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让我们荡起双桨》乔羽
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
文：孙今泾
一
“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母亲舀了一口鸽子汤问我。
鸽子汤是两天前的，已被煮到肉绵骨酥。我说，吃起来像硐桥鸭。“硐桥鸭你还有印象？”母亲以为我是个健忘的人，过去稍有一点记忆就觉得不可思议。硐桥鸭是东门硐桥边卖的一种炖鸭，我当然有印象。小时候听说生意非常好，但我只在二舅家吃过几回。六年前，阿婆病危，要找丧事一条龙，那家店也在硐桥边。那是我最后一次去硐桥。
“你是说那晚最害怕的时候？”
“对啊。”
“坐电梯下楼？”
“坐电梯有什么好怕的？”母亲扬起筷子，拳里藏着答案，和往常一样得意。
我伸手夹了一颗西兰花，发现父亲正在对面盯着，“你现在都不换公筷了？”
“菜一颗颗分得清清爽爽的，也碰不到……”我越说越轻，最后索性停了。
早上，我俩刚吵了一架，因为一张通行证。
我尽量不动声色地解释此刻：一种表现为发热的传染病正在这座县城蔓延，每天数十人感染。全部酒店都改成了隔离病房，两百多个客房均已满员。几天前县里通知，每户每周只能出门两趟。出行记录就写在一张纸质的通行证上。父亲负责家里的伙食，对丰盛有很高要求，他默认通行证是他专用。
可今天早上，县城的对外交通切断，快递公司打来电话，运到一半的猫粮要退回。小七眼看要断粮。小区有宠物店，但我想去两公里外另一家，那里出售的品牌看起来更可信。就是出去一趟就得填通行证。
通行证是给你这样用的？父亲问我，吃小区里的猫粮难道就吃死了不成？
如今，封城是一线关，出小区的禁令是二线关。得意的母亲说，她有办法突破这些关卡。外公住在小区的另一栋楼里，他近日几乎不出门，“我去拿通行证给你。”
父亲着急了，他大叫母亲的名字，“美兰，你别做这种事，要被抓的。”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直到晚饭时间，大家都没吭声。
晚饭，父亲做了六个菜。除了吃剩的鸽子，一条二十块钱的小黄鱼，卤牛肉切片，梗菜、西兰花和番茄蛋汤。母亲开始分碗筷。除了饭碗，每人多加一个小碗，用来盛汤菜。人手一副筷子，又多加一副公筷。分完后，她还小心地问：“今天还要不要分？”
“分啊。”父亲第一个拿起公筷。我记得十多天前分餐还让他感到不快。
这项新制度是从除夕开始的，前一晚，非常蹊跷，母亲突然发了高烧。
母亲说她夜里 2 点 20 分醒来，只觉浑身滚烫。量完体温，她认定自己中招了。她回忆说当时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少待一会儿，传染的概率就小一点。
因为太急，忘了摸一摸父亲的体温，她第二天后悔不已。
夜里 2 点，路灯全亮着，看起来和夜里七八点没有分别，并不吓人。母亲拉上窗帘，往包里放了保温杯、充电线和干毛巾。这些都是为隔离做准备的。她还担心，隔离点顾不上每个病人，早饭来得一定不及时，于是又考虑颇多地往包里加了几包饼干。
护士台把她打发到感染科，已经是凌晨3点。
她站起身，但迈出第一个步子之后就停住了。
“走到感染科的那条路，就是那晚我最害怕的时候。”母亲抬起头说。
父亲把一块梗菜的梗咬成了渣。“感染科在另一栋楼。从急诊走过去，一路都很阴森。它也不是暗，就是阴森。你知道阿兴伯吧，他肝癌去世前就住在这里，我们去看过他，面色极黄。如果我真染上了，也要住进这栋楼里。”
母亲端起碗又喝了大口鸽子汤，从汤汁的缝隙里她吸到一大口气。
她没有住进隔离病房。值班医生只简单问了几句流行病史，判定她与这次的灾难无缘。复述这些时，母亲有股幸存者的悲壮感。
