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希腊，大抵有人会想到美国文学家爱伦·坡在《致海伦》中所写的那句“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虽然这句话其实是对原文的误译，但也不难想见希腊文明在西方文化界中的地位。当然，这里的“希腊文明”，势必要带上一个前缀——“古代”。随着罗马帝国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曾经孕育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希腊，其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
既然如此，人们不免对当今世界地图上那个偏居东地中海一隅的“希腊共和国”的来历产生些许好奇。在今年，这个国家迎来了自己建国200周年的纪念日。它是古代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吗？抑或跟该国曾经激烈反对的“马其顿”共和国一样，只有地名能够与古老的历史建立联系？这或许就是英国学者罗德里克·比顿在《希腊三百年》里企图告诉读者的。
古希腊建筑
■现代希腊的诞生
如同作者在前言里所说的那样，在现代希腊国家出现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其实今天所说的希腊人并不称呼自己为“希腊人”。这是因为，被奥斯曼土耳其所征服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一贯以罗马帝国的正统自居。其影响所及，在拜占庭帝国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希腊语人口，也习惯称呼自己是“罗马人（Romios）”，而“希腊人（Hellenes）”在中世纪反而是“异教徒”或者“古希腊人（不信奉基督教）”的意思。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希腊文化如同古代埃及被阿拉伯征服后那样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断层”。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希腊语一直延续了下来，在拜占庭帝国中期以后甚至成了帝国的主流语言——尽管“古希腊和拜占庭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差异很大，人们一般不会相提并论”。即便在奥斯曼帝国的征服之后，在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联邦”（作者语）之内，希腊语仍旧是一种具有声望的文教语言，就像西欧的拉丁语一样。
但问题仍然存在。“罗马人”为何最后会建立一个名叫“希腊”的国家？按作者在本书里的叙述。这与“法国大革命”有关。1797年6月28日，一支法国舰队来到希腊西海岸的爱奥尼亚群岛，宣传要为“长期受到奴役的希腊”带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的经典论述一样，正是法国人在巴尔干半岛播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从此人们才有可能开始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到了1822年，重获独立的希腊人终于决定，重新用“Hellenes（希腊）”称呼自己。著名的雅典，也在1834年成为了希腊国家的首都——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西欧列强为何帮助希腊？
真的是狂风暴雨般的民族主义运动帮助希腊成为第一个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赢得独立的巴尔干国家吗？恐怕也不见得。诚然，18世纪之后的奥斯曼帝国已经由盛转衰，一些边远地区相继脱幅而去（比如沙皇俄国兼并了克里米亚）。但希腊并不是帝国的边疆。相反，它的地理位置称得上是密迩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还没有沦为“欧洲病夫”的帝国怎能容忍希腊起义的成功？就像《希腊三百年》里所写的那样，“革命之火几乎熄灭”。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其实是阿尔巴尼亚人）发动了气势汹汹的反攻。“埃及正规部队发动了灭绝一切的战争，看起来，似乎一切都要结束了”。希腊起义者的确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勇气，但真正拯救希腊革命的，是“国际方面的参与”。1827年，英法俄的联合舰队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及埃及）的海军主力，消除了所有来自海上的对希腊的威胁。第二年，法国人又将奥斯曼军队赶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终，欧洲列强在1830年签署的《伦敦议定书》里宣布，“希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几年之后，列强进一步为新生的希腊国家指定了一位国王，来自德意志邦国巴伐利亚的奥托。如同作者感叹的那样，希腊国家的“父母是欧洲列强和奥斯曼帝国”。
这实在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西欧列强为什么对帮助希腊独立如此“上心”呢？按照作者的叙述，这是因为自从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开始了重新“发现希腊”的历程。在知识分子眼里，欧洲古典艺术的真正源泉与伟大之处来自古代希腊，而罗马只不过是对希腊的复制。因此，“其他欧洲国家，欠下了希腊巨大的文化债务”的看法油然而生。正是为了偿还这些债务，以英国诗人拜伦勋爵为代表的国际志愿者自愿前往希腊，与起义者并肩作战。虽然他们牺牲惨重且未取得重要战果，还是在西欧引发了一场“亲希腊”的风潮。希腊起义者明智地利用了这一点，并及时向英国展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价值——“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盟友，是平衡欧洲权力的最好的保证……可以限制俄国的扩张”。可以说，正是这一理性的算计，为希腊人赢得了必不可少的国际援助。
