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题解析］
战争是个复杂多变的系统工程。就国家而言，一场战争势必需要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整体联动；对军队而言，一次作战势必需要战略、战役、战术、战斗等层次的上下配合。所以，战争之事非同小可，正如管子所言：“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第六》）即所谓“先计而后战”。这是常识，也是常规。孙子撰写兵法十三篇，最初目的是为吴王争霸天下出招想辙，自然要首先分析天下大势，研判诸侯强弱，然后再建言献策，于是他从《计篇》着手，拉开战争全貌的序幕。英文版中《计篇》被翻译成“Laying Plans”，即开始计划。这显然是不准确的。《计篇》之“计”，既指计划，又指计算、计谋。当时，“计”指国君主将战前在庙堂计算天下形势、各方实力、预判胜负，在今天来看就相当于决策层进行的战略分析、战略谋划、战略拍板。从全书内容来看，此篇既是龙头又是总纲，既确立了“以智取胜”的核心理念，又规制了全书的基本思路。清代兵学家邓罗廷注意到了这一特点，赞叹道：“孙子一书，自始计以迄用间，如同条，如共贯，原始要终，层次井井，十三篇如一篇也。”（邓罗廷，《兵镜备考》）也就是说，《计篇》的思想精髓在13篇中逐步展开，贯穿始终，前后浑然一体。
【正文注释】
孙子曰：兵[1]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2]，不可不察[3]也。
故经[4]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5]，而索其情[6]：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7]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8]也。天者，阴阳[9]、寒暑、时制[10]也。地者，远近、险易[11]、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12]也。法者，曲制[13]、官道[14]、主用[15]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16]，将孰有能？天地孰得[17]？法令孰行？兵众孰强[18]？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19]，乃为之势[20]，以佐其外[21]。势者，因利而制权[22]也。
兵者，诡道[23]也。故能而示之不能[24]，用而示之不用[25]，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26]。利而诱之，乱而取之[27]，实而备之[28]，强而避之，怒而挠之[29]，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30]。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31]，不可先传[32]也。
夫未战而庙算[33]胜者，得算多[34]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35]矣。
【白话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认真地考察和研究。
因此，要从敌我五个方面情况去研究，从敌我七个方面得失去比较，以求得对战争情势的正确认识。五个方面情况如下：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就是要让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战时他们才会心甘情愿为君主去死，不存二心。天，就是昼夜、阴晴、寒冬、酷暑、春夏秋冬。地，就是高陵洼地、路途远近、险隘平地、地域宽窄、死地生地。将，就是指挥者所具备的智慧、诚信、仁爱、勇猛、严明等素质。法，就是军事训练、管理教育、武器装备、军法军令。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领都不能不知道。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取胜，不了解的就不能胜利。所以，要用“五事”“七计”比较敌我优劣，以求得对战争情况的认识。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哪一方将帅的指挥高明？哪一方符合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执法严明？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如果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就会取胜，我就会留下来；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作战一定失败，我就会离去。
计算利害得失并且意见被采纳，就会造成有利的态势，作...
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打而要装作不能打，要打而要装作不想打。要攻近处而要装作攻击远处，要想远袭而要装作近攻。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他；敌人兵力强大，就要避开他；敌将易怒，就激怒他；敌人谨慎，就要骄纵他；敌人休整得好，就要使其劳累；敌人内部和睦，就要离间他们。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军事家制胜的秘诀，不可事先呆板地规定。
开战之前预计可以打胜仗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计算周密，条件充分的能胜利。计算疏漏，条件不充分的不能胜利。何况不做计算，毫无条件的呢？我们根据这些来观察战争，胜败也就清楚了。
[1] 兵：兵，含义很广，指兵器、兵卒等。《说文》：“兵，械也。”《周礼·司兵》：“司兵掌五兵。”注引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由兵可引申为战争等义。此处指战争。
[2]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杜牧注：“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而贾林注“地，犹所也，亦谓陈师、振旅、战陈之地”，所释义狭。戚继光《大学经解》谓此句“正以释国之大事也。‘地’字，虚看乃兵之死生所系；存亡以国”。其释较公允。
[3] 不可不察：《尔雅·释估》：“察，审也。”此句言深入考察、研究。
[4] 经：度量。《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毛享传曰：“经，度之也。”杜牧注：“经者，经度也。”按：犹今之分析，预测。
[5] 校之以七计：校，校量、比较。《广雅·释诂一》：“校，度也”，又“校”通“较”。计，指下文“主孰有道”等七个方面。曹操注谓下述“七计”，其说是。
[6] 索其情：索，求索，探索。《广雅·释诂三》：“索，求也。”情，指敌我双方的实情。
[7] 令民与上同意：上，指国君；意，思想、志向。此句谓使民众与国君统一意志。
[8] 不诡：“诡”，古训“违”，训“疑”；《吕氏春秋·淫辞》：“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此句谓生死与共，民无二心。
[9] 阴阳：指昼夜、睛晦等自然天象。
[10] 时制：指季节更替。曹操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
[11] 险易：《说文》：“险，阻难也。”泛指险阻难行之地。易，平坦易行之地。
[12] 智、信、仁、勇、严：孙武认为这是将领必须具备的五个方面的素质。此句《潜夫论》引作：“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
[13] 曲制：军队的组织、编制等制度。曹操注：“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
[14] 官道：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等制度。曹操注：“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
[15] 主用：军备物资、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
[16] 主孰有道：孰，谁。道，曹操注：“道德智能。”此句指哪一方的国君得民心，政治清明。
[17] 天地孰得：曹操注：“天时、地利。”李筌注同。即指哪一方得天时、地利。
[18] 兵众孰强：指哪一方的军队武器装备、物资保障更好。
[19] 计利以听：以，通“已”。听，从，采纳。此句谓筹谋有利的作战方略已被采纳，即战争决策已定。
[20] 势：造势。《考工记·弓人》：“射远者用势。”郑司农云：“势为形势。”
[21] 以佐其外：佐，辅助，辅佐。外，曹操注：“常法之外也。”梅尧臣曰：“定计于内，为势于外，以助成胜。”此句谓造势以佐助人君有效地达到战争目的。
[22] 制权：制，从也。《淮南子·汜论》：“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高诱注：“制，犹从也。”权，权变。制权，即根据利害关系而灵活处置。《荀子·议兵》：“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23] 诡道：欺诈、多变的方式。《孙膑兵法·威王问》：“诈者，所以困适也。”此句言用兵打仗，应以机变为原则。
[24] 能而示之不能：能，能力、能够。示，显示。能攻显示为不能攻，能守显示为不能守。
[25] 用而示之不用：用，用战。实际要打仗，而显示为不打。
[26] 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杜牧注：“欲近袭敌，必示以远去之形；欲远袭敌，必示以近进之形。”意即李筌注“令敌失备也”。此句言本来要从近处进攻，却显示要从远处进攻。本来要从远处进攻，却显示要从近处进攻。
[27] 乱而取之：杜牧注：“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此句言敌人处于混乱状态，要趁机进攻。
[28] 实而备之：曹操注：“敌治实，须备之也。”梅尧臣注：“彼实，则不可不备。”敌具实力，则需严加戒备。
[29] 怒而挠之：怒，士气旺盛。梅尧臣注：“彼褊急易怒，则挠之，使愤激轻战”，注释颇偏。挠，扰之意，又训为屈。此句意谓敌人士气旺盛，我当谨慎屈避其锋锐，待其气衰，再攻击。
[30] 亲而离之：离，离间。《广雅·释诂一》：“离，分也。”此句意为敌人内部团结，则设计使其分裂。
[31] 此兵家之胜：犹言这是军事家克敌制胜的奥妙。
[32] 不可先传：曹操注：“传，犹泄也。”杜牧注曰：“传，言也。”此全句谓军事家克敌制胜的奥秘，不可以事先讲明。
[33] 庙算：庙，古代祭祀祖先与商议国事的建筑。算，计算。《说文》：“算，数也。”古代兴兵作战，要在庙堂举行会议，谋划作战大计，预计战争胜负，这就叫庙算。
[34] 得算多：算，在此为计数用的筹码，引申为胜利的条件。得算多，指具备取胜的条件多。
[35] 见：同“现”，呈现，显现。本句为我根据这一规律来考察，战争的胜败就显而易见了。
003 决策大事，不可不察/自卫还击作战中的痛切感悟
【原文】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精解】
孙子生活的那个年代，语言发展还不太完善，有人做过统计，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典籍中出现的不重复单字大约6 500个，常用的也就3 000个左右。现在单个汉字已超过8万。可以想象，孙子那个年代的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很多，可用的文字却很少，所以一个字往往需要表达几种意思。《计篇》的“计”字，就包括计算、计划、计谋的意思，这些都是战争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事情，所以被列为第一篇。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一篇的主题讲的是决策拍板问题。
从表面上看，决策好像是一瞬间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这一篇着重从几个层次分析战略决策的几个关键步骤。首先是阐明慎重决策的重要性，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观点。其次，说明拍板决策前进行战略分析和预测的方法，强调要精心计算双方“五事七计”等方面的客观情况。再次，说明落实战略决策的一系列谋略措施，提出著名的“诡道十二法”。最后，归纳全篇主题，强调决策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的观点，即“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在战争决策问题上，孙子反对盲目决策，更反对情绪化决策。所以，开篇就以呐喊似的方式呼吁人们高度重视战争决策。“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是整部《孙子兵法》的第一句话。它提醒人们，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民众生死的大事情，千万不能把它当作儿戏，草率决策，一定要慎重考察，深入研究，搞清楚了再做出决策。千百年来，这句话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经典名言。但是，如果穿越历史，回到孙子生活的时代，就会发现明确说出这句话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因为战争从夏朝打到商朝，从商朝再打到西周，到春秋时期几乎年年都会发生战争。由孔子修订而成的《春秋》中记载，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发生了480多次，平均每年两次。长期战争导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所以人们普遍厌恶战争，整个社会上笼罩着一片反战的思想情绪。
