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穷困潦倒的张达民向阮玲玉敲诈不成，便到法院递交了一份状子，一告阮玲玉在他们家时有偷窃行为，二告阮玲玉把在张家窃得的钱财交给了唐季珊，三告唐季珊有“妨碍家庭罪”。
可就在阮玲玉被张达民死死纠缠时，她眼中的“良人”唐季珊又给了她致命的一击。
唐季珊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也向法院讼诉张达民对他是名誉诬陷，并要求阮玲玉登报声明“两人虽然同居但经济自立”。这样的公告，无疑是让阮玲玉承认她当初和张达民私奔的过往，现在还和有妇之夫唐季珊鬼混，这对一向注重面子，又是电影明星的阮玲玉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面对阮玲玉的窘境，唐季珊没有挺身保护，反而冷言相向。最爱之人的冷语，往往也是最伤人的。
但是，面对唐季珊的绝情，阮玲玉仍相信他是爱自己的。因此她公开登报，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利益，来维护负心汉唐季珊的利益，希望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时间，这两个男人把阮玲玉推进了“丑闻”陷阱。
媒体们也毫不留情，纷纷说阮玲玉找了一个有妇之夫，到头来却被别人耍了。
阮玲玉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奔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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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蔡楚生带着潜心创作的作品——《新女性》，找上了阮玲玉。
▲蔡楚生
该影片讲述了一名知识女性韦明，在遭遇了破败的婚姻，苦难的生活与外界的口诛笔伐后，不幸走上自*之路的悲剧故事。
也许冥冥之中早有天定，此时的蔡楚生不知，他的这一剧本竟将预示阮玲玉最后的结局。
“你们救活我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吃的苦还不够吗？”遭受多重打击的韦明在绝望之余，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
被人送往医院抢救的她渐渐苏醒，可等待她的并不是劫后余生的喜悦，而是更加不见光明的深渊。
当韦明躺在手术台上，命悬一线之际，曾与她有过私人恩怨的记者已迫不及待地将其自*的消息刊登在了晚报之上。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满城风雨。
屈辱、愤怒与无助，这便是苏醒后的韦明仅有的感受。
“我要活！我要报复！”她虚弱无力地喊道，那是对命运的不甘，对谣言的不解，也是她在这世上最后的话别。
可惜的是，韦明终究还是死了，死在了黑暗中，死在了黎明前。
在和阮玲玉短短相处的两个月中，蔡楚生和阮玲玉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自然更能了解对方心里的苦闷和无助。日积月累的相处中，蔡楚生的心好似泛起了一丝涟漪。
“这两位彼此倾心相诉的艺术家，各自痛苦地扼*了燃烧的热情。阮玲玉力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落空了。要不然，这一出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柯灵先生在回忆起蔡楚生与阮玲玉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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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火热上映，一些无良记者正伺机而动，苦想如何将脏水泼向阮玲玉，而张达民则主动为他们献上了这一契机。
下流无耻如他，接连以侵占罪、伪造证书罪、妨害家庭罪以及通奸罪等状告唐季珊与阮玲玉。
一时之间《阮玲玉通奸案发》等各种骇人标题相继涌现在各大报刊之上，无数的道德审判者出现，不由分说地将“荡妇”、“祸水”等词语加诸在手无寸铁的阮玲玉身上。
一人怎与千人敌，一口怎去辩实情。她的前方千军万马，可她的后方却空无一人。到底是孤零而来，孤零而去。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和唐季珊参加一个宴会，这一晚她似乎十分开心。晚上回到家后，唐季珊早早睡了，阮玲玉自己去厨房下了一碗面，把三瓶安眠药统统倒在里面，她把面条全部吃完后，开始写遗书。
3月8日，一代佳人，香消玉殒，享年25岁。
阮玲玉死后，举世震惊。
1935年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前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队伍浩大，所到之地万人空巷，夹道相送的人数达30万之众，长长的马路被挤得水泄不通，租界派出大批警察来维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