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投资部署：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
新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其建设首先需要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在“新基建”方案计划中，各地制定了不同的投资计划，如浙江计划三年完成新基建投资近1万亿元，并提出要奋力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领先的标杆省份；广东已建立起数字“新基建”项目库，着重以项目拉投资；上海则明确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总规模1000亿元以上的“新基建”优惠利率信贷专项，要求放大财政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新基建”投入力度。
与发布三年行动方案相对应，多地也将新基建列入专项债投资清单，引导专项债支持新基建投资。其中在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过程中，需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近日为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而背上400多亿债务的贵州省独山县也启示“新基建”投资应避免出现超前建设、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问题。
因此“新基建”的推进，也需根据财力和债务情况统筹规划、循序渐进。
3、赋能城市：“新基建”优化城市生产生活
“新基建”是打造智慧城市、增强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在各地“新基建”方案计划中，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基建”为地方发展服务是未来三年的主旋律。
一方面，“新基建”需充分考虑结合地区特色，如上海方案提出要探索引领长三角示范区在江南水乡风貌基础上增添新型基础设施时代特色。这既需要充分利用地方的土地、资金、人才、水、电、气、网络等要素资源，也需要考虑地区承载能力，如《上海市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导则（2019）》已基于能耗考虑严禁在上海市中环以内区域新建 IDC。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优化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如北京围绕“新应用”部署了智慧政务应用、智慧城市应用、智慧民生应用、智慧产业应用以及中小企业赋能等；《重庆市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也要求项目策划需考虑加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所需。
在2020年，新型基础设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一起成为当年政府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随着国家积极布局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带动数字经济增长，并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升级，我国经济也将加速向以“新基建”为战略基础的数字新时代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