与孙子差不多时代的老子、孔子都不看好战争。老子尤为明显。他的基本观点是“兵凶战危”，认为战争是危害巨大的事情。老子的主张是无为而治，以柔克刚。出于这种思想，他反对打打**，并曾经用两句话描述战争的巨大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即凡是军队经过的地方，必然杂草丛生；战争过后，紧接而来的必然是灾荒之年。所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道德经》）一句话，尽量远离战争这种不祥之事。显然，这种观点与孙子高度重视战争的思想大不一样。
孔子虽然不像老子那么厌恶战争，却也不像孙子那么看重战争。这从他与弟子的一番对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一天，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竖起三个手指头，回答说：“足兵，足食，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即要有充足的军备和充足的粮食，百姓信任统治者，做到这三样就可以了。
子贡接着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
孔子干脆地说：“去掉军备。”
可见，在孔子的治国理念中，战争和军队远不如信义重要。这种治国理念无可厚非，但是单纯靠信义恐怕难以求得国家安稳。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孟子就曾对孔子这一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章句下》）春秋时期各国之间打来打去无非是以大欺小，为争利而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谁讲信义，也没有谁单靠讲信义而变强大。
孙子是个唯物主义者，长期的战争经历让他深刻地意识到，战争是社会运行的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国家之间只要有利益之争，争到白热化程度就是战争，不管你喜不喜欢，迟早要面对战争。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子里，无视危险，一个劲儿地高喊“非战也”“非攻也”，照样会被强者吞食。正确的办法只能是勇敢地面对战争，正视强敌，以战止战。因此，他开篇就明确呼吁“兵者，国之大事”，把战争看作决定民众生死、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这一句话很直白，旗帜鲜明，与老子、孔子的观点大相径庭，充分体现出孙子高度重视战争的思想。
有的人可能以为孙子既然如此重视战争，是不是偏好战争呢？是不是“战争狂”呢？成都武侯祠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上联说的是诸葛亮，足智多谋，往往注重用谋略从心理上征服敌人，七擒孟获，让他心甘情愿俯首称臣。自古以来，像诸葛亮这样真正了解战争的人并不喜好战争。下联讲的是刘备，感情用事，不顾客观情况，只想着为关羽报仇，贸然发动夷陵之战，结果大败而逃，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后人一定要引以为戒。我很赞同“从古知兵非好战”的说法。那些真正经历战争、真正了解战争的人，深切地知道战争不是什么好玩的游戏，而是人头落地的事情。对此，我有过刻骨铭心的体验。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一幅场景，让我永生难忘。那是2月19日清晨的一次战斗，我们团奉命攻打一座高地。敌方阵地上堑壕暗道犬牙交错，我们攻到半山腰时，敌人从山脚下的暗道窜出来，截断了我们的退路，敌人在山顶上用火力压制。我们被夹在堑壕之中，上下都是敌人。正在大家一边抵抗一边等待援兵时，不知谁喊了一句：“上面的敌人反扑了！”紧挨我的一名机枪副手本能地起身抬头往上看，就在这时山下飞来一颗子弹，这位战友应声倒地，子弹从肩胛穿进去，从腮帮钻出来，两头冒血，用“血流如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和另外一位战友立刻掏出急救包摁住伤口，急救包一下子就被殷红的鲜血浸透了，再换一个，又浸透了。只见这位战友，嘴里吐着血，咕噜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脸上的血色迅速消失，很快变成青灰色了。一个刚才还在枪林弹雨中冲*的20岁生命，瞬间就没了。我无力回天，欲哭无泪！
这就是战争，随时制造死亡的地方！
正常人经历这么一场生死搏*，对战争还会有好感吗？
孙子的一生都是在战乱之中度过的。司马迁曾经用一句话总结孙子一生的战争活动：“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里提到两大战事：往西攻破楚国，往北威胁齐、晋两国。孙子为这两场战事出了大力，即都参与了这些战事，可谓饱经战火磨难，比常人更清楚战争的真实面目。因此，他在高呼“重战”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对战争“不可不察也”。察，就是考察、研究的意思。“不可不察”强调的是但凡要进行战争决策，务必算一算，仔细地想一想，千万不要像刘备那样，怒而兴师。一个“察”字，反映出孙子慎重对待战争的思想。
既重战，又慎战，这就是孙子开篇第一句话要表达的思想，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毫无疑问，它也是当今世界各个领域的人做重大决策时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无论要做战争决策，还是企业决策，都务必慎之又慎。
004 决策必算，五事七计/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分析
【原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
【精解】
对于战争决策问题“不可不察也”，强调的是一定要慎重考察，深入研究。其实，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点难。面临战争的时候，国君将帅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孙子提出了一个办法：“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
“经”，即分析、预测。“经之以五事”，就是指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对比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即民心向背、气候条件、地理形势、将领才能、法制管理。孙子认为，这几个方面的情况是国家和军队实力的基本支柱，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如果把敌对双方的情况按照这五个方面一一对应地分析比较，就不难看出谁强谁弱、谁优谁劣了。然后才能正确决策。历史上的多次重要的君臣对话，基本上都是按照孙子的决策分析方法展开的，其决策分析方法奠定了影响历史走向的军事战略。比如商朝末年周文王与姜太公在渭水边上的对话，楚汉战争前夕刘邦与韩信在汉中的对话，东汉末年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等。我们不妨回味一下“隆中对”。
“隆中对”发生在建安十二年，刘备在徐庶的建议下“三顾茅庐”。诸葛亮被刘备的真诚感动，在刘备第三次拜访的时候接受了他的求见。于是刘备叫关羽、张飞等人退下，诚恳地说，现在汉室的统治崩溃，奸臣当道，皇上都被迫出奔了。我自不量力，想要为天下人伸张大义，然而才智与谋略短浅，就因此失败，弄到今天这个局面。但是我的志向到现在还没有消减，仍然希望恢复汉家天下，您认为我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诸葛亮早知刘备的来意，于是从几个方面帮他分析天下大势，以及斗争各方的状态。
他首先从主要对手说起。他说，自董卓独掌大权以来，各地豪杰同时起兵，占据州、郡的人数不可胜数。现在曹操已经打败了袁绍，拥有百万大军，挟持皇帝来号令诸侯，军事强大，政治有利，确实不能直接与他争强。
然后他又分析次要对手孙权，认为孙权占据江东，已经三代，其地势险要，民众拥戴，又任用了有才能的人，因而只可以把他作为外援来依靠，但是不可谋取他。
北面、东面分析完了，诸葛亮接着分析南面。他说，荆州北靠汉水、沔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资都能被获取，东面和吴郡、会稽郡相连，西边和巴郡、蜀郡相通，这是大家都要争夺的四通八达之地，但是它的主人刘表没有能力守住它，这大概是上天有意拿来资助将军的，将军您可有占领它的想法呢？
诸葛亮分析道，除了荆州，还有益州。益州地势险要，有广阔肥沃的土地，自然条件优越，高祖凭借它建立了帝业。现在刘璋昏庸懦弱，那个地方虽然殷实富裕、物产丰富，刘璋却不知道爱惜，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贤明的君主。
前后左右对手的情况被分析了一圈，诸葛亮接着分析刘备的情况。将军现在虽然实力不如曹操和孙权，但也有两大优势：其一，将军是皇室的后代，声望很高，闻名天下；其二，您广泛招揽英雄，重用人才，深得人心。凭着这些优势，如果谋划得当还是可以夺取天下的。
刘备听得热血沸腾，急切地问：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诸葛亮略微思考一下，提出了如下三步战略。
第一步，先占据荆、益两州，守住险要的地方，作为立足之地；
第二步，与西边的各个民族交好，安抚南边的少数民族，对外联合孙权，对内革新政治；
第三步，一旦天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直指中原一带，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向秦川出击，夹击曹魏。
最后，他信心十足地说，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夺取天下的事业就可
以成功，汉室天下就可以复兴了。
听完这番话，刘备连连叫好。
刘备后来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战略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战略格局。
诸葛亮这一番分析显然符合孙子的思路，概略地分析、对比了斗争各方的道、天、地、将、法等方面的情况，从而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
但是，按照孙子的观点来看，诸葛亮这番分析还不十分到位，有点“粗放”，还应当更加深入具体，也就是要“校之以计”。
“校”在这里读作比较的“较”，为比较之意。“计”，指下文的七句话：“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俗称“七计”。这“七计”实际上是对“五事”更加深入具体的分析。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大话、新话，什么词给力，什么词抢眼，就说什么词。这一点我们必须向孙子学习。他言辞简洁且有分寸。“七计”之中每一计都用一个字为衡量标准，观察精确。
比较双方的一国之主时，孙子不看国土大小、民众多少，而是将“道”作为标准，关键看其是否得道。得道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反之，有国土也会丢失，有军队也会反叛。
比较双方的一军之将时，孙子不看职务高低、军队多少，而是以一个“能”字作为衡量标准，看将领是否有能力带兵打仗，开疆拓土。无能之辈掌兵，误国、误军又误民。
比较双方的天地时，不看天时好坏和地理优劣，关键看是否能够得其利。这里“得”字很巧，意在说明天时地利这些自然条件、外在因素都是作战的平台，各方都想抢夺有利位置，坐等是不行的，只有灵活用计、用谋才能“得”而用之。赤壁大战中，诸葛亮巧借东风。东风并非自动吹来，而是他根据当地气候变化规律，算准了刮东风的时间，然后令火借风势，烧着了曹操的连环战船。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这三条对应“五事”中的道、天、地、将四个方面，用具体标准衡量双方优劣得失，观察得更加具体、细致。
接下来的四句话，则是对“五事”中“法”的展开和细化，是法制管理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
“法令孰行”，是指要深入观察哪些法令法规能够被真正贯彻执行。一个“行”字体现出孙子非常务实的思想。与现在有些领导的思维方式不同，孙子不看法令法规是不是写得周全、细致，更不看文字上“四六句”是不是漂亮，只关注贯彻执行的情况。毕竟，法令法规的管理作用只有通过贯彻执行才能体现出来。
“兵众孰强”，这里的“兵众”两字，有的版本翻译成兵员众多，恐非也。兵，指兵器；众，指众多方面的物资。这句话说的是，要具体比较一下哪一方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保障能够因依法管理而实力强大。
“士卒孰练”，是指要分析比较哪一方士卒能够依据法令法规，训练有素。不经训练，或者训练不到位，战斗力很难得到提高。1979年的自卫还击作战中，牺牲了不少临战前征招的新战士，关键原因之一就是训练时间太短。他们从参军入伍到走上战场不过两个月时间，无论是对于适应战场的心理还是熟练掌握战术，都是不够的，因此不少新战士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惊慌失措、动作失常，没来得及消灭敌人，就被敌人打倒了。孙子突出强调的这个“练”字实在是太重要了。
“赏罚孰明”，是指看一看哪一方赏罚能够依法执行、纪律严明。此处作者关注的是一个“明”字，即按制度公开透明地办事。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讲情分，一旦允许暗箱操作，各方面打招呼的就来了，小动作就难免，也就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奖赏不仅不能起到激励作用，还可能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惩罚也不可能起到警示作用，反而可能助长不正之风。
