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绘兔子挂历
在《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后记里，读到黄永玉先生这样的文字：“女儿小时候对我说：‘爸爸，你别老！你慢点老吧！’她都大了，爸爸怎能不老呢？女儿爱爸爸，天下皆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大约八九岁。热火朝天的动荡，我每天乖乖地到学校去接受审讯和监督劳动。女儿也承担着过分的恐惧和不安。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她站在阴暗的屋子中间轻轻对我说：“爸爸，你别自*，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爸爸！”我拍拍她的头说：“不会的！孩子！”——为什么如此白描的文字却使人泪涌？
黄永玉绘兔子挂历
2015年张新颖的《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一文里，谈到木刻的板子，黄永玉先生说：“还有一些，很多没有了。所以，我给儿子，最近写个纸条给他，我说老爸是，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呢，一笔一笔地画；现在这十年间呢，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信
文 / 黑妮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下旬，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被送到祖国最南边或最北边的农场扎根，或是插队落户当农民。一家五口分别居于大江南北的四个地方一点都不奇怪。为了让家人知道各自的情况，写信成了每家生活的一部分，一封信要辗转三个地方。信封、信纸、邮票变成特需物品，销路应该一下子就上升了，不过当时没人统计。
我们家只有父亲去了部队的农场，坐火车一个晚上，黎明前可以到，虽说不远，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但我们每个星期都能收到他的信。一年多之后，有了一个去农场看望父亲的机会，母亲决定让我前往。我们先写信知会了父亲，为了保险起见，出发的头两天还拍了个电报过去。电报在我到了村里第二天才到达，可见信比电报靠谱得多。信到达的前后顺序打乱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母亲把黄新波伯伯去世的消息写给父亲，之后得知是误传，赶紧写信更正，好在两信同时到达东陈村。父亲还没来得及哀伤就释然了。
早年黄永玉手绘黑妮
母亲善写信，走笔飞快，被父亲称为写信大王，她不光给父亲写，还写给我的大姨，二姨、三姨，几个小姨，两个舅舅，在广州的外婆，湘西的奶奶，叔叔，老朋友。我也就经常跑马路对面的综合商店购买信封，信纸。航空信封不太好买，要去文具店，航空签儿也得在邮局取。平邮邮票八分，航空一毛。这些都需要事先备一些的。还有深绿色的圆形邮筒，有的挺高，那个塞信进去的口是个不宽的缝，一点都没考虑到寄信的往往是小孩。母亲来意大利住我家，家在村里，下山五分钟就到了市中心：邮局、商店、饭馆无一不全。她每日忙着，一如既往写信给五湖四海的亲朋好友，又担心“穷乡僻壤”的村子通信不畅，为此我特别请邮递员当着妈妈的面，把安装在我家对着大街墙上的红邮箱打开，将她刚扔进去的信取走，母亲看着，终是不忿。
我们搬进四合院，很快跟邮递员交上朋友，他名彭斗，后来《北京晚报》报道过他，才知道其原名彭十升，跟他小时候的身世有关，粮食和命拴在一起的日子啊……彭斗叔叔，我们这样称呼着， 他在门口吆喝一声谁谁家有信，我们就乐了，赶紧往院门口飞奔。
罐儿胡同后来改名京新巷，胡同不长，二三十米，左边两个院门，往右拐弯还有一个门，右边三个门，一个门里住着不少户。我们院门在左数第二个，斜对面院子是胡同右边的第三个门。都是邮局员工和家人。院子里有几个比我小点儿的孩子：奶精、小二、小兰，能玩到一块。小二小兰他们家养了兔子：獭兔，灰蓝色，毛渐进，个头大。小二横着抱，坚持不了一会儿就得放下，是真大。
冬天进入我们生活的第三个年头了，亲朋好友往来得谨慎，家里不比从前热闹，但也都像母亲以往经常挂在嘴边的:各神归各位。什么都不快的时候，给了细细品味的机会，因为慢，才有了期盼，信写完放进信封，封上了口，也是等回信的开始，就已经开始高兴了。
写信， 寄信，收到信的喜悦，还有多少人记得呢？刚写完信的兔子，钢笔攥在手里，信封已经准备妥当，只等扔进邮箱，这个邮箱不等于现在手机上的邮箱，应该是深绿色的，有圆直筒形，有方形，大街小巷，拐弯的地方都能找到。不过这兔子还没去，“他”想起远方的收信人收到信有多高兴，“他”就有多高兴，所以就笑了。开心笑着的兔子是蓝色的，让我想起儿时抚摸过的大獭兔，回忆起以往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
（原标题：人物 | 黄永玉：99岁，亲情如画）
来源：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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