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梅《東坡居士像》，紙本設色，127.5×33.3cm。私人藏品。
至于北宋朝野对于官方禁令的执行情况，更不是当局者可以控制的。据李纲《跋东坡小草》记载：“东坡居儋耳三年，与士子游，墨迹甚多。余至海南寻访，已皆为好事者取去，靡有存者……方绍圣、元符间，摈斥元祐学术，以坡为魁，恶之者欲置死地而后已。及崇、观以来，虽阳斥而阴予之，残章遗墨，流落人间，好事者至龛屋壁、彻版屏，力致而保藏之，唯恐居后。故虽鲸海万里，搜裒殆尽。”这说明，即使在蔡京当权的十多年间，民间对于各种东坡文献资料极为珍视、私藏之风相当盛行。以至于今日，东坡诗文、书画作品的保存仍算比较完整，应与北宋末年人们的努力有关。
▲[北宋]李公麟《東坡笠屐圖》，絹本設色，66×27cm。私人藏品。
南宋初年，“元祐之学”一度遭到秦桧的打击，但遭禁的原因是，当时主战的“二程”派理学家认为，宋、金之间是君父之仇、绝无讲和的余地，这将不利于高宗、秦桧议和政策的推行。也就是说，尽管高宗在位之时，尚无给东坡平反的可能，但打压“元祐之学”的重点已不是苏学而是“二程”理学，东坡的官方名誉已开始逐步恢复了。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南渡之初，苏符升为宣教郎，在由汪藻起草的制文中这样写道：“伟哉千载之英，繄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见，有孙而才。”字里行间，对于东坡是极为推扬的，党祸之遗似已荡然无存。绍兴二年（1132），高宗又在《褒赠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敕》中说：“党籍之禁行，而尔四人为罪首，则学者以其言为讳。自是以来，缙绅道丧，纲纪日隳，训至宣和之乱，言之可为痛心。”基本上全面否定了北宋的“元祐党人”之事。可以说，至此以东坡为首、旁及苏门诸子的身后声誉已得到了事实上的恢复。
在此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高宗亲书、御前“首席画家”马和之创作的《赤壁后游图》卷，画中描写的正是当年东坡夜游赤壁的场景。尽管此作装裱成书画合卷有可能是之后的事情，但也反映出，无论是高宗本人还是当时的朝野舆论，对于东坡已没有什么禁忌，只是由于某种考虑，没有正式表达罢了。故宫博物院的余辉先生甚至认为，这是“一次为苏轼平反的宫廷书画合作”。事实是，当时的宋金两国都涌现了许多东坡赤壁题材的绘画作品。这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提醒人们，双方都需要东坡来证明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特别是“苏学北渐”的金朝，抬高苏学的目的异常清晰。在这种状态下，南宋不得不考虑正式为东坡平反以为回应。对此，高宗应是早有明确的指示，孝宗于继位不久的乾道六年（1170）九月追谥东坡为“文忠”—正式为其平反，无非是一个官方程序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前二十五年高宗这位太上皇都是在世的，显然此事得到他的认可。由此可见，出于与金国政治对峙的需要，高宗在位期间不可能做任何有损于东坡的事情，高宗之后的整个南宋朝野更是将东坡奉为一代伟人，其中隐含着一个必然的现实逻辑。
南宋初年，文人和民间东坡写真遗像的保存和再创作也颇为乐观。继北宋末年民间对于东坡书札的高度珍视之后，南宋初年，东坡书法的市场卖价已达“百千两金”（张元干语），这自然影响到人们对于东坡画像的热衷。从南宋初年的文献来看，当年苏门弟子、友朋们私藏的李公麟版本的东坡写真像或为后人遗失，或为密藏，总之已极少显露。但李公麟所作的另一件东坡像却频繁地出现，画中描写的是东坡神态安闲、横杖立于大海枯木之上，有些明显的诗意化倾向。东坡身后，晁补之曾见过这件作品并作《东坡先生真赞》一文：“非儒，非仙，非世，出世间，不可以纶缴，亦不乘风云而上天，何居乎？犹心醉经目营海，既逍遥乎？涛瀬忽焉，横枝按膝而舒啸鸾凤之音，犹隐耳而人固已反乎？无在也。”之后见过此画的邹浩补充说，它是李公麟在东坡南迁儋耳之前创作的，即李公麟知道东坡行将再次南迁之事后，作此以为纪念。当时东坡远在广东惠州，李公麟则隐居于安徽桐城的龙眠山，二人终生再无相见，所以，东坡生前可能没有看到此画。这个画像一直流传到南宋，生活于高宗、孝宗之间的周紫芝再次见到它，作《李伯时画东坡乘槎图赞》一文：“东坡高目九州，视生死犹大梦，均溟渤于一沤。故能以巨海为家，以枯木为舟。风涛如山，而神色甚休。”这与晁补之的文字正好形成了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