显然，这4个角度都是法制法规在部队管理、物资管理、训练管理、赏罚管理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对“五事”中“法”的具体展开。
孙子得出结论，一旦以“五事七计”为抓手，把双方整体扫描一遍、透视一番，便可从中“索其情”。“索”，就是探索、索取。“索其情”即索取对双方宏观整体和微观细节的正确认识，从而清楚地了解双方实力强弱，为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不言而喻，孙子所说的“五事七计”也是当今时代各个领域的人做重大决策、部署全局之际必须认真考察的对象。尤其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决策，需要更高水平地运用“五事七计”的分析方法。除了“五事七计”之外，还必须考察双方的军事技术、军事联盟、战争潜力等方面因素。
005 治国要务，上下同意/韩信“汉中对”指点迷津
【原文】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
【精解】
在古代汉语中，“道”的意思比较复杂，道路、道德、道理、规律、原则等，都可以用“道”来表示。在《孙子兵法》中，“道”的含义不仅简单明了，而且至关重要。
孙子非常简练地说了一句话：“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对于这句话，有必要先解释两个字。一是“令”。这里的“令”不是命令、指令，而是“使”，如同现在常用的令人深思、令人神往等成语中的“令”。“民”在先秦兵书中往往不是指民众，而是指官兵，后来才逐渐用于指民众。解释了这两个字，这句话就比较好理解了。它实际上是规定了一条分析比较的标准，看敌对双方国君将帅得不得“道”，就是看他们能不能使所统辖之下的军队和民众能够自觉自愿地与上层领导的意志保持一致，即“与上同意”。上下一致，可谓得道，上下离心离德，即是失道。这一条既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平时治国治军的首要问题。所以孙子把它作为战略分析的第一个着眼点。楚汉战争前夕，韩信与刘邦在汉中对话时，最为看重的也就是这一点。
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大封18个诸侯王，将他的劲敌刘邦派到秦朝流放罪人的巴蜀一带，称之为汉王。同时还安排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驻在附近地区钳制刘邦。刘邦觉得很憋屈，一心想着东山再起。这时，老天爷给他送来了一个特殊人才——韩信。几经周折，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拜将仪式结束后，刘邦急不可待地请教韩信，问道：“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
韩信反问道：“现在与您东向而争天下的不是项羽吗？”刘邦答道：“正是项王。”韩信又问：“那大王自己估计一下，论兵力之勇悍、待人之礼仁、势力之强大这三个方面，您同项羽比，谁高谁下？”刘邦沉默片刻，回答说：“不如项王。”韩信赞同地说：“不仅大王，就连我也觉得您不如项王。可是我曾经侍奉过项王，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
韩信首先分析项羽的勇悍，他说：“项王一声怒喝，上千人都会吓得腿软，可是他不能任用贤将，这只能算作匹夫之勇。”
他又分析项羽的礼仁：“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语言温和，人有疾病，他便同情落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可是等到部下有功应当封爵时，他把官印的棱角都磨光滑了也舍不得给人家，这是妇人之仁。”
接着韩信重点从四个方面分析项羽的势力状态：“项王虽然独霸天下使诸侯称臣，可是放弃地势险要的关中而建都于地势平坦的彭城，这是他的第一个失误。项羽背弃楚怀王之约，把自己的亲信和偏爱的人封为王，诸侯对此愤愤不平。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项羽将旧主楚怀王驱逐于江南，使得诸侯纷纷效仿，也都回去驱逐他们原来的君王而自立为王了。这是他的第三个失误。项羽所到之处，无不大行*戮，所以天下人都怨恨他，百姓只是在他的淫威下勉强屈服。这是他的第四个失误。”
分析到这里，韩信总结说：“从表面上来看，项羽名义上虽为天下的领袖，实质上已失去民心，所以他的势力会很快衰弱的！”听到这里，刘邦激动不已，俯身前倾，不知不觉膝盖都贴到前面的座席了。
韩信接着分析刘邦的三大优势。他说：“第一，大王您入武关时，秋毫不犯，废除秦王严酷刑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国百姓无不想拥护您在关中为王，可谓深得民心。第二，根据当初诸侯的约定，大王理当在关中称王，关中的百姓都知晓。可大王失掉应有的封爵、被安排在汉中做王，秦地百姓无不怨恨项王，可谓合乎法度。第三，如今大王起兵向东，进攻三秦的属地，只要号令一声即可收复，可谓有强大的力量基础。”
韩信最后鼓励刘邦说：“在这种情况下大王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武勇之人，何愁敌人不被诛灭！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何愁他们不臣服！率领英勇的、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士兵，何愁敌人不被打散！”（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的这一番话，实际上为刘邦制定了东征以夺天下的方略。刘邦听后大喜，认为得到韩信太晚了。他对韩信言听计从，部署诸将准备出击。
半年之后，刘邦采纳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领兵*出汉中，迅速占领关中大部地区，取得对楚的初战胜利。
韩信这一番分析显然没有诸葛亮的“隆中对”那么全面，没有从政治、经济、外交、地理、实力方面盘算一圈，而是着重分析项羽如何失道、不得人心，刘邦如何得道、深受人民拥戴。为什么仅仅凭这些他就敢于鼓动刘邦*出汉中呢？因为他知道“道”是力量的重要源泉，有了“道”，就会有无穷的力量。正如孙子紧接着说出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一旦达到了“令民与上同意”的程度，那么军队和民众“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诡”，是诡诈、疑惑的意思。“不诡”，可以理解为军队和民众在关键时刻决不背叛，没有二心。
无论古今，平时喊打仗、发誓言、表忠心，都很容易，可是一旦真正面临战争，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孙子认为，只有平时做到“令民与上同意”，战争来临时，军队和民众才有可能真正紧紧跟随国君和将帅，同生死、共命运，关键时刻也决不退缩。在大多数传世本《孙子兵法》中，这句话被写作“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竹简本则写作“而不诡也”，两者意思相近，可以兼而有之。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与孙子心灵相通。克劳塞维茨也提出了战略五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统计要素。其中，精神要素位列第一，被看作最重要的因素。他曾作为普鲁士军人亲自参加了著名的拿破仑战争，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和拿破仑战争的顺利进程，他认识到法国革命军队和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有着巨大的精神优势。一方面，由解放了的市民和农奴组成的革命军队为维护自身的自由而战，斗志高昂；另一方面，拿破仑极其善于利用民众武装，他有一句名言即“每一个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棍”，用来激发将士“与上同意”，英勇作战，争立战功。因此，与反法联盟的前5次作战中，法军尽管兵力少、武器差，却能紧跟拿破仑屡战屡胜，联军虽然兵力多、武器好，却屡战屡败，士兵在关键时刻各奔东西。克劳塞维茨从中看到，奥妙就在于法军具有巨大的精神优势。他由此得出一个明确认识：“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队作战时能够紧跟国君将帅，做到“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一定取决于国君将帅平时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如果国君将领平时在这个问题上重视不够，做得不到位，战争状态之下就很难出现上上下下同生死、共命运的局面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兵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际，很多军事专家预测将会有激烈的巴格达城下的攻防之战，也将会有残酷的巷战。可是，4月7日早晨，美军仅仅靠着几辆坦克就攻进了巴格达，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伊拉克军人脱掉军装，扔掉武器，作鸟兽散。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因为将士不爱国、胆小怯战，关键原因在于萨达姆平时不得“道”。这就从反面印证了孙子这一思想既是战争中的制胜要道，也是平时治国治军的重要方法的道理。
006 为将五德，良将必备/1979年2月23日无名高地战斗
【原文】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精解】
在传统说法中，关羽是因为大意而失了荆州。其实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关羽镇守荆州三郡，控制着魏、蜀、吴三国交汇点。曹操和孙权对此耿耿于怀，暗中联手争夺荆州。可是，关羽攻襄阳、樊城，水淹七军，“威镇华夏”，不可强攻，只能智取。于是，针对关羽刚愎自用、恃才傲物的性格特点，孙权采取了一系列示弱纵敌的办法。
第一招，先是提出想让关羽的女儿做儿媳妇，和关羽结成儿女亲家，关羽却说“吾虎女岂配犬子”。其实，孙权不过是套近乎，示弱而已。
第二招，故意让吕蒙以养病为名由陆口前线回到都城建业休养，派年轻的陆逊接替吕蒙，陆逊上任后主动写信给关羽，称颂关羽的英武神功，希望关羽多予关照，使关羽放松戒备，抽走了荆州部分守军，一心对付魏军。
于是，吕蒙才得以偷袭荆州。由此可知，关羽丢掉荆州并非大意，完全是因为被迷惑误导。
孙权自诩为孙武后世子孙，也确实懂些兵法。他之所以能够从美髯公手上夺取荆州，关键在于活用了孙子分析将领才能的方法。他在行动之前认真分析了关羽骄傲自大的脾气性格，然后“对症下药”。
孙子主张，但凡战争决策务必首先考察双方的“五事七计”，其中“将孰有能”是要重点关注的。将领才能的方方面面，骑马、射箭、投掷、摔跤、带兵、打仗、喝酒、赋诗，究竟孰重孰轻？孙子一言以蔽之：“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我们有必要从两个层面理解孙子这句话。
首先，孙子提出的是分析评判双方将领能力素质高低的五个着眼点，或者说是将领应当具备的五种能力素质。他就是看谁的将领更加智慧、更加诚信、更加仁爱、更加勇敢、更加严谨。学者将之称为“为将五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旦发现对方将领某一方面的弱点，便可如同孙权那样“对症下药”，避其所长，击其所短。
其次，这5个字同时指出了将领带兵打仗过程中发挥领导力的五个途径。
第一是“智”，将领不同于连排长，统率千军万马绝不是振臂一挥那么简单的事情，需要高超的智慧，以智慧筹划全局，以智慧驾驭战场，以智慧统领队伍。所以，作为将领分析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以智为上”。这四个字是我概括的，源自孙子对“智信仁勇严”的排序。“智”排第一位，自然是最重要的，应最先考虑的领导艺术。
第二是“信”，它不仅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领导艺术。将领上有国君，下有官兵，凭什么让国君放心，靠什么令官兵跟随？关键在于诚信。其实，不仅军中将领要讲诚信，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者都应当讲诚信。美国学者詹姆斯和巴里曾经在世界范围做过多次名为“受人尊敬的领导的品质”的调查，每次都有80%以上的人选择了“真诚”。“真诚”在所有调查中差不多都是占据第一名的位置。这说明，“言必行，行必果”是世界性的共同要求，是带队伍、打胜仗的通用办法。因此，作为一个将领和领导者，如果没有真正想清楚的话，最好就不要做出决定；如果不想食言的话，最好不要轻易做出许诺，许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拥有这样一种稳重可靠的行事风格，才能赢得上级和下属真正的信任和敬重。
第三是“仁”。军队，对国家来说是暴力工具，对军人来说却是精神家园。千万官兵聚集军营，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靠的不是说教，也不是金钱，而是情感。所以，孙子非常强调以情带兵，要求将领“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以培养兄弟情、生死情。这个过程中，将领首先要有仁爱之心，体恤官兵所思所想。同时，要主动“示爱”，把对官兵的关爱之情表达出来，让他们能感受到。如果深藏不露，官兵们感受不到关爱，也就难以产生亲和力、凝聚力了。吴起仅仅以一个为士兵吸脓疮的动作，便激起士兵的决死之心。