父亲没有表达同情。“半夜去医院，该说你胆子大，还是胆子小？”他离开餐桌，往窗口走去。
阿兴伯卧病时我在外地。这里的感染科在我的记忆里不曾留下印象。我记住的是救护车。几天后，在路上看到 120救护车时，我想起六年前车内“哐当哐当”的金属仪器碰撞声，它加重了晕车的感觉。下车时，我付了 120 块钱的车费。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赚钱了。
“你也该量体温了。”母亲走过来甩了甩体温计。她得意的时候会说，只有我知道甩水银的方法，你不行。但今天她什么也没说，扭头走得远远的，几乎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才说，你爸的体温比我还高，他传染的我。我这么单薄。
父亲冷笑一声，把体温计塞进腋下。“都怪我出门前没有摸一摸他的大腿，一定烫得像火烧了。”
应是为了证明自己确不会甩水银，五分钟后，父亲从腋下掏出水银，往桌子的边沿一敲。母亲冲出来，见他已端起桌上的稀饭嗖溜溜往嘴里灌。地上、桌上都寻不见水银。只有碎玻璃片。
“我已经收拾了。”父亲说，“开个窗吧，闷得很。”
我戴上口罩，心里想值班医生的话并不可信，得去传染病医院。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也有些烫，径直下楼打车。
半路上，天又落起小雨。自打旧历廿六摸完阿婆的新坟，县城几乎每天都在落雨。亲戚朋友见到母亲都说，*运道真是好，要再拖几天，就没这么顺了。我想起出门前没有处理阳台，雨会渗过墙面的缝隙，在大理石地砖上形成一条弯曲水道，阻断了猫和它眼前的粮食、厕所。这时候它总会选择绕道，而不是跃过去。
二
传染病医院设在一座山脚下。山崖上撒了铁网，和别处所见一样。也可能是落雨的关系，院里有一股特别气味。到了门诊大楼，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他讲电话说：“我老婆认为我得了那个。根本不可能的嘛。”
一到医院，母亲的体温就降到了正常水平。医生认为父亲也没事，他抓了两把柴胡，对着报告点了点头，就说，不可能是那个——“我们这里一个感染的都没有。”待诊的病人涌进来，各抓一把柴胡。这时母亲已经在医院的钢椅上沉沉睡去。
不可能是那个，我就说不可能是那个。父亲在客厅里来回地走。
只有母亲愁眉不展。“那身上烧到底是什么原因？”她从沙发上直起身，苦涩地看着我。我接过她手上的体温计，新买的。
会不会是“那个”？她的眼睛耷成三角。水银已经甩好了。
三
阿婆出殡那天家里来了好多人。我只认出其中一个，母亲的远方哥哥阿茂，他眼睛好像受了伤，或是生了什么病，在阵阵上扬的唢呐声里，总抬不起来。小时候我在阿婆家常见到他，大约不是个聪明人，只知道傻笑。“阿茂，我妈最怜的侄。”母亲向外人介绍说。
临了时辰到，办丧事的法师拿出两把稻秆，一块砧板，一把刀，请人斩断。
据还留在房里的目击者说，当时唢呐声停了，谁也不愿做这事。阿茂也不愿意。这位目击者补充道，虽说有两百块，但谁要拿这些钱呢？不净的呀，就怕身体承不住。
大舅在楼下已等了半个钟，他想上去看看为何迟迟不见把人抬下，但他记着法师说属羊的今日犯冲，不宜靠近。母亲属虎，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属羊，一个属猪。
后来一位不具名的、大约是叔伯的人物乐呵呵地提起了刀。法事总算没卡在那里。
最后上灵车的只有二舅一人。他恰好有当日强硬的生肖，又是男人。趁旁人不注意，他还揉了揉阿婆的脸，把手上的泪渍擦到了紫色的寿衣上。
那天很暖和，县城还没有一点传染病的消息。人们喜气洋洋地来，喜气洋洋地会面：我们有十三年没见了吧。另一位觉得难以置信，点点头，递上一朵别在胸口的布面白菊。