但也正是在外力帮助下才能赢得独立这一事实，让孱弱的希腊在往后的历史里处于频繁的外来干涉之下。1897年，希腊不自量力地向奥斯曼帝国开战，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苏丹的军队就像当年波斯帝国的薛西斯皇帝一样兵临著名的温泉关之下。这一次，没有斯巴达三百壮士挺身而出拯救希腊，而是欧洲列强的调停结束了战争。无怪乎日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凯末尔愤懑地表示，“如果奥斯曼帝国赢得胜利，欧洲列强就出来干涉；但如果失败了，它们就不管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腊独裁者梅塔克萨斯的亲法西斯情结也没有阻止“轴心国”的入侵。对于希腊人来说，最近的一次外来干涉，大概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希腊债务危机。欧盟援助的代价是希腊在4年里人均收入下降三分之一，失业率则高达27%。一个近乎羞辱的场面是，2015年希腊以公民投票的形式拒绝“欧盟对希腊的象征性殖民”，但无情的经济现实最后迫使希腊政府最终接受了比“10天前欧盟提供的条件还要严苛的”条件……无怪乎作者在书中感叹，“希腊这个国家的存在，从来都不只是希腊人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他们自己能保卫的”。
■荣光下的重重危机
令人感觉苦涩的是，甚至希腊将自己变成“希腊民族”国家的愿望最后也在外来干涉下化为了泡影。在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希腊族占据着人口的多数，而土耳其人则是重要的少数民族。1974年，当希腊军政府企图强行合并塞浦路斯时，土耳其悍然出兵干预，并迅速占据了37%的塞浦路斯领土。结果，不但雅典当局的合并愿望彻底落空，塞浦路斯也陷入南北分裂的僵局，至今依然如此。就像欧洲大陆上存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德国与奥地利）一样，塞浦路斯也成了第二个希腊民族的国家。
实际上，19世纪赢得独立时的希腊疆域比如今要小得多。因此，若是将希腊独立以来的两百年历史做一个概括的话，那前一个一百年，希腊可以说一直在为一个“伟大理想”而奋斗，这就是占据所有希腊语东正教徒的土地，并最终收复拜占庭帝国的故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在两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之后，希腊得到了马其顿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与地中海的重要港口萨洛尼卡。具有戏剧性的是，十年之后，随着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的溃败，“伟大理想”最终化为了泡影。希腊的疆界，就此基本停留在了与今日相同的地方。
在第二个百年里，希腊的历史是朝着成为一个西欧式国家的方向演进的。与西欧的多数国家不同，在希腊，希腊军方虽然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被凯末尔赶出了亚洲大陆，在国内的政治舞台却异常活跃。如果不是在1974年塞浦路斯事件里军方暴露了色厉内荏本质的话，军政府的统治恐怕会持续更长时间。
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后，希腊看起来终于走上了正轨。1981年，希腊加入了欧共体（欧盟的前身），作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唯一成员，希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欧洲经济共同体划拨了一大笔预算，将钱从最富裕的国家转移到最贫困的国家”，“作为最穷的成员国，希腊是净收益国，而且受益远远超出预料”。依照作者的说法，从1997年到2007年，希腊的人均收入增长了33.6%。在中国人眼里这个数字固然不足为怪。但在欧盟成员国里，它已是仅次于“凯尔特之虎”（爱尔兰）的第二好成绩了。总而言之，在西欧或北美游客的眼里，希腊变得更“欧洲化”了。
然而，希腊“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到经济突然崩溃”几乎只在一夜之间。作者倒是有意为其开脱，认为“充分的数据证明，希腊人并不懒，就是劳动效率有点低”。但几十年来繁荣假象究竟破灭了，作者也意识到处境不妙：“希腊目前的危机已经十分严重”。
作为一个普通巴尔干国家的当代希腊，的确又是被昔日的历史荣光所累了。既然是“现代欧洲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理所应当与其他“西方”国家同列。但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妥当呢？作者也在书中提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指出，“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虽然它也是“古典文明的家园”。即便是并不赞同这一论断的作者也不能不在《希腊三百年》的前言里承认，希腊“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这又让人想起了中世纪夹在西欧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拜占庭帝国，而非古代的希腊城邦。“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拜伦在《哀希腊》里赞颂的那个古典希腊，终究已是往年陈迹了。
（原标题：悠久历史下的荣光与负重）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郭晔旻
流程编辑 ：L020
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