第四是“勇”。著名兵书《六韬》中曾提出将领要有“五种才能”之说。与孙子不同的是，姜子牙把“勇”排到第一位了。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你会发现军人常常会陷入一种无计可施的绝境，最后只能“玩命”。所以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当年在战场上我就被迫赌了一把。
那是自卫还击作战的第7天，我随一支清剿队攻打一处山洞。此洞位于半山腰，约一个班的敌人躲在洞中，居高临下，对我们的战友造成较大的*伤性。由于洞口处立着一块大石，战友从山下往上射击，都只能打在大石头上，洞中之敌安然无恙。鉴于直射武器打不进去，队长便想起了我们喷火兵。我手中的喷火器使用的是油料，打山洞和坑道最有效。我背上一具喷火器，带上副手江流进，在三个步兵掩护下隐蔽地爬上山坡。可是，当我们爬到距洞口十几米处时，发现我们与洞口位置平行了，如果喷火，火药将擦着洞口边飞过去。怎么办？怎么办？已经到了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稍不留神我们5人全都没命。当时真是无计可施了，既不可能退下去重来，又不可能搞什么包抄战术，只能再走近一点找个有角度的位置喷火。豁出去了！我挥手示意三个步兵在身后卧倒掩护，小声告诉江流进：“你也卧倒隐蔽，我死了你就上！”说完，我双手紧握喷火枪，手指紧扣扳机，一步一步向洞口接近。万幸，我走了七八步还没有惊醒敌人。距离洞口五六步时，我一个箭步冲到洞边，卧倒的步兵同时架枪喷火。“轰隆”一声巨响，火龙冲出枪口，直奔洞壁，折进洞中深处。接着，第二枪、第三枪，全打进去了。江流进冲上来又补上三枪，洞中9个敌兵顿时葬身于火海之中。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感慨万千。可见，勇还是不勇，不仅决定自身的生死，也直接影响着整个队伍的战斗精神。
最后看一看第五种能力：“严”。“严”的含义有多种，严谨思维、严于律己、严格管理、严于执法等，都可纳入其中。统领成千上万的热血男儿，讲究的是一个“严”字。所以军中流行一句话：“严是爱，松是害。”从严管理，从严治军，才能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铁军。*秋收起义之后率领剩余部队向井冈山撤退，当时跟着*走的是一群未经训练的工人、农民、市民、旧军队的官兵，比较散漫。有的官兵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当床板，开拔时不还就走；有的官兵借了老百姓的稻草当褥子，离开时胡乱堆放。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但老百姓不高兴。面对这种情况，*于1928年4月3日在湖南省桂东沙田县召集全部人马，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规定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等，把官兵平常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具体事情都做了明确规定。刚开始，散漫惯了的工人、农民，尤其是旧军队的官兵很不习惯，但是严格执行一段时间后效果出来了，原先散漫的队伍逐步改变了面貌，变成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子弟兵。只有在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之后，部队才有可能得到钱粮支持，也才有可能吸引老百姓参军。
智信仁勇严，5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含义却相当丰富，它既是将领应当具备的五大能力素质，又是分析将领性格特点的五大着眼点，还是将领平时带兵的五大抓手。曹操在孙子这句话后面做了一句注释：“将宜五德备也。”强调优秀的将领应当五德兼备，全面发展。不言而喻，现代人要想成为杰出人才、干出一番事业，恐怕至少也得“五德备也”。
007 用谋之妙，贵在信任/韩信为什么背弃项羽
【原文】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精解】
近几年一些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学者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一些学者说，孙子是在齐国生活期间写完了兵法十三篇，然后带着它投奔吴国的。另一些学者说，孙子是来到吴国之后，隐居5年才陆续写出兵法十三篇。司马迁只是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没有注明孙子在哪里完成这部兵书，所以两种说法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客观地说，从内容上来看，《孙子兵法》应当是孙子到吴国之后，根据吴王争霸天下的战略需求专门定制的，因为文中有两次直接提到吴国与越国争斗的情况，没有一处涉及齐国的事情。尤其是《计篇》中“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句话显然就是针对吴王说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因为按流程来说，盘算完了双方的情况，接下来就要确定计策。出谋划策可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现在说，点子就是金钱，思路决定出路。孙子的那个年代也是如此，点子和思路不能随便出手，一出手就要进入决策。所以，在他讲完计算双方实力的方法、即将出谋划策之际，孙子先直言不讳地挑明前提条件：“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对于“将”，有两种理解。一种指将领，“将听吾计”意为将领听从我的计谋。另一种认为“将”作助动词用，意为如果，读作“江”。这句话是孙子对吴王说的，作为助动词更符合原意。这里的“用之”，不是指用我的计谋，而是指用军队作战。整句话说的是：大王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胜利，那么我就留下来继续出谋划策；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失败，那么我就离去另择明君。想象一下他们君臣对话的情景，阖闾虽然贵为大王，孙子不过是一个山中隐士，二人地位相差悬殊，但是孙子毫无卑怯之色，充满了自信和坦诚，表现出春秋时期士人的典型风骨。
士是周代以来的一个贵族等级，是贵族的最下层。周代分封制规定贵族有4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前三个等级都有一定的田产，全国土地归天子所有，天子封诸侯国给诸侯，诸侯再封邑给大夫，而士不能占有土地。用现在的话来说，士是没有不动产的。但是，士阶层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在官府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朝廷官学荒废，而民间私学兴起。孔子游学就是典型代表。社会上逐渐出现“学在民间”的现象，民间百姓学到某方面本事也可以成为士。所以，士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他们可上可下，士可以上升为贵族，士也可以被降为平民。这两种身份结合在一起，使得士具备一些独特的性格特征。孙子作为齐国贵族的后代，属于士的阶层。
士，最突出的特点是热衷于追求功名，士为知己者死。所以他们往往不计国籍和民族，愿意投奔他们认为英明的国君，甚至投奔敌国、辅助该国国君攻打本国，只要得到信任，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如果国君不任用他，他就投奔别国。乍一听，这种人似乎没有原则，朝秦暮楚、背叛祖国。其实，如果还原到当时历史环境就不难看出，当时的诸侯国同属一个天下，士人可以到处流动，而且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并不局限在听命于某一个诸侯王。所以，孙子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句话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楚汉相争时期的韩信，更是用实际行动体现士的特点。
秦朝末年，韩信本是一介平民，在农民起义大潮中，他带着宝剑投奔了当时势力最大的起义军团首领项梁。最初他并未得到重用，默默无闻。项梁战死之后，他又归属项羽，项羽让他做郎中（其职责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韩信多次给项羽献计献策，刚愎自用的项羽都不予采纳。韩信心灰意冷，遂有去意。这也就是孙子所说的“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年之后，韩信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刘邦一开始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只给他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官当，韩信依然不为人所知。
一个偶然的机会，韩信结识了刘邦的谋士萧何，并多次同他交谈，给萧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206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从长安迁往汉中地区。当时的刘邦相当于被项羽流放到偏僻山沟，非常落魄，于是先后有数十位将领逃亡。这个时候，韩信也逃走了。但是，他之所以逃走，并不是因为刘邦落魄。他是抱着干一番事业的想法从项羽旗下跑来的，认识萧何之后，萧何多次在刘邦面前举荐韩信，但刘邦一直没有重用他，于是他就再次像孙子所说的那样，“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打算另择明主。
萧何听说韩信逃走，来不及向刘邦报告便去追赶韩信。军中有人向刘邦报告：“丞相萧何逃跑了。”刘邦大怒，犹如失去了左右手。
隔了一两天，萧何回来见刘邦，刘邦又是生气又是高兴，骂道：“你怎么也逃跑了？”萧何急忙回答说：“我可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刘邦问道：“你追回来的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一听追的是这么个小官，又生气了，骂道：“跑掉的将领有好几十个，你都没有追，倒去追一个小小的韩信，这是撒谎。”萧何解释说：“那些跑掉的将军是容易得到的，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才，是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假如大王只想一直做汉中王，当然用不上他；假如大王想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没有可以商量大计的人了。这就看大王如何打算了。”刘邦难过地说：“我当然也打算回东边去呀，怎么能够老闷在这个鬼地方呢？”萧何马上建议道：“大王如果决计打回东边，务必重用韩信，他也就会留下来；假如不能重用他，那他终究还是要跑掉的。”刘邦不情愿地说：“好吧，我看你的面子，让他做个将军吧。”萧何摇头说：“不够呀，即使让他做将军，他也一定不肯留下来的。”刘邦只好说：“那么，让他做大将吧。”萧何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当下刘邦就想叫韩信来拜将。萧何连连摆手说：“不可，不可。大王一向傲慢无礼，如果任命一位大将也像是呼唤一个小孩子一样，这就会成为韩信离去的原因。大王如果诚心拜他做大将，就该选个好日子，自己事先斋戒，搭起一座高坛，按照任命大将的仪式办理，那才行啊！”刘邦只好点头答应。各位将军听说刘邦要拜大将了，个个暗自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举行仪式的时候，才知道被任命为大将的是默默无闻的韩信，全军上下都大吃一惊。
韩信成为大将后，果然不负刘邦厚望，就像孙子所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于是就有了“汉中对”那一幕，韩信分析刘邦与项羽相比，所具有的政治优势，鼓动他*出汉中，争夺天下，并具体制订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使刘邦得以顺利挺进关中，从此拉开了开创西汉王朝事业的大幕。
韩信这一则故事虽然比孙子生活的年代晚了200多年，却很好地诠释了孙子的观点。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孙子这句话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谋略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法宝，打仗必须重用谋略，用之必胜，不用必败；第二，孙子对自己的谋略充满了自信，大王愿意用谋略打仗，他就留下来出谋划策，不愿意用谋略打仗，他就走人；第三，出谋划策的前提条件是得到君王的重视和信任，只有得到重视和信任，制定的谋略才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鉴古观今，孙子这句话很有现实意义。今天身处重要岗位上的人在出谋划策时不能毫无主见、一味顺从领导，而应当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善于提出有见地的方案。尤其在战争决策问题上更来不得唯唯诺诺、唯领导是从，应当具有孙子“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的风骨。
008 因利制谋，营造态势/*为何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原文】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精解】
出谋划策的前提是国君将帅要高度重视和信任出谋划策的人，那么得到重视和信任之后该怎么办呢？