你的脸色太难看了，眼线都花了，母亲在殡仪馆见到我时说，不干净。她又抓住我的手问，口袋里有没有放好八卦。我一摸，叠好的纸还在。它是光面的封皮纸，从黄历上撕下来的，一摸便知。母亲说，是了，别取出来。她对空指了指，不干净。
前一晚，我留在殡仪馆里守灵。开始时，母亲一直劝我回城。你的身体承不住的，她说。后来二舅从城里带来豆腐干、卤羊肚和卤牛肉切片，还有几听金装啤酒，母亲就说：多吃点，尤其是羊肚，性热。过去阿婆也常说，你体寒，羊肚吃了好，你闻闻。
我闻出八角的味道，像一种热带香料，能让人打出嚏来。
冰柜的温度显示是 -24 ℃，密闭性应该很好，房间里的温度很适宜，白事花篮里的鲜花也发出干净的味道。冰柜连着一个接线板，线可以拉很长，一直拉到拐角处的方桌边，板上还剩三个三孔座，但没人去用。“那可是冰柜呀。”大舅摆摆手。
第二天到了日昼时候，天气重又暖和起来。人越聚越多，人群里连阿茂都寻不见了。远处有人打了个喷嚏，抹在布面的白菊上。
葬礼音乐响起时，人群才退到远处去。母亲也退到了远处，因为有个声音在喊，今天犯冲的生肖是老虎。
四
从传染病医院回来后，母亲睡得很好。她比父亲先入睡，因此没有受到呼噜声的干扰。醒来时全都变了样。县里的新闻播报有 13 人感染，120开始免费接送高温者。而母亲只觉得浑身冰凉清爽。一摸身边，也冰凉凉。父亲不在。她拉开窗帘，对面的天台上阿公戴着口罩在晨练。天台上有四个人，旁边那个是阿阮。阿婆过世后，阿阮的头发看起来变卷了，不知是何缘故。母亲走过来说，阿阮的口罩最多，她给阿婆做护理时，口罩都是整箱地买。
父亲拎着菜回来时，腰都弯了，手指上的勒痕和冻疮近似。他扔了口罩，搓着肥皂水，开始找猫。
家里来了一只蝙蝠，他说。
哪里？母亲声音变高了。我看到小七从阳台里跑出来，竖起的尾巴抖得厉害。
“昨天夜里，我起来撒尿，见猫和蝙蝠在打斗，猫叼着蝙蝠跑了好几米。”父亲模仿小七的动作，小七脚底打滑，逃跑时背影是一把鸡毛掸子。
父亲第一次见到这只猫时说，真像小老虎。那晚，它蹲在床前的六斗柜上一动不动，母亲哭了一脸：它要跳下来咬我，你根本拦不住，最好今晚就把它送走。但现在母亲说，瞎讲，小七怎么打得过蝙蝠？
我问父亲是否夜里做梦，醒来当了真。他迈进卧室，指着床前的一块地，“蝙蝠就是被甩在了这里”。母亲的肠胃一阵绞痛，她捏紧了拳头，鼻息发热。但蝙蝠一点没有让父亲感到不适。
小时候我们还住在自盖的落地房里。不知有无固定的季节出没，总之有几个夏天的晚上，我看到蝙蝠在三楼的卧室里四处乱撞。我大叫起来，父亲提起客厅里的宝剑冲上来。宝剑长年挂在墙上，做辟邪用。见到是蝙蝠，父亲轻手轻脚打开门窗，轻而易举地拿水桶罩住。他关了灯，对着桶底念念有词，在散发着潮气的暗夜里，蝙蝠便消失了。
搬了新家，我再没见过蝙蝠。我合上阳台的门，想起好像在哪里听说蝙蝠和这次的传染病有关。昨晚小七不知被抓伤了没有。它隔着玻璃叫了一声，转过身去。我看到它嘴角上扬，但并无笑意。
你知道小七这样像谁？我问母亲。像谁？
像阿婆，我说。母亲走开了，她在客厅里叫父亲的名字，那得想办法把蝙蝠找到啊。
蝙蝠可能会在家里筑窝，疾控中心的人在电话里告诉我。
父亲到阳台上取长棍，准备把吊顶都捅一遍。隔壁阳台上，平叔正在吹萨克斯，他的技术较去年有了很大进步，平稳干净，像健康的生命体征一样让人放心。这天他在吹《我的祖国》，因为熟悉我听出了他在节奏把握上的吃力。
当心猫，我戴上一次性医用手套对父亲说。手套是阿阮的，以前她要给阿婆洗身子。我按住小七检查伤口，它在窗帘后睡着了，比平时睡得更沉一些。但我一把毛拨开，小七就睁开了眼。
“该说你胆子大，还是胆子小？”父亲说。
五
