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校园内的标语 摄影罗婷
去年此时，北影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已经举行。北京电影学院一位领导在短短的发言中提到了几位先进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积累，有的同学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创作才能。」他报出的第二个名字就是博士毕业生翟天临。他对翟天临的评价是：「出演的《心术》《白鹿原》《军师联盟》等作品被观众津津乐道。」今年纵使一切变化都与他密切相关，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不再提了。
许多变化都是隐秘的。比如北影今年的招生名额少了，一些研究生导师也停招了。一位硕士生向《人物》展示了北影研究生导师的名单，并圈出了那些停招的名字。「这些老师都有招生资格，所以还在名单里，但是是否招生就不一定了。台面上的解释，是『教学计划调整』。」
另一些事情则有迹可循。从教育部的公告里可以查到，北影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点，在今年5月的评估中被列为「不合格」，撤销学位授权资格。北大的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点，也被撤销了。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博士这样总结他见到的变化：「在学位论文需要走完的流程里，原先所有可以松动的环节，今年全部按最严格解释执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两位硕士毕业生也分别向《人物》证实，往年他们的论文都是同院相熟的老师们交换着看，而今年，全部送到校外盲审。
《人物》调查了全国超过50所一本高校今年的毕业状况，一个明显的结论是：毕业论文难度增加，是普遍现象；只有那几所全国顶尖的985高校，因为一直维持着严格的学术训练，大部分学生都能通过严苛检查；那些排名稍后的学校，毕业生受到的冲击，确实是难以忽视的。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人物》，他们今年延毕的博士生比往年多多了。学校早已规定，博士必须在C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但往年这一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而今年，如果没有两篇论文，那么毕业免谈，答辩都不可能参加。另一个被严格执行的规定是，如果学位论文查出与其他论文有雷同之处，超过3%就将被取消当年答辩资格，只能一年后再来。
严令之下，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开始流传。中央戏剧学院教师尹珊珊在微博上说，她有个朋友今年博士毕业，学术水平不错，对专业也真心热爱，结果论文查重没过，大家都很吃惊——结果发现，他的确抄了，但他抄的是，自己上一篇论文的一部分。
为了降重，学生们各显神通。一些人用了AI软件，出了不少笑话—— 「羊群效应」被AI改成了「牛群效应」；「土豆」被改成马铃薯了，看起来没毛病，但这位同学写的是优酷并购土豆的案例；有人写邹韬奋的出版观，机器把所有「韬奋」都改掉了；「快乐大本营」被改成「幸福大家庭」，「银行」被改成了「票号」和「钱庄」。有人实在没办法了，把致谢改成了文言文。
截至7月2日，翟天临最新一条微博下有接近32万条评论，大多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要知道今年毕业有多难，去他的微博一看便知。
蝴蝶效应
「翟天临事件」波及的人群远远不止应届毕业生。一些已毕业的学生，也惊讶地收到了修改毕业论文的通知。更可怕的也许是另一些人的遭遇，他们直接收到了学位被取消的通知——今年春天，教育部启动了对过往学位论文的倒查。
在这次被命名为「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查工作」的行动中，中国政法大学有3篇硕士学位论文被查出抄袭、剽窃，学生被取消学位，对应的3位导师也被取消招生资格。这个消息未像往常那样低调处理，而是在全校做了公示。一位该校老师说，学校按最严格标准执行了教育部精神。
倒查是静悄悄的。国务院学位办的一位专家告诉《人物》，他们是直接从国务院学位评估中心和国家图书馆的平台上抽查论文，既不会通知高校，也不会通知学生和导师本人。因为是盲抽，连专家也不会知道论文是来自何处。这样就保证了保密和公平。
在读生们的日子当然也不轻松。这个期末，一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在朋友圈表达了他的愤怒：他们院内一门选修课的小组报告也开始查重了。实际上不光是北大，目前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南大学都开始了作业查重。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部分课程里，如果重复率超过30%，作业将以零分处理。令中南大学学生感到忧虑的是，他们有一些课程已经结课、出分了，但学校还要查重再重算成绩。
为配合这一动作，中国知网上线了一个校内作业查询系统。此系统相当「贴心」，它不仅提供横向检测（将作业与系统内已有的海量数据对比），还有纵向检测——如果老师们将往年的作业也上传，那么就可以防止上下年级学生抄袭，同理，也可以防止同校、同级的学生相互抄袭。
