，而是省会周边的本省其他市州。
某种程度上，从长远来看，虽然省会城市一个时期内占尽优势资源，但也只是先期的一个阶段，其他市州不是不发展，也不是最终走向衰落，只不过是需要等待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省会城市足够饱和，能够代表省份和地区，在国家各大城市、地区排行榜中占据一席之地后，再来反哺省内各市州，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先富带后富。
否则，如果非省会城市不让出这个阶段（可能是一两代人，也可能是几代人）来，很可能的结局，就是大家一起弱，最终一起被外省市、更发达的城市圈虹吸而淘汰。
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要么弱省份，弱省会；要么弱省份，强省会，没有其他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