父亲完全迷上了测体温，他总在催母亲甩水银，然后一把塞进腋下。他还会把体温记录在案，就像两天后开始把感染人数也记录在案一样，他相信秘密就藏在这些数字背后。不过也许他是想证明，还是家里最健康的那一个，算术也最好。他想出门。
母亲的体温已经连续三天都很正常，但也不到两小时就测一次。她在傍晚时会感觉胸闷，苦哈哈地躺在沙发上，这时候我最好不要走过去。她会又想起阿婆过世的那几天，问我，会不会是因为那个。
一丁点儿大的县城，感染人数每天都增加数十个，没人知道他们是谁、在哪儿。我猜他们中一定有人来送过阿婆，或者借由送阿婆拿走了一朵布面白菊，吃了两口蛋焗龙虾。母亲给两个朋友打去电话，都无人接听。当时我们坐一桌酒席，我听到她们都谈论坐绿皮火车出游的事，后来有人咳嗽不止，喝了一大碗甲鱼汤。我们不出门以后，阿阮来送过一次饭。她提着红色的塑料桶，又把饭装在草绿色的保温桶里。她的饭量很大，也担心我们吃不饱。隔着铁门，我分两次从她手里接过来，再把饭菜分到三个盘子里。吃完饭，父亲就给奶奶打电话，“我的感冒就快好了，怕染给你，今天就不去了。”奶奶耳朵背，父亲有时会大叫三次“怕染给你”，母亲恨不能把电话抢下来：是怕别人不知道你身上烧？
阿阮老家的流言是在封城前两天传出的。传言里，两百人感染，三个村封锁。阿阮是初二回来的。那天县城还没封锁，阿阮坐上小巴，一路经过三个镇，九个村。母亲给阿阮打电话：你有听说吗？问问你的女儿，村里到底怎么了？阿阮像刚刚吃了三碗饭，电话那头的声音困倦迷糊：没听说啊。
在等阿阮回电话的十多分钟里，母亲甩了三次水银。她终于等不及了，走到窗子前。对面的阳台上，阿阮还站着，右手拿着电话。“怎么还在讲？你听听她在讲什么。”母亲对我说。
除了偶尔几个拖长的尾音，我什么也听不见。
“你再听听，平时都能听见的，但今天怎么不行，”母亲说，“是风向的缘故吗？”
阿阮的回电在二十分钟后打来，她说，有人死了，是个有钱人，死前身上像烧得一样。没听说感染了别人。
母亲觉得耳根发热，她又拨通了电话，打给姑妈，请她从明天开始代为送饭。但挂了电话想到阿公，便又不知何处才更危险了：是由阿阮陪着，还是由她陪着。也不能得罪阿阮，母亲说，阿公每月给五千块，说明往后还指着她，有嫌隙了终还是难留住。
父亲说，要是留不住，你就得变成阿阮。
父亲自己甩起了水银。他一直没抓到蝙蝠，我安在客厅的摄像头也显示，它没有在夜里飞出去。
改姑妈送饭以后，她一点儿不怕，径直走进铁门里，她住五楼，因此未换外套，只穿一件光面绒边的紫色睡衣，盘着头，就像过年串门一样。隔天，她还拎着两只现*的鸽子，在门口喊爸爸的名字，“养殖户都卖不掉，一百块四只，去哪里找。”我接过鸽子，姑妈轻声问我，那天有没有记得在口袋里放八卦。听说有，她便说，那就一定没事。
六
母亲塞给我通行证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她怕父亲发现，她不怕被抓，怕家里少了安宁。和奶奶一样，父亲的耳朵大约是背了，他又在书房里同人讲电话，他喊道，除夕那天不知怎的就发了高烧。现在？现在我想大概是好了吧。
母亲咬着牙，在父亲的胳膊上拧了一把：你不知道现在全城排查抓人？
我又不可能是那个，不可能是那个。父亲越说越轻，最后索性停了。
回来时，母亲重又变得高兴起来，她问我，“你知道这张通行证是哪里来的？”
“外公？”
“根本不用去外公那里。”此时的母亲已是得意了，我猜到她一定大胆地打破了更多关卡。这层楼有三间房是空的，你不在家，不知道，母亲说，这些房子的通行证都没人领。
我感到胸闷变得严重了。症状已经持续了三天，但我不敢出声。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走出小区，买一袋猫粮回来。路上已禁止行车。父亲回来说，排骨涨到七八十块一斤，为了比价，他走遍四家菜场。
这天发生了几件和菜场有关的事。县里的新闻称，一位患者的感染源至今不明，好在无孔不入的摄像头拍到他在菜场时脱下口罩长达十秒。