对明年毕业的学生们来说，接下来将是艰难的一年。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市场营销专业的一位研二学生刚刚完成了她的开题报告——先后改了4次，才被通过。北影原来对毕业生的要求不算特别高，学生们需要参与一部电影的公映，并在营销人员名单上署名，论文则简单分析自己的电影即可。但如今这样不行，他们需要广泛研究其他作品，做严肃的学术思考。
研究生、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资格，同样成为整改重点。在中南大学，那些没有博士学位的导师不再被允许指导学术型硕士，受影响较大的，是那些年龄偏大、资历更深的老教授。该校某工科专业的系主任，也因为学历不达标而换了人。
甚至连高考自主招生也受到了影响。一位亲历了今年自招全程的江苏考生说，几乎所有高校的自主招生名额和优惠都大幅缩水。往年那些可以帮助学生通关（可以提前准备）的论文和发明，今年全部失效。唯一能帮助学生的，是数学、物理、信息学、化学、生物这五大学科的竞赛成绩，而且必须是顶尖成绩。
这一改革带来的结果是复杂的。一方面剔除了凭借手段获得加分的人，另一方面，那一大批竞赛成绩尚可、但未达到顶尖的竞赛生，往年能拿到几十分降分，今年便拿不到了。他们大多偏科，之后很难通过高考进入心仪的学校。
高校的招生老师们并不避谈翟天临，一位中科大的招生老师在江苏的宣讲会上公开讲过：今年的严苛，都是XX大学*好事。
翟天临曾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的一员 图源视觉中国
怎样的学术训练？
今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唐铮带出了自己的第一届研究生。几年前，她从一线记者转为高校教师。她在人大的切身感受是，今年的学位论文并没有变得更难，规则也没有改变，「如果说有的学校因此紧张，是他们以前做得太差了。有触动，那是好事。」
西南政法大学的教师灰狼还要更犀利些。在他看来，就目前高校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写作水平来说，不管是不是985、211，「每个学校就算是毙掉一半学生，都可以是非常坚定、非常有理由、非常底气十足的。」
今年媒体做过一项统计，47%的学生只用了不足10天来完成毕业论文。《人物》采访中遇到的一个故事是，广西大学一位研究生找到了应付查重的方法——她发现，就算是同一篇论文，不同平台的结果也相差很大。如果老师不要求，他们一定会挑一个查重率比较低的平台。「我有一篇论文，在paperpass查是17%左右，万方是3%。根据我的经验万方查重率是最低的，低到离谱。」
这场「学术不端」整治背后，一些被凸显出来的问题是：中国高校的学生受到的是怎样的学术训练？有多少人读研读博是为了投身真正的学术工作？他们有没有被好好对待？
从中国开始大范围实施论文毕业制度至今，已经过去38年了。早在1981年，国务院下发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等文件，明确了学位授予的课程和学分要求、论文的答辩流程和规范。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是，提交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而从2005年开始，中国知网也第一次开始提供查重服务，毕业论文开始接受查重率的检验。
这个论文制度，与更大意义上的中国学术训练体系，被《人物》的许多受访者认为，是和西方基本相似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但它们却在具体执行中变了味儿。「翟天临事件」恰恰暴露了这一点——这个制度怎么在执行过程中全面失灵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教育部的所有动作并不指向制度本身，而是指向制度执行的每个步骤和细节。
7月1日，经历了漫长而波折的毕业季——盲审不通过，修改后通过，又再次被抽查，再次修改——之后，暨南大学的一位硕士毕业生给《人物》记者发来了长长的信息，推翻了她之前对论文评审的抱怨：
「其实总体来说，我发现翟天临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发泄口。我们有时候也骂他，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是在掩饰自己没有过好硕士生涯的羞愧。我们是在把自己没有尽到的学术责任，转嫁到他身上。真正的大问题，还是我们的不自省。我在读硕士之前，觉得自己一定会沉下心来好好做出一些研究，可是当学术任务下来的时候，我们却都在讨论，哪个老师更好过，怎么样才能应付老师的审查，过关了就万事大吉。这是挺难受的一件事。」
2014年，现在的大学教师灰狼，刚刚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电影学博士，他和翟天临同年入学。入学时，一位老师曾叮嘱他：「不要想北京的花花世界，要坐得住，静下心来，给自己一个学术承诺。」那几年，他日复一日泡图书馆，开馆进闭馆出。但他也发现另一些人同为电影学博士，完全读不懂任何电影理论书，甚至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一位在国内知名艺术院校任教的老师，对学术界的上述状况感到愤怒，在电话里他对《人物》记者说了长长的一段话——
「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学术环境，出现了大面积的资源不公、滥竽充数。首先是有些人是否有资格和能力担任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那些以创作起家的人，或者是慢慢通过各种行政关系、裙带关系上来的人，他们真的有学术能力指导学生吗？如果他们把持教育硕士生、博士生这样一个位置的话，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可能根本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值。」
