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插画：翠翠和爷爷
叔本华把悲剧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故事里有一两个穷凶极恶的人，坏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善良的主人公命运里缔造悲剧，比如《奥赛罗》中的雅葛；二是造成不幸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其中一两个坏人，而是盲目的命运，缘自于偶然与突发错误，比如《俄狄浦斯王》中弑父娶母的命运偶然；三是既没有坏人也没有突发事件，是剧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各自都对的情况下产生的悲剧，叔本华认为第三种悲剧最为深刻，远超于前两种悲剧，也是最为无解的。《边城》中的悲情之处正在于第三种，每个个体都是善良淳朴的，可是结局却令人无比哀伤。
顺顺仗义慷慨，为人和善，大老和二老虽是富家少爷，却踏实能干，对贫家少女翠翠真情实意，爷爷心慈忠厚，给予了翠翠最包容怜惜的爱，翠翠天真烂漫，通身一派自然灵秀，甚至茶峒的乡民们，都怀着一腔善意热忱对待这渡船的祖孙二人。一群极好的人，却酿造出一幕极悲的剧，死了两个人，断了一份情，留下少女未知的痴守等待。是什么在阻隔着美好的爱情呢？是大老和二老在竞争爱情上过份的公平，还是顺顺丧子后难以自持的伤痛？是爷爷过度的疼爱太注重给孙女自由恋爱的权力，还是翠翠过于羞涩懵懂拒绝沟通的回避？
沈从文在对《边城》的自评中说：“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希望，然而正因为不凑巧，朴素的善良和单纯的希望难免产生悲剧。”每一种可能都是看不见的推手，把人物的命运指向不可抗力的可能性，沈从文不仅仅着眼于刻画一出浪漫哀婉的爱情故事，而是凌驾故事之上对于人生哲学层面的思考，即使生存于桃源之下，个体依旧无法避免难以形容的苦厄和悲伤，人的自我意志最终去向的偶然性，这才是生命与自然的本质。之如尼采所说：“我们看到最大的痛苦，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已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所以我们也无须为不公平而抱怨。”一如沈从文所处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之下每个个体的命运。
《边城》电影剧照
康德曾提出美的无功利性，他认为美只是单纯存在于人的感知层面而不取决于人的事实需求。朱光潜在《谈美》中也提到美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只是个人感官享受。他说：“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革命文学’以文学宣传的工具止，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世界里去”。
沈从文的理念正是对自然之美的敬畏和接纳，《边城》用一种纯粹美好的精神在“物”与“我”之间往复回流，景致不为人物服务，它本来就是美感的。人性的美好也不为讴歌服务，它本来就是存在的。与其说是在写景叙人，不如说是沈从文将自身的性格与情感移注于文字之中，而读者所共鸣到的文字的美感，则是自身对于美好的觉知与向往。
“细雨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既是写景，亦是写翠翠茫然如烟的少女心思，像这雨激起的水雾一般氤氲不尽。“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傩送的歌声，在翠翠的梦里萦绕，她浅浅的灵魂里除了占据生活的一切，还有一把虎耳草，这虎耳草就脱离了它的本质，而成为了爱情的象征，翠翠朦胧的爱在歌声里觉醒。景和人物的心理润物细无声地融合，展现出了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和谐之美。
沈从文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希腊小庙”正是理解沈从文作品的核心所在，是他社会思想与美学思想的体现，他不写大事件、大背景、大冲突，只把他的目光聚焦于乡村中最普通不过的小人物身上，小小边城，悠悠民生，他们代表着生存的本质和天然的野性。湘西小城正是沈从文构建的充满真、善、美的精神空间，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孕育的是真实、灵动、古朴、安宁。
在沈从文的美学思想中，自然万物皆有动人之处，山水月夜触目可及的美，只有细腻而诚恳的灵魂，才能将自然的美写到纤尘不染、动人心弦。而这份对自然的感知力，却是惶乱浮躁的许多人所逐渐丢失的。《边城》这座结构精巧的“小庙”里，供奉的是沈从文对于动荡时代的人性回归最真挚最深情的呼唤，在如烈火烹油的嘈杂中引入一线清宁的纯净。
在《边城》中，多次提到白塔。白塔的存在，并未引起众人关注。它就像渡口、船、爷爷、翠翠、黄狗和他们的房屋一样，浑然不觉地存在着。当白塔在爷爷去世的那个夜里圮塌后，人们自觉地捐钱重建，因为“碧溪岨的白塔，与茶峒风水有关系”，爷爷有着一个茶峒人的善良淳朴，白塔仿若是他的精神象征，代表着茶峒人血脉相承的淳真秉性。白塔倒塌后的重建，就如同现实环境中，人们丢失的本真和初心的短暂迷失后，必将会迎来精神世界的重建，哪怕这个过程经历过死亡的阵痛，价值观和人性的信仰终将回归。作者以白塔为喻，带着美好的单纯的愿景，希望他笔下的湘西民众朴素的生命形态，能够重塑人性的良善与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