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作品多描写湘西的农人和兵士，这和他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他的祖父、父亲和兄弟都列身军籍。到他14岁时，他也投身行伍，跟着土著部队流徙于沅水流域的湘、川、黔边境地区长达五年，他在《自我的评述》中写道：“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我同士兵、农人、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到他们悲惨的生活”，这段军旅生涯，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素材和灵感。
沈从文写翠翠，糅合了三个女子的形象。翠翠的雏形是重现了当年行伍时见过的一个绒线铺女孩。他的一个同伴喜欢上了这女孩，借口买系草鞋的带子几次去看她。后来十七年过去了，沈从文因为母亲病沉而重返湘西，又经过当年小城，竟然在当初那家绒线铺门口，看到了一个眉眼相仿的少女，正是他那同伴与绒线铺女孩的女儿!十七年前的绒线铺女孩已经死去，沈从文感慨良多，也未忍打扰，沈从文说：“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
翠翠形象的丰富是来自他在一次乘车去崂山时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孩，这女孩举着幡行走在一支送葬队伍中，神态悲慽，这个乡村少女的形象状态使沈从文记忆深刻，他对妻子张兆和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个小说。”沈从文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除了他的文学之外，就是和妻子张兆和的爱情。乡下青年沈从文以小学文凭当了西南联大的教授，爱上了出生名门世家的女学生张兆和，自此尺素传情，以他滚烫的文字缠绕了四年时间，方才打动了张兆和。《边城》写于他与张兆和新婚不久，翠翠的形象的定稿便在他对完美爱意的催化中产生了。婚姻让沈从文炽烈的情感积淀得温雅、收敛，翠翠与二老间如涓涓细流般轻柔含蓄的情感，正是得益于婚姻的平静。
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赋予了翠翠极致的纯美，是他对于家乡、农村和至爱的女性形象的提粹。她黑黑秀丽的脸庞像极了妻子张兆和，性情却像湘西的青山绿水一般透澈温厚。翠翠是一个美的符号，纯与真的化身，沈从文谈及他作品里蕴含的美感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翠翠身上近乎神性的自然之美，是被注入沈从文所有感观美好的理想寄望。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即使在动态的描述之下都带着一股从从容容的沉静。这份沉静之后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地方的枯荣不可分割的联结。他一直以“乡下人”自诩，用他在湘西秀美奇幻的自然风光中浸泽的细腻敏感的心，书写一卷卷淡远隽永的生命咏叹。“乡下人”在20世纪早期进步人士的世俗概念里所代表的是愚昧、保守、顽固，沈从文皆不苟同，他反而认同这份“乡下人”的固执已见，是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形态，淳朴自尊的民风是人性自然美的集体无意识。一如沈从文自己，从闭塞的边陲小城来到繁华都市，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夹身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化之间，一份几乎是本能深处的情感依恋，让他决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方向。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乡下人”的固执成就了沈从文的诗意文学。
湘西塑造了沈从文浪漫、纯真、慈悲的性格特质，《边城》里茶峒乡民性格里的热情、诚实、勇敢、朴素，其实正是沈从文自身对理想世界、理想人性的投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不遗余力地阐述美与赞叹美，其实是对摧残、破坏了人性本真的阴暗面的温和的反抗和驳斥。
结语
汪曾祺评价《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个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在压倒性的主流价值观之下，他完美化的人文主义注定难有合鸣，他的怀旧是孤独的，然而孤独之下，才有了沈从文笔耕不辍的创作，才有了灵秀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对于湘西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他个人的创造，而给一个地域标注了整体的文化标签和城市印象。他远离政治、不拘泥于时代囿限的写作风格，在时间的发酵之下，具备了恒久的审美价值。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于美的感受力是永恒的，对于纯净的人性亦是向往的。现今的湘西仍旧保存着很多传承下来的民俗风情，吸引着许多想去寻找宁静和自我回归的灵魂去朝圣，这一切，都因为沈从文，湘西的自然美好孕育了他的乡土文学，而他笔下的定格的隽永又完成了对这片山水的反哺。
沈从文过世后，妻妹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堪是对沈从文最简短贴切的评价：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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