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潜意识中，我们往往会将“内侍”与“宦官”划上等号。虽然“内侍”和“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重合之处，但仅仅将“内侍”局限在“宦官”体系中却是有失偏颇的。
宦官，笼统的来讲是指皇帝或皇亲的专用服侍人士，他们经历了阉割失去正常男性能力后才能允许侍奉皇家，宦官的来源非常广泛，其中有罪官子弟、被拐卖者，甚至各地进贡的。与宦官相比较，内侍的概念更为宽泛。《汉书·金日磾传》中写到：
“世名忠孝，七世内侍”
由《汉书》所言我们会发现，但凡为君主前驱侍奉者都可称之为内侍，并非是我们所想的只单纯是指阉人。
本篇文章我们只对唐时期的内侍制度进行深入探索。
内侍制度对唐朝的影响需要追究到北魏时期，北魏是由少数民族成立，其对于内外朝和宫室制度都没有清晰的鉴定，体制之中多采用汉胡结合，内侍在北魏中既有阉人又有士人。隋朝时期，内侍省进行了机构改革，并且规定内侍省的首要长官必须是士人。
唐建国初期，因胡风未散，内侍这一制度还是大部分延续了隋朝的设置，但强制规定内侍只能选用阉人。如《唐六典》和《通典》中有如下记载。
《唐六典》卷一二《内侍省》：“皇朝依开皇，复为内侍省，置内侍二人，今加至四人。”
《通典》卷二七《职官典九·内侍省》：“大唐武德初，改为内侍省，皆用宦者。”
这相当于将内侍和宦官正式的划上了等号。
细究唐朝开皇时期设置内侍制度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以家为国，探究李唐成立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李唐立国依靠的是李氏家族的力量以及它之下的幕僚集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以家立国情形。
正是因为这样，导致唐朝立国之后家国难分，从前使用惯了的奴仆阉宦自然而然融入在朝局当中。在唐之前，隋朝经常有将功臣勋贵子弟赡养在宫中的习惯，而这样就很难避免一些淫乱之事的发生，唐承隋制却又担心此类事件的发生，因此勋贵子弟到了年龄就要离开皇宫，并且内侍皆采用宦官，以此避免隋朝旧事的发生。
2、李唐家天下的立国本质，无可避免的让李唐皇帝行事多有浓厚私人色彩，比如将内侍提升为与门下、中书一样的“省”机构，这种做法无非是间接告诉外朝官员和天下人，皇宫内延之事外朝不得插手，因为即便外朝想插手也不行，内侍已然成为与门下、中书同级别的机构，它们本身不存在归属或是上下级问题，那就无法插手管理。
正是因为以上两点，内侍这一自古就有的行当在唐朝才显得格外亮眼。
当内侍成为一个“省”机构，却又更加隶属皇帝私人时，内侍省的职能就显得敏感许多。比如它成为了囚禁皇族的一个专门之地，太宗时期齐王佑就因反叛而被太宗囚禁在内侍省中；高宗时期，武后更是将内侍省囚禁皇族的权利无限放大，诸多皇族和后宫嫔妃曾被囚禁内侍省中。
在整个唐朝前中期，内侍的职责没有强制要求，并非如清朝时期一样内侍主要在后宫中服侍人。唐时的内侍可以在外担任官员，军职或是节度使均可。
比如安史之乱发生后，李辅国就因为劝说太子李亨即位有功，成为唐代第一个封王拜相的宦官，其把持朝政、威势日隆，唐代宗尊其为尚父，也是在这时唐代宦官外出为官、身据要职的情形达到顶峰，内侍参政成为常态。李辅国的一手遮天引起了唐代宗的激烈反抗，在命人诛*李辅国和鱼朝恩之后，唐代宗开始逐渐收归权利，自此宦官极少能外出担任官职。但限制宦官晋升渠道的后果，就是宫廷内设机构的不断扩大。
宋朝有嘉靖借“大礼议之争”为自己谋夺皇权，唐朝同样有礼仪之争，还是两场，并且两场都是宦官的礼仪之争。
这两次礼仪之争，第一次是在争论由宦官担任的中尉和枢密使该不该使用白麻的问题上。《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贞元十二年六月”条中有如下记载：
翰林学士郑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
第二次是争论郊庙之时宦官能不能穿着朝服问题上。《旧唐书》卷一六五载：
若内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虽无据，粗可行之。
表面看两次争执都是单纯的礼仪之争，实际上却是外朝与内侍借礼仪引发的权利争夺。两次礼仪之争都以宦官的胜利作为结束，而这也实际的证明了晚唐时期宦官已经开始冲破内朝体制的桎梏，试图干预外朝朝政的强硬态势。
自唐初期，太宗以家天下大用内侍，至中期，代宗诛*鱼朝恩等宦官。内侍的势力在整个唐朝时期虽有起伏波澜，但内侍手握权力出任一些实权职位的事情仍是屡见不鲜。
内侍是朝廷官职，也是服侍皇族之人，但两者之中相取舍比较，内侍就只能为皇家之臣而不能为朝臣。当代宗诛*李辅国、鱼朝恩，又通过扩大宫廷内设机构以此收归其他在外掌握实权的宦官时，唐后期的内延诸司也就诞生了。
唐朝中后期始终改变不了宦官逐渐坐大的事实，即便中间有几任皇帝对内侍进行高压打击，但唐皇是需要内侍的，家天下的思想无法改变，这就导致宦官人数的庞大也无法改变，不论在任何位置对宦官进行安置，他们都能逐渐掌握住权利。以至于唐后期皇宫戍卫也由宦官掌握，宦官弑帝立帝之事也不少见，外朝之中却少有声音。
这正是，内侍本为忠心者，唐皇改制皆用宦，宦官本为皇家奴，一朝得势随风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