孙子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段话有两层意思，而且含义比较微妙，不仔细琢磨的话不容易理解。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其中的“计利”，就是指通过“五事七计”计算双方的利弊和强弱；“以听”，则是指所做的决策定下来了，建议被采纳了；“乃为之势”，意为紧接着就要想办法营造有利的态势。这实际上讲的是“造势”问题，也就是今天所谓执行战略决策和作战计划的主要方法。
“势”是态势，即一种没有具体形状、没有明确规格的状态，但是确实又能够帮助客观的力量或条件发挥巨大的能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体会，借势而为，顺势而上，往往能够力量倍增。逆势而行，如同顶风行走，前行相当困难。战争中更是如此。所以，战争决策定下来之后就要营造有利的态势使之能够顺利落实。即使是在现代条件下打仗也是如此。1978年底，*下定决心后，全国全军马上展开相应的造势活动。政治上，从上往下，预先吹风，统一思想；军事上，从军委到各个部队立刻着手研究作战方案，加强部队训练，补充武器装备，征召新的兵员；外交上，强烈谴责越南蚕食中国领土，恣意驱赶驻越华侨，占领老挝以及侵略柬埔寨的行为；经济上，各系统筹集作战物资，准备前送后运；舆论上，宣传解放军，谴责对方种种罪行；南方各地医院——无论部队的还是地方的都积极着手准备病房和急救设施，等等。这一切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孙子所说的“乃为之势”，即营造打仗的态势。
那么，为什么要“乃为之势”呢？孙子一语说明，其目的就在于“以佐其外”。“佐”，辅助的意思。但是，对于这句话各家理解不太一致。
比如，三国时期的军事家曹操在“外”字下注：“常法之外也。”即战争决策定下来之后，就要用超乎常规之外的方法造势。他所谓的“常法之外”很可能是指孙子紧接着说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诡道”。尽管曹操是最早系统注释《孙子兵法》的人，但是这段注释似乎有点牵强，因而没有被后人继承下来。
再比如，明代的军事家戚继光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制订的作战计划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军队时，就要严格保密，一旦被敌方获取，敌方必定进一步加强防备，所以要在外部制造各种真真假假的状态，混淆视听，使敌方不加戒备。这种理解强调的是营造一种外部态势来隐蔽作战计划。
今天的专家学者基本上继承了戚继光的这种理解，但又前进了一步。他们认为“以佐其外”不光是要营造一种外部态势隐蔽作战计划，还指战争决策或作战计划被执行者接受之后就要造“势”，用来帮助军队在国外的作战。“外”是对“内”而言，“内”是国内，“外”是国外。“计算”在国内，作战在国外。古人说“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军队一旦越过边境投入实际战斗，不能光靠算出的力量优势，还要靠有利的战场态势。
其实，“外”不一定限于国外，也可指庙堂之外。庙堂内定谋，庙堂外执行。因此，“以佐其外”应当不仅是指通过造势帮助我们在国外作战，还指通过营造有利态势辅助庙堂内敲定的战略决策或作战计划得以在治军、打仗、国防建设等各领域贯彻执行。
接下来“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讲的是第二层意思，进一步说明“如何造势”。
孙子提出关键要在两个词上做文章，一个是“因利”，一个是“制权”。
“因利”是指作战要以双方“五事七计”对比中我方的有利之处为依据。“制权”中“权”的本意是秤砣，秤砣根据重量在秤杆上滑动，引申为权变、权谋。制权，即制定谋略。“势者，因利而制权”，意在说明“造势”的方法是根据我方有利条件或力量优势制定相应的谋略，再通过运用谋略来营造有利的态势，从而使战略决策和作战计划得以贯彻执行。
如果我们认真读一读*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或许更能理解孙子这段话。
*在《论持久战》中深入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矛盾特点，阐明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道理，确立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那么，如何贯彻落实这一总方针呢？*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进一步分析如何营造持久抗战的大势，并提出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是，*的这一主张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
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惧怕共产党武装发展壮大，极力限制和阻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内部，王明等人主张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极力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针对种种反对意见，*的做法就如同孙子所说的“因利而制权”。他非常客观地分析中日双方的利弊，摆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三点理由。
第一，他认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所以，要持久抗战。
第二，他认为，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因此，必须展开独立的山地游击战。
第三，他认为，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说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非“游而不击”，而是真正的全面抗战。（*，《*选集》）
由此可见，*制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并非凭空想象或感情用事，而完全是在对中日双方实力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双方利弊最终确定的，堪称“因利而制权”的典范。
从*的决策思维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孙子所说的“权”，即具体的谋略措施，往往不是孤立的一条计谋，很可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有战略、战役、战术之分，甚至有政治、经济、文化之别。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谋略措施综合运用，方能合力营造有利态势。
归结起来看，运用孙子这一谋略时最为关键的是要注重“因利”和“制权”的结合。在现代条件下贯彻落实重大决策，也务必注重这两个要素的结合，精确地根据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制定相应的谋略。两者紧密结合，才能营造有利态势，使决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009 智胜秘诀，巧用诡道/宋襄公恪守“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原文】
兵者，诡道也。
【精解】
也许有些人见到“诡道”两字会有些反感，总把它与阴险毒辣、心术不正联系在一起。其实，在先秦时期它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之分，仅仅是指战争中欺诈、多变的方式及谋略运用的方式。这强调的是，要想打胜仗，就得用谋略。将领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要善于运用谋略，灵活应变，没有这本事就别上阵。虽然今天看来，这已是平常道理、基本常识。但是，回归到孙子生活的年代，大胆说出这句话则是需要一点反叛精神的。
这还得从公元前638年泓水之战讲起。那年11月宋楚两军夹泓水而战。先是楚军向南岸推进，宋军在北岸列阵等待。当楚军进至泓水岸边并开始渡河时，宋军的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即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可以趁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岂料，宋襄公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并迅速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理由是遵循军法“不鼓不成列”，即敌军没有摆好阵势就不击鼓发起攻击。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全部被楚军歼灭。幸亏有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
回国后人们普遍埋怨宋襄公指挥不当，宋襄公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向臣民辩解说“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认为自己遵守军规军礼打仗并无不当。半年之后，宋襄公伤重而死。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说过，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现在有些人为宋襄公鸣不平，认为*的评价太过火了，没有理解宋襄公那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
我以为，这些人平时读书恐怕只重表面现象，不怎么琢磨内在本质。从表面上来看，西周时期乃至春秋初期打仗很讲究规则和礼法。比如：
?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
?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
?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
?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
?不伐丧（不在敌国国君去世后举国服丧期间发动攻击）
在这样的战场上，马背上的将领确实很威风、很有贵族范儿。可是，我们想一想，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战场规则？至少有如下三方面原因。首先，当时诸侯王大多是周天子的子孙，彼此是兄弟或姻亲，不能*个你死我活，所以要确立一系列规则控制战争行为。其次，周天子为保证“家天下”永久稳固，不允许诸侯通过战争扩大地盘、增强实力，于是用一系列军礼军法限制战争的规模和程度。谁要是借着战争吞并另一个诸侯国，便是图谋不轨，危及周天子权威，周天子很可能率诸侯共伐之。再次，当时各国之间交战的目的还比较简单，或者为争当盟主，或者为争夺一匹宝马，甚至为获得一位佳人，达到目的即可罢兵，所以容易受法规控制。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上述种种规则并不是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的体现，实质上是为维护周氏“家天下”稳固的家规、家法所设。就算表面上十分文明有贵族风范，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周氏政权逐渐衰落，周天子号令天下的风光不再，以卿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势力集团陆续出现，不断壮大，先后取得诸侯之位。此后的战争撕去了贵族虚伪的面纱，不再假装斯文。为了兼并彼此，战争双方全力以赴攻城夺地，奇谋诡诈大行于道。
泓水之战就发生在这一转变时期。它标志着周氏建立“家天下”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逐渐消失，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开始出现。
春秋末期诸侯争霸战争中，饱经战火的孙子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变化，大声疾呼：“兵者，诡道也”，并提出一系列奇谋妙计，学者称之为“诡道十二法”。
现代战争与孙子那个年代的战争已经大不一样了，战争会在陆、海、空、太空、电磁等多维化立体式领域进行，各种嵌入信息技术的先进武器装备全方位比试，键盘鼠标取代了长矛大刀。于是，有些人认为战争没那么复杂了，不需要诡道了，只需要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就行了。然而，敲键盘的手指是靠大脑指挥的，所以说，现代战争中仍然要讲究诡道。1982年的贝卡谷空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此之前的1973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装备了性能先进的作战飞机，主要有美国的F–4型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法国的幻影Ⅲ型喷气式战斗机和美国的A–4型亚音速强击机。这些飞机都装上了针对萨姆–2、萨姆–3导弹的电子警报和干扰设备，一旦发现导弹来袭，就会自动报警，并按相同频率发射电波，干扰导弹的制导系统，使导弹不能准确命中飞机。所以在攻击埃及和叙利亚时，许多飞行员明明听到警报也不采取任何躲避措施，以为干扰系统会自动躲避来袭导弹。没想到飞机一连被击下100多架。以方几经侦察后才知道，原来埃、叙两国的防空导弹网中新增加了一种苏制萨姆–6地空导弹。这种导弹装在履带车上，机动性好，阵地不固定，又便于伪装隐蔽。所以，以军多次侦察都未发现萨姆–6导弹阵地。而且，这种导弹的性能远远优于萨姆–2和萨姆–3，具有抗干扰能力，所以能够排除以军飞机干扰，准确命中。此后，以色列空军对萨姆–6非常警觉，将其视为克星。
