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凤霞夫妇和齐白石、艾青、张光宇等人的合影
来到延安的艾青，加入了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教员。艾青主张“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于是，我们能听到这样的呼号：“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那个能够再忍让！”“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惨死成一堆泥浆；我的田舍，我的家乡，也轰炸得一片精光。”……
1942年4月间，*约请艾青交谈。*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与代表们合影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我说话有人听吗？”“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几天，艾青将*委托他收集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上交给*，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此次会议召开后，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艾青的精神思想也有了进一步蜕变。很快，他与萧三、塞克赴南泥湾。在南泥湾这片塞上江南，艾青受到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和秧歌锣鼓感染，自告奋勇组成秧歌队闹腾起来。他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中央党校秧歌队，演遍了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
在烽火连天的延安岁月，艾青以“最伟大的歌手”要求自己，写作已然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说道：“我永远渴求着创作，每天我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一醒来，我就思考我的诗里的人物和我所应该采用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进步……甚至在我吃饭的时候，甚至在我走路的时候。”
1952年艾青（左）在广西邕宁参加土改
03
他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53年，为响应党组织提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号召，艾青从延安回到了故乡傅村镇畈田蒋村。那个年代，畈田蒋村尚未通电，夜晚照明只靠一盏煤油灯，也找不到好的书报可看，即便这样，艾青也没有闲着。
1956年冬，艾青与高瑛在豆腐巷9号家中
一天晚饭后，他在村道边散步，偶遇当过八路军的几位老人，便主动上前攀谈，一起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家之后，艾青文思泉涌，随即写下了《藏枪记》。“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很高大，浓眉大眼阔嘴巴……”这首《藏枪记》以民歌风格反映浙东山区抗日游击队活动，并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将一个宁死不屈的革命者——杨大妈生动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20年一转眼过去了，艾青再次踏上故土已是1973年，当时的他不再是有着中国著名诗人头衔的风光人物，而是顶着“右派”的沉重帽子。尽管如此，他创作的步伐却从未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