平叔的父亲这天从东门菜场回家，走到门口摔了一跤。当时我在阳台上给小七倒新买的猫粮，她的胃口很好，我听见平叔在吹《我的祖国》，觉得胸口不那么闷了。平叔的萨克斯声盖过了电话铃声，因此他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父亲受伤的消息。
后来消息辗转到了这里，但晚饭过后，平叔照旧演奏。母亲说，有萨克斯声，说明是平安。今晚的曲子有些断断续续的，大约是首新曲子。母亲说，你知道这首歌吗，他吹成这样，我也能听出来：满山开遍呐，映山红。《闪闪的红星》，我们年轻时候的歌。
次日中午，父亲看到平叔在厨房间忙碌，他的声音越过天井，问平叔，父亲都好吧。
平叔说，目前看还没事，只是皮外伤。但也不好说，年纪大了，要再看看。父亲说，确实要再看看，我丈母娘六年前摔倒，以为也没事，后来发现脑溢血，120 送到医院，回家又躺了六年。母亲狠狠拧了他一把，但声音还是在天井里回荡了好一阵才消失。刀口下的白萝卜切歪了。
平叔的父亲在三天后去世，我们都有准备。因为有三天的时间，整个小区都安静异常。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耳语声，说附近有人感染了。
丧事葬礼还未禁止，但只允许七位至亲出席。法事全免。平叔家里因此没有传出唢呐声，那里留给我的记忆将永远是萨克斯油滑的转弯。一条大河波浪宽。
七
父亲的通行证在第二天被收走了。禁令升级，小区完全封锁，但也始终没有确认小区内有人感染的消息。回收通行证时，物业发现，有九间房子是空置的，可通行证不知去向。
实行全面封锁之后，每天都能看到人们在天台上来回走动，他们大多穿绒面睡衣，搓着手无事可做。阿公一天两次，身边不是总有阿阮陪着了，但阿阮也不在八楼的阳台上。
有一天，父亲在厨房听到姑姑喊他的声音，他寻了半天才发现，厨房的天井上方也是一处天台。“阿良，到上面来玩。”姑姑说。
“玩什么？菜都整不完。”
“从来是这么一板一眼，”姑姑的声音在天井里回荡。然后她放低了音量。因为风向的关系，我听到她说，年前老太婆过世，眼看要不行了，阿良还住院体检，说医生不准他出院。她的声音格外清晰，但听不出在对谁讲话。
父亲后来还是提前出院了，只诊断出了十二指肠溃疡。出院后，他每晚睡在阿公家里，和母亲的两个哥哥一起。有一晚有些反常，他在上半夜就回来了。门锁打开时，我和母亲都还醒着。阿良，母亲喊了一声。
父亲走到两个卧室的中间说，阿妈走了。
几时？
11：34。
我看到路灯的光散射进来，但被父亲的黑色外套全部吸走。没有人提问。
我还记得那晚，天气干净清爽，我们穿上黑色的外套，没有戴口罩，穿过彼时毫无屏障的小区，走到阿公家的门口。
是阿阮替我们开的门。满屋点着灯，阿阮已从阿婆的房里挪出，缩在沙发上。二舅从书房的推拉门后探出身来，他贴着门睡在折叠的 竹床上。
阿阮带我们进去，棕色的呢子毯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脸。她戴上一次性手套，问我们要不要看。母亲双手捂住嘴，说要看。阿阮很快拉开，又很快合上。
母亲说，阿阮，你帮她把眼睛闭上吧。阿阮说，闭着了呀。母亲说，没有，有一只还张着。阿阮重又掀开一点缝，没让我们见着，手往里摆了一下，就合上了。
走进电梯，父亲说，11 点 16 时，以为一口气过去了，我们还不敢走，等了两分钟，又猛咳了两声，才走的。那一定就是走了，脸都青了。
母亲这时候想起三个叠好的八卦还放在书桌上。姑妈说死人不净，不宜靠近，但有了八卦就没事了。母亲问父亲，会有事吗？
父亲越走越快，天落起小雨了。
没事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