1981年以色列获得叙军在贝卡谷地部署萨姆–6导弹的情报，立即派无人侦察机前往侦察。这架侦察机虽然被叙军击落了，但是以军探测到了叙军指挥雷达的无线电电波频率。1982年，以军进攻叙利亚时，决心首先干掉萨姆–6导弹阵地。于是，以军采用了孙子的诡诈之道，先令两架无人机飞入贝卡谷地上空，假装袭击叙军基地。叙军发现敌机后立即打开萨姆–6导弹瞄准雷达，准备发射导弹。这一动作却正中以军下怀，以军迅速发射百舌鸟导弹直接命中萨姆–6导弹瞄准雷达，使之变成了“瞎子”，无法发现来袭目标。紧接着，以色列大批战机飞临贝卡谷地上空，精确投弹，仅仅几分钟时间，19个萨姆–6地空导弹连全部被摧毁。
可见，现代战争中，如果巧用诡道，仍然能够起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
3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战争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东战争信息化水平更高，某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具备了人脑的功能，但是战争主体仍然是人，战争结果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而且人的智慧与信息技术平台相结合，可以发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巨大的能量。所以说，现在乃至未来的战争依然遵行“兵者，诡道也”的原则。经常有人问我，中国的军事力量与某国相比，谁强谁弱，在当今世界上排行第几？这种问题很难回答，也不能回答。其实，无论排行第几，无论对方如何强大，如果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谋略的运用和发挥，便能用好、用活手中的武器装备，弥补某些军事力量方面的不足，仍然能够像*倡导的那样，以劣胜优，以弱胜强。
010 示假隐真，迷惑敌人/李牧示弱避战胜强敌
【原文】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精解】
“兵者，诡道也”重点说明打仗就得巧用诡道。那么，用哪些诡道呢？其实能被称得上诡道的谋略很多，只要涉及战场上诡诈、欺骗、灵活变化的谋略一般都可以被称为诡道。孙子在《计篇》中一连列举了12条诡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人们称之为“诡道十二法”。这些文字都很直白，含义却比较微妙，需要我们用心领悟。一旦真正领悟了其中的精髓，你会发现它们既存在于古代战场之中，又活跃于现实生活之中。我们首先重点分析“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现如今人们普遍有一种躁动情绪，愤青式的激情呼喊不绝于耳，一有风吹草动就喊打，似乎战争叫板越厉害就越爱国，示强口号越响亮就越强大。如果用孙子诡道思想稍加分析，就能理解这种情绪是不太理智的。孙子生活在春秋争霸战争的时代，每天考虑的主要事情就是怎样通过战争扩大地盘，争夺天下霸主地位。但是，他并不主张示强，反而要求示弱、示虚，“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现。
“能而示之不能”，关键字眼是“能”“示”“不能”。这句话说的是完全有能力战胜敌人时，表面上要有意显露没有这种能力的假象。
“用而示之不用”，其中的“用”，是指动用军队。它是说，实际要动用军队打击敌人时，表面上要故意显露没有用兵的迹象。
“近而示之远”，这里的“近”和“远”是指与敌人的距离。它是说，实际上准备在近处向敌人发动进攻时，要设法显露在远处下手的意图。
“远而示之近”，与“近而示之远”相反，是指实际上已确定从远处动手时，要主动显露从近处布阵的假象。
这4种办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示假隐真”，其实质是谋略造势之法。记得我的研究生导师吴如嵩先生曾经说过一个观点：“中国军事文化是女性文化。”坦率地说，当时听到这一说法，我不以为然。心想，战争是铁与血的斗争、刚性的碰撞，怎么能与女性扯到一起呢？但是稍稍一琢磨，又觉得此话虽然听上去有点不容易理解，但还是比较贴切的。孙子这4句话就带着些女性特点：柔而不刚，绵里藏针，欲取而先予，顾左而盼右，让人琢磨不透。孙子把这种艺术运用到谋略之中，确实能够达到多种效果。这至少有两大效果：一方面，种种示假动作有可能麻痹敌人、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使其不加戒备，走向错误方向；另一方面，由于我方真实意图、真实状态被隐藏起来，不至于引起敌方的警觉和攻击，我方便赢得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和发展时机，避免过早交战和消耗。这两种状态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乘势发威，突发制人。战国时期，赵国著名将领李牧就曾经用这种谋略大破匈奴。
赵国离匈奴很近，匈奴衣食匮乏了，就跑到赵国的边境大肆掳掠一番。面对这个纵横驰骋、来去如飞的对手，赵国最初没有有效的应对办法。
后来赵王派大将李牧去驻守雁门郡，李牧知道面对剽悍的匈奴骑兵，硬碰硬是打不过的，必须以软制硬，以静制动。于是，他干脆就采用了看上去最简单的一招：避而不战。
作为驻边主将，李牧拥有很大的权力，不光享有官吏的任命权，防区内的所有租税也都是李牧征收。李牧把收上来的钱财全部划归为边防守军的经费，以此激励士卒练习骑射。与此同时加强战备，维护好烽火台，军情紧急时保障联络畅通，并派出大量间谍刺探匈奴的动向。总之，李牧把战备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可见，当时赵军完全有能力与匈奴交战。但是，李牧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匈奴入侵，所有人马立刻退入军营中，不能和匈奴作战，胆敢和敌人接战的，擅自去追捕敌人的，一律斩首！”因此匈奴每次入侵，士卒就点起烽火通知各处守军退入城中固守，显示出没有能力与匈奴交战的假象。
如此数年，李牧从未出军交战，只是坚固防守，其效果是匈奴也没有办法攻进来抢劫，百姓、牲畜也就没有什么损失。
这个看起来有点消极的办法招来众人的非议，匈奴则大肆制造舆论说李牧胆小怯战。赵王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换了一个人——任命赵葱代替李牧。
赵葱上任后一改李牧的做法，匈奴一旦入侵，立即领军出战，但是匈奴兵强马壮，赵国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结果不仅大批官兵战死，百姓、牲畜损失极大，边境上几乎不能耕种、放牧了。
赵王不得不请李牧重新出山。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自己有病。赵王便一再强令李牧出来领兵。李牧提出条件说：“如果大王一定要用我，允许我像以前那样做，我才敢奉命。”赵王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李牧回到雁门郡，仍然采取“能而示之不能”的办法，匈奴有劲儿无处使，又是好几年一无所获，只好采用激将法，继续嘲笑李牧胆小怯战。
赵军将士一边防守不出，一边养精蓄锐，每天不仅粮饷不缺，还有丰厚的赏赐，大家都斗志昂扬，渴望作战。李牧看到匈奴麻痹大意了，自己的部队也实力大增了，可谓时机成熟，于是精选了1 300辆战车，13 000匹战马，50 000名勇士，100 000名弓弩手，全部组织起来进行临战训练，同时一反常态，派牧人把牲畜赶出去大模大样地放牧。这实际上是采用了孙子“用而示之不用”的方法。虽然已经决定用兵打仗，表面上却大规模放牧，表现出无意打仗的样子。
匈奴一看这种阵势，反而不敢贸然进攻，于是派先头部队试探性进攻。李牧命令数千人的先锋迎战，但一接触就溃退下来，单于见状，立即率领主力部队大举入侵。李牧布下奇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匈奴，大破匈奴十几万铁骑。李牧乘胜追击，先后灭了匈奴的几个部落，匈奴单于只好逃往大漠深处。此后十几年，匈奴都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城。
这个战例说明，有本事的人不看声音高低，能打仗的人往往不会随时挥舞拳头。
遗憾的是，现如今年青一代了解这种示假隐真谋略的人少了。认为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世界第二，军事力量也可与美军匹敌，所以有人预测“2050年中美对决”。于是，美国人高度警觉起来，从2010年开始明确提出“战略重心东移”，要到亚太地区搞所谓的“战略再平衡”，其实质就是要遏制迅速发展的中国，不让中国超过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更不要超过美国。“再平衡”的结果是，日本人与我们争夺钓鱼岛，菲律宾人与我们争夺黄岩岛，越南人与我们争夺南沙诸岛，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客观地说，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毕竟中国强大了，韬光养晦已不能遮盖其伟岸的身躯和强劲的势头，美国和周边国家的猜忌、惊恐难以避免。但是，从主观上说，我们恐怕还是缺乏一些孙子“示假隐真”的谋略思维。
需要指出的是，谋略思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只有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方能显示其威力。“能而示之不能”说的是常规办法，但是情况变化了，就不能只认这一种办法，而要灵活变化，甚至反过来运用。如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用“不能而示之以能”的办法，吓跑了司马懿的十万大军。虽然这个故事是《三国演义》中虚构的，但历史上确有一些运用这种计谋取得成功的例子，如唐朝名将张守圭防守瓜州等。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工作单位中，总觉得人们跟他过不去，以为大家都嫉妒他、阻碍他。其实，根源还在自身。大家不妨用孙子“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谋略思想审视一下自己平时的言行，便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找到破解困境的钥匙。
011 以柔克刚，削弱强敌/越王勾践起死回生之术
【原文】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
【精解】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是“诡道十二法”的中间4句话。仔细分析其中的精髓，可以用“以柔克刚”4个字来概括。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典型反映。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源于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顺应自然，不违时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要根据季节做相应的事情，一般不会在冬季插秧，夏季收藏。这种生产生活的模式反映到军事上，则表现为顺势而为，量力而行。时机不成熟、态势不顺利的情况下，一般不要逆势而为。孙子在《谋攻篇》中说：“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他说的是，实力弱小却非得坚强地与强大的敌人硬碰硬，其结果必定是被强大的敌人擒获。他提醒人们，在敌人确实强大的情况下，不可逆势而为，也不可逞强，应当运用柔术，先求得生存，然后再以柔克刚。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反败为胜，最后成为天下霸主的。
春秋末期，吴、越争霸战争愈演愈烈。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越。激战中吴王阖闾负伤致死。夫差继位后发誓要报*父之仇，两年后夫差兴兵伐越。越王勾践得知夫差准备攻越的消息后，不听大臣范蠡的劝告，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决定出兵攻吴，先发制人。吴王夫差派尽吴国精兵，迎战于夫椒。吴军同仇敌忾，奋勇冲击，越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只剩下5 000人退守会稽山。吴军乘胜追击，包围了会稽山。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夫范蠡提出向吴求和。勾践不得不面对现实，他清楚地看到对抗下去只能全军覆没，不得已采纳了这一建议。他一面派大夫文种向吴王求和，并用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嚭，要他从中斡旋，劝说夫差允许越国作为吴的附属国；一面准备死战，假如吴国不许请和，越将破釜沉舟，与吴血战到底。当时吴国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是以伍子胥为代表，他看出了越国君臣主动请和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因而坚决主张彻底灭掉越国，然后再北上争霸，否则必将纵虎归山，养痈遗患，预言“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另一派则是以伯嚭为代表，他受了越国的贿赂，又担心伍子胥获得更大战功，于是奋力主张接受勾践的请和。夫差急于北上同齐国争霸，认为越国既已投降，便名存实亡，不足为患。因此答应越国议和，率军回国。