但学生们也并非毫无办法。他对学生的建议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其实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你要有鉴别力，就算导师没有学术指导能力，不代表整个学院、整个学校没人可以指导你，其实有很多渠道可以去提升自己。就怕大家都想走捷径，没有想我有没有一个学术承诺，有没有期许和兴趣，有没有继续挑战新难度和知识储备的精神状态，如果都没有，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某论文查重网站的页面 图源网络
最好的结局
受访者们都对这次改革有美好的祝愿，希望多年来难以撬动的结构性困境，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实际上，严令之下有变形的动作，也还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一位求学于国内某作家门下的硕士毕业生，刚刚经历了一段跌宕旅程。他所就读的专业是「创意写作」。创意写作的硕士毕业生，提交的不是毕业论文，而是作品，指导老师两位，均为作家。这位毕业生提交了一部3万字的小说，在学院预答辩时，导师们的评价都不错。但一位校外盲审老师给出的意见是「重大修改后重新送审」，相当于不通过。
《人物》记者读到了这份意见，某段的第一句是：「有些属于明显臆造的东西，需要删除或改变。」另一处则说：「这是一篇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文章」。这些信息似乎表明，这位老师并未看出这是一部虚构作品，而把它当成了非虚构。但吊诡之处在于，毕业生还附上了一份6000字的创作谈，如果这位老师看过创作谈，又怎会把它当成非虚构呢？
这种情况下这位毕业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这位盲审老师的要求，做重大修改，再重新送到该老师处审，如果通过才可以毕业；要么申诉，送到两位新老师手上去审。第一种方式几乎不可实现，所以在导师的支持下，他选择申诉，并最终通过了第二次盲审。
在这所知名高校的创意写作专业，今年的15位硕士毕业生，有5位在盲审中遇到障碍。这是这个专业成立近10年来从未遇到的状况——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这届硕士预答辩时，导师们曾达成一个共识，今年这一届的作品，比前几届都好。
一位熟悉盲审制度的高校教师这样分析盲审老师的心理：「如果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写得不好，我把握不准，而且万一哪天翻起旧账来了，我也连带着受罚。我就直接给你毙了。」
但在从严从重之外，同样还有从轻。比如国内一所顶尖学府的中文系本科毕业生告诉《人物》，他们今年没有查重，也没有盲审。此事并非完全合规，学院让他们一定低调，万万不能声张，因此他拒绝了进一步的采访。
再比如广州一所名校的某文科院系，去年答辩时有12位专业硕士没有通过，因为标准过于严苛，那届学生还向院办发起了异议，而今年只有两位学生不通过。经多方核实，原因有二：一是学校今年同样在接受教育部学位点的评估；二是去年学校出现过严重的学术不端事件，故成为考察重点——而今年他们并非不查，而是先让学生们把答辩都过了，再在学院内部成立教指委，反复抽查，直到改到合格为止。
老师之间的人情，是另一个广泛存在的现状。有时候表现为善意——某些学校规定，如果一年内导师有超过两位学生被延毕，那ta下一年就将被停招。所以当某位老师有一位学生挂掉时，同事们会心照不宣地在答辩时放过ta的其他学生。
另一些时候则是刺刀见红。一位受访者讲过一个真实案例：张老师的学生在答辩时被林老师所在的答辩组挂了，当天下午，林老师的学生就被张老师所在的答辩组挂了。当受访者问起张老师的学生，你们老师挂不挂人？学生的回答是，「只要你的导师不要挂他的学生就行。」
历史学教授李剑鸣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2014年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表面上的「温情脉脉」让人模糊是非，放弃标准，把学术问题「人情化」，使学术评价成为报答友情、维持脸面或打击对手的手段。
在文章里他连着抛出许多问题：我们现在真有学术共同体吗? 就算有，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共同体呢? 这个学术共同体能够很好地操持学术评价吗? 「人情」和标准问题，难道不就是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指出的困境，则更为实际，那就是——盲审是不是真的盲？评议人从主题、风格和论证的内容，并不难猜出作者来自哪个师门、导师是谁。「相互之间，看在导师的面子上，就让过了。」
这一次改革里最让他怀抱希望的事情是，它是否能改变中国导师与学生的数量对比。过去中国高校对数量非常在意，拥有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博士生数量。「现在我们不能再讲数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要转到质量上来。要那么多数量的博士干什么？」他问，「毕业以后你都不从事自己本专业，那读这个博士不浪费吗？」
他期待今年这样的政令执行力度始终不变。当所有人都开始重视学术质量，眼下这种一位导师带七八个，甚至十多个博士生的现状，就不太可能继续维持了。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应受访者要求，灰狼、小汤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