越王求得生存之后，并不甘愿臣服于吴国，一心想着报仇雪恨。于是，越王听从范蠡的一系列计谋，展开了迷惑吴王、削弱吴国的系统工程。其中的几个主要步骤与孙子所说的诡道几乎完全一致。
第一步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越军虽然战败，但仍可以拼死一战，而且越王内心深处时刻想着与吴国一战，但是他按捺住自己的强烈愿望，尽量以假象迷惑吴王。夫椒之战后，越王勾践把国内事务分别托付诸大夫管理，自己带着范蠡等人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勾践在吴国忍辱含垢，历尽艰辛，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三年后被释放回国。
第二步是“实而备之，强而避之”。面对强势的吴国，越王不急于报仇雪恨，而是隐蔽地发展生产，提升军事实力。勾践归国后，“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他改革内政，减轻刑罚，减免赋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增加人口。在军事上，修缮被战争破坏的都城，扩充兵员，训练部队。
第三步是“利而诱之”。想方设法用小利诱惑吴王，削弱吴国实力。越王在隐蔽发展自己实力的同时，不断地给夫差送上优厚的礼物，表示忠心臣服，以消除他对越国的戒备；他采集良材、选派巧匠送给夫差，促使其大兴土木，消耗人力、物力。越王甚至主动送给吴王2 000人马和一大批武器装备，资助吴王北上争霸。吴王夫差丝毫没有察觉越王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企图，放心大胆地奢侈淫乐。他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姑苏台，不分昼夜地同西施在上面寻欢作乐。
第四步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公元前484年，夫差趁齐景公去世后齐国大乱之机，北上联合鲁军攻打齐国，大败齐军。得胜后，夫差更加骄横，认为只要最后压倒晋国就可取得中原霸权，于是约晋定公和各国诸侯到黄池会盟。他亲自率精兵3万远征，北上黄池，只留下太子友等人率老弱病残1万人留守姑苏。
勾践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到来。前482年，勾践调集越军4.9万，兵分两路：一路由范蠡率领，由海道入淮河，切断吴军自黄池的归路；一路是由勾践亲自率领的主力，从陆路北上直袭姑苏。此时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听说越军袭破姑苏，唯恐影响其争霸，一连*掉7个来报告情况的使者以封锁这一不利消息，并用武士威胁晋国，终于勉强做了霸主，然后急忙回国。但是由于姑苏失守的消息已泄，军心动摇，夫差感到反击越军没有把握，便派人向越求和。勾践这一次还是小试锋芒，考虑到吴军主力未损，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灭吴，便与吴王签订和约后撤军回国，继续韬光养晦。
第五步是“乱而取之”。公元前478年，吴国发生空前的饥荒，遣散的官兵四处为患，吴国一片混乱。勾践认为大举伐吴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于3月率军出征，进至笠泽。夫差也率领姑苏所有的部队迎击越军。吴军在北，越军在南，双方隔水对阵。黄昏时，勾践在主力的两翼派出部分兵力隐蔽江中，半夜时鸣鼓呐喊，佯攻以调动敌人。夫差误以为越军两路渡江进攻，连忙分兵两路迎战。勾践趁机率主力偃旗息鼓，潜行渡江，出其不意地从吴军的中间薄弱部位展开进攻，实行中央突破。吴军兵败溃退，越军乘胜扩张战果，挥兵猛追。吴军一败再败，退守姑苏，越王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一围就是三年，最后迫使夫差绝望自*，吴国灭亡。越王挟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终于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越国的这一系列做法先是示以柔弱，麻痹吴王，后是变柔为刚，战胜吴国。有些具体做法听起来似乎不太光明正大，但战争就是如此。
从越灭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利而诱之”“强而避之”都不是一次性动作，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具体实施方法要非常巧妙。
比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有三个要点：一是要舍得让利，“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二是要投其所好，利益有多种表现形式，对方不关注的利益，投放再多也难有诱惑作用；三是要巧妙示利，交战对方并不傻，直接诱之以利，反而更加容易引起对手防范。
再比如“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也有三个要点：一是敌强我弱之时，当柔则柔，当退则退，不要逞强、硬拼；二是“备”和“避”字面上有点躲避之意，实质是为了赢得准备的时间，退到安全地带，韬光养晦；三是要后发制人，孙子所说的“备”和“避”是为了“进”和“战”，一旦机会来临，就要实施反攻，战而胜之。
012 诱敌生乱，智胜强敌/孙子“三师疲楚”妙计
【原文】
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精解】
“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是“诡道十二法”中的最后四法。仔细分析这四法，其核心思想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诱敌生乱。
一般来说，敌人的优势往往是我们的劣势，敌人犯的错误则很可能是我们的机会。所以，一个高明的将领要善于用计、用谋诱使敌人出错、生乱。这句话说的就是这方面的谋略。
对于“怒而挠之”，古往今来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意见将之理解为“激将法”。十一家注本中，大多将其注为当敌人将领愤怒时再加一把火，刺激他更加愤怒，从而做出错误决策。另一种意见则将其理解为“示弱法”。他们认为这里的“怒”并不是指愤怒，而是鲜花怒放的“怒”，在此处当指对方士气旺盛。“挠”也不是指挠痒痒、有意挑逗之类的激怒敌人的动作。《国语·晋语》中有言：“抑挠志以从君。”韦昭注曰：“挠，曲也。”即委屈自己服从对方的意志。因此，“怒而挠之”应当理解为，敌人士气旺盛时，我当谨慎回避其锋芒，待其气衰，再行攻击。这两种理解，一个是主动挑逗敌人，创造战机；一个是被动回避敌人，等待战机。二者看似矛盾，其实核心是一致的，是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心理意志的攻防战术。
对于“卑而骄之”，学者有三种理解，差别主要在于对“卑”字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意见认为，“卑”是指敌人卑怯，我方应当想办法使之骄傲麻痹。第二种意见认为，“卑”是指敌人强大，小看我方，那就得巧用计谋加重其骄傲心理。第三种意见认为，“卑”是指我方对强敌时应当卑辞示弱，促使敌人狂妄自大。
概括起来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主要是从心理方面刺激对方，诱使对方出错、生乱。相比之下，接下来的“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则是从状态上想办法制造对方的混乱。
战场状态往往像个万花筒，虚虚实实，有多种多样的表现，而且可以随时变化。优秀将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善于主动采用谋略引导一系列变化，从中变出对自己有利、对敌人不利的状态。
比如，“佚而劳之”。从字义上看，“佚”，同“逸”，意为安闲、安逸，指敌人的部队休整得很好，处于“实”的状态。这显然是强大的敌人，不能从正面攻击。孙子提出一个“劳之”的办法。“劳”当动词，是劳动、疲劳的意思。曹操注曰：“以利劳之。”李筌解释说：“敌佚而我劳之者，善功也。”就是指敌人休整得充分，那就要用小利引诱他奔波疲劳，从而使其由实变虚。一旦变虚了，当然就好打了。
再比如，“亲而离之”。“亲”指亲密团结，众志成城的状态。这也是强大之敌，不能硬取，但又非取不可。孙子提出的办法是“离之”，即挑拨离间。曹操注曰：“以间离之。”意为当敌人内部和睦团结时，则要想办法挑拨离间，使其由实变虚，然后就好下手进攻了。
两种方法，一是调动，二是离间，虽然手段不同，目的却完全一致，都是使敌人由实变虚，我方由虚变实，然后下手。相比硬碰硬式的作战，这种避实击虚的办法，无疑破坏更小、获利更大，也更为智慧。
孙子本人就是这一谋略的实践者。
公元前512年，孙子带着兵法十三篇觐见吴王阖闾后，阖闾不久便提出要发兵攻打楚国。没想到，刚刚拜为将军的孙子却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民劳，未可，待之。”（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短短一句话，道出了当时吴楚两国力量悬殊的状态。
楚国的土地、人口都远多于吴国，是一个经济大国。楚军在与晋国的争霸战争中久经历炼，武器装备优良，将士战斗力较强，人称“楚之为兵，天下强敌也”。此外，楚国周围还有若干属国，共同构成以楚国为中心的联盟，其力量显然比吴国强大得多。相反，吴国与越国和楚国进行了多次战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出现了“民劳”的状况。孙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吴国不宜急于全面进攻楚国，还需进一步削弱楚军。可见，孙子这一建议实际上是从反面运用“怒而挠之，卑而骄之”，让头脑发热、急于出兵的吴王冷静下来，等待机会。
孙子的好友伍子胥完全赞同这一意见，俩人合谋提出了一个“三师疲楚”的策略。这一策略实际上包含两个步骤：首先，将吴军分为三支部队，轮番*扰楚国边境，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屡次调动楚军；其次，当楚军兵力确已疲惫、判断一再失误时，适时集中吴军主力部队全面进军，一举攻克楚国。
吴王采纳了孙子和伍子胥的建议，授权他们放手去干。于是，孙子和伍子胥先是指挥吴军从东面袭击楚国的几个附属国。楚军立即出兵救援，吴军则迅速回撤。稍隔一段时间，吴军又从南面攻打楚国的附属国弦国，楚军赶紧救弦，吴军返身又归。吴军忽东忽南，敌方一来就跑，来来回回地折腾楚军。而且一直折腾了6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士气沮丧。更重要的效果是，这种打了就跑、不与其决战的举动，让楚国的国君将帅得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吴军只是扰乱而无大举进攻的企图。“佚而劳之”初见成效。
在这6年中，孙子和伍子胥也不忘“亲而离之”，破坏一些小国与楚国的同盟关系。吴王阖闾九年的秋天，楚国围攻蔡国，蔡昭侯求救于吴。唐国成公听说蔡昭侯欲搬吴军攻楚，也派人跑到吴国，表示愿与蔡、吴联合，一起进攻楚国。蔡、唐的国力虽小，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背做深远的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于是，孙子立即建议阖闾接受唐、蔡两国的请求，并设计了一条沿淮河西进，经唐、蔡两国深入迂回楚国西北部，然后进入楚国都城郢的进军路线。走这条路线，一方面可进一步麻痹楚国，使其错误地以为吴军不过是像以往一样，短线出击，救援蔡国而已，不会有大的企图；另一方面，可以避开楚国重兵布防的地区，由其守备薄弱的侧翼迂回突袭，避实击虚，出其不意。这样一来，楚兵虽多也将无法阻挡。
盼望多时的吴王欣然采纳了这一妙计，因此这年冬天便有了著名的柏举之战，楚军大败，吴军全胜。
为了赢得这一仗的胜利，孙子和伍子胥一直准备了6年，长期实施“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的一系列措施。“6年”这个时间概念告诉人们，谋略的运用往往不是一次性的简单动作，需要长期、耐心、细致地努力，方能逐渐显现效果。可谓性急吃不了热汤圆。
遗憾的是，孙子的这些智慧流传海外之后，被外国的学生用来对付昔日的老师。
兵法无国界。我们不能阻止外国人用兵法对付我们，只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力加强自身的思想文化建设。
013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美军神速击毙本·拉登
【原文】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精解】
概略地说，“诡道十二法”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中，前四法主要是通过“隐真示假”的动作麻痹敌人，使其放松警惕，对我方企图不以为备；中间四法则是通过“示弱惑敌”的方法，使其自傲轻敌，对我方力量毫不在意，然后我们便能以柔克刚；最后四法，则是主动用计、用谋使敌人头脑发热，出现混乱，即“诱敌生乱”，然后趁乱打击敌人。就这样一招一招与敌斗智，一步一步削弱敌人，那么，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孙子以8个字概括：“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也就是“诡道十二法”的核心所在。
敌人的“无备”和“不意”，对我方而言，就是最有利的作战态势。因为，常人在无备、不意的状态下突然遭到猛烈打击，往往容易惊慌失措，丧失斗志。而且，在对方无备和不意的情况下发起攻击，可谓避实击虚，遇到的抵抗相对较小，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太高。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中，孙子之所以能够以3万之众打败20万楚军，关键就在于其巧妙地运用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谋略。
孙子和伍子胥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用三师疲楚、打了就跑的方式有效地消磨了楚国的军力，瓦解了楚国的联盟，造成楚王对吴国军事动向的无备和不意状态。公元前506年秋，楚国围攻蔡国，蔡昭侯求救于吴。长期受楚国欺压的唐成公也派人到吴国，表示愿与蔡、吴联合，一起进攻楚国。于是，孙子认为经过长期的准备，讨伐楚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即建议阖闾接受唐、蔡两国的请求，迂回进攻楚国。
吴王早就急不可待，立即同意了孙子的建议。吴王阖闾亲自挂帅，以孙子、伍子胥为大将，令阖闾的胞弟夫概为先锋，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会合蔡、唐两国军队，乘坐战船，浩浩荡荡溯淮水西进。进抵淮汭时，孙子建议一部分精兵舍舟登陆，将由西进改为向南前进。伍子胥不解其意，问孙子：“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子答道：“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出其不意。应当走敌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敌人个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吴军优势难以发挥，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达到突袭的目的。”伍子胥恍然大悟。于是，孙子挑选了3 500名精锐士卒为前锋，绕过大别山脉，从楚军守备薄弱的东北部直插楚国纵深，对楚实施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打击。主力部队继续沿水路迂回进攻楚国。面对吴军的突然袭击，楚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吴军连续5次大战，屡战屡胜，大败楚军，最终攻入楚都郢城，楚昭王被迫逃往随国。
孙子的亲身实践经验告诉人们，“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既是战前多方运用“诡道”的结果，又是作战过程中需活用的计谋。一旦战机出现，既要摆开堂堂之阵与敌短兵相接，更要从敌人无备的方向、以敌人不意的方式突然出手并快速打击，方能一战而胜。
现代战争已是“秒*战”，已经能够做到发现即摧毁，分秒之间灰飞烟灭，胜负立现。因此，今天的军人比孙子那个时候更加看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连美国打击本·拉登的最终得手也是因为巧用了这一原则。
2011年5月1日夜间，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座三层建筑物内，被美军追*了十多年的本·拉登及其家人或许正在闲聊，抑或正在做着睡前的祷告。他哪里知道，就在此时，两架黑鹰直升机从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空军基地起飞，机上23名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全副武装，奉命执行代号为“海王星之矛”的行动——*死本·拉登。
阿伯塔巴德距离巴基斯坦边境120英里[1]，是一个避暑胜地。城里有一座颇具名望的军事学院，距离本·拉登藏身的三层建筑物不到1英里。当天夜里11点45分，黑鹰直升机直接飞临这座建筑物上空。先是一号黑鹰直升机徐徐降落，岂料飞机卷起的巨大气流使它失去平衡，一头扎向院落西侧的土堆，幸好没有爆炸起火，突击队员迅速跳出机舱冲向院内。这时，二号黑鹰直升机平稳地降落在草地上，队员一涌而出，*向建筑物内，随即同本·拉登身边的卫士展开枪战。毫无防备的本·拉登在几个房间来回躲藏，根本没有还手能力。约40分钟后，战斗结束，拉登眼部中弹身亡，他的一个儿子和两名卫士被打死。此外，还有一名女子在用身体遮挡拉登时丧生。美军突击队除一架黑鹰直升机损毁外，无一伤亡。打扫战场、清除痕迹之后，突击队员抬着本·拉登的遗体，装上搜查到的所有电脑、光盘、纸质材料，登上前来接应的支奴干直升机顺利返回基地。
整个袭击过程犹如美国大片，惊心动魄。然而，这不是虚构的电影，是真实的战争。有人称它是传统战争的转型，也是当代特种战争的范本。这标志着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特种作战方式将成为新常态，当然也意味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谋略思想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用武之地。
可悲的是，我们现在有些人毫无保密观念，想着法子到辽宁航母基地、歼20试飞现场、导弹发射场拍照，还拿到网上晒“猛料”、比“鲜货”。这些人希望展示中国军事实力强大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其做法不可取。如果一切准备都事先曝光在世人面前，将来拿什么去“攻其无备”？还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任由外资企业挑选地盘，其中一些外资企业就喜欢找靠近军事基地或部队营区的地方安营扎寨，以致我们现在不少军事基地或部队营区附近都潜藏着形形色色的探测器、监听器。部队行动被间谍一览无余，何谈“出其不意”？国防不等于军防，看不见的战争就在我们眼前。可以说，国防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而且是全民的责任。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未来战争中能不能打赢，也是全民的事情，需要每一位公民增强国防安全意识和保密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向以色列人学习，全民重视国防，全民参与国防，平时严守国防，战时拎枪参战。
1982年6月5日那天，天高气爽，晴空万里，在以色列的度假胜地特拉维夫海滩上，穿着比基尼、戴着太阳镜的泳客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突然，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军队番号的呼叫声。与此同时，特拉维夫全城、海法市、加利利地区乃至整个以色列国土的电台、电视台都在不断地播放着这种番号呼叫。于是，许多泳客迅速离开度假海滩，公民离开机关、学校、商店，背上行囊、拎着枪，直接奔向了军营……
原来，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花3年时间制订了一个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人逐出黎巴嫩的计划。1982年初，以军认为时机成熟，于6月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战斗机轰炸了黎巴嫩南部地区，紧接着以军投入12万兵力、1 600辆坦克、1 600辆装甲车和600门火炮，越过叙以边界向黎巴嫩发动突然袭击，由此拉开了著名的贝卡谷地之战的序幕。电台、电视台的呼叫声实际上就是全国转入战时的秘密“动员令”。正是由于全民平时有战争准备，有国防意识，以色列才能在列国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1] 1英里=1 609.344米。——编者注
014 多算则胜，少算不胜/马岛战争中阿方为何失算
【原文】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精解】
这段话是《计篇》的结束语，也是全篇的概括和总结。我们有必要先弄清几个字的真正意思，方能准确理解其中之意。
“庙算”的“庙”不是指现在烧香拜佛的寺庙，而是指古代祭祀祖先与商议国事的建筑。自夏朝开始，国家凡遇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庙堂。帝王在庙堂占卜吉凶，祈求神灵护佑，以巫术假托神的旨意，决定战争打还是不打。这是庙算的原始形态。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庙算”实际上成为在庙堂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克敌制胜方略的代名词了。
“算”字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计算、分析。从这层含义上说，“庙算”就是指古代兴师作战前，在庙堂上谋划作战大计、预测战争胜负的一系列活动。这个过程中要计算双方的军队人马数量，或者武器装备、粮草数量。其次是“算”充当代词，代指20厘米长的小竹棍，是庙算时计数用的筹码，引申为胜利的条件。末尾一句中的“见”，在古代汉语中同“现”，意为显现、看见。
整段话的意思是说，开战之前预计能够取胜的一方，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开战之前预计不能取胜的一方，是因为筹划不周，胜利条件不足。一般来说，筹划周密，条件充分就能取胜；筹划疏漏，条件不足就会失败。更何况那些不做筹划、毫无条件的呢？我们根据这些来观察，谁胜谁负也就显而易见了。
归结起来看，这段话的核心是讲先计算后拍板，就是今之所谓战略预测和决策的问题。其中突出强调了两个要点，也是决策通常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务必先计算后决策；二是一定要以计算的结果作为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要根据双方的强弱对比情况来决策。上文提到过的“汉中对”“隆中对”都遵循了这两点要求，从而做出了正确决策。
现代战争比古代战争更复杂，涉及的因素更加多元化，因此“庙算”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阿根廷之所以惨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决策者在决策之前没有算明白。
首先，决策者没有算明白战略形势，对英国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严重估计不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夺问题由来已久，双方之前的谈判虽然进展不大，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阿根廷之所以急于以武力解决马岛问题，不仅是因为马岛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石油，经济价值突增，更重要的是，阿方想通过解决马岛问题，转嫁国内危机，缓和国内矛盾。1981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GDP及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大部分地区举行大罢工，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阿根廷*加尔铁里企图通过占据马岛等军事活动，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一战略企图显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阿方估计，英国远隔重洋，鞭长莫及，不会为争夺马岛而进行战争；美国不可能支持英方，最多只会保持中立；北约国家自顾不暇，不会多管闲事。正是基于这种不太现实的战略判断，阿方盲目乐观，过于自信，心存侥幸，缺乏足够的应战准备，贸然决定出兵马岛。岂料，英国议会立刻以100%的投票率通过了对阿宣战的决议，并派遣了一支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特遣舰队远征南大西洋。美国也积极为英国提供军事援助，北约组织还对阿实施军事禁运和经济制裁。
其次，决策者没有算清楚双方的力量对比，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战争准备严重不足。虽然阿方陆军实力较强，但已有100多年没打过仗，参战的守岛部队半数又是训练不到3个月的新兵，没有进行高寒岛屿作战的适应性训练，体质弱，难以适应战场环境；军官指挥能力低下，有的军官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没有，不知道如何组织登陆作战，甚至用明码发报。相反，英军却是以职业军人为主体，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而且海空作战力量体系比较完备，能够掌控制空权、制海权。
再次，决策者没有算清楚的是英军的进攻方向。阿方以为英军会进攻阿根廷本土，还担心邻国智利会趁火打劫。因此，阿方把大量兵力用于大陆防御，大大削弱了在马岛地区的作战力量。马岛战区的兵力部署也严重失衡，过于分散，彼此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没想到，5月21日夜，登陆艇运载着英军第三突击旅在暗夜掩护下于圣卡洛斯登陆，各种装备及物资也被陆续运上岸。英军轻易突破了阿军阵地，建立了较为巩固的登陆场，并逐步扩大。6月12日，英军分三路向马岛首府斯坦利港发动总攻，内外交困的阿军被迫投降。
阿方的失败证明了一个真理：战略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阿方的教训从反面印证了孙子的忠告，现代战争中更需要先计算后决策，并且务必以计算的结果作为决策的依据，决不能单凭主观想象或激情冲动盲目决策。
《孙膑兵法》曾经说，在打仗问题上如果不能预见胜负，就不知道如何下手准备。打还是不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之类的战略问题都无法确定下来。孙子之所以把《计篇》作为首篇，用意也在这里，他要求人们先计算清楚状态和力量，预见战事吉凶和胜负，然后再定决心，想计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