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青年史学家
2017年10月9日译者李继宏在其豆瓣小站上发表了题为《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的文章。李继宏在文中称：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败之作，它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陈寅恪的贡献和局限；但就塑造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这部作品则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陆键东胜利地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美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这部成功的失败之作在20世纪90年代将陈寅恪送上了神坛。
2013年上海书展，李继宏在《瓦尔登湖》新书发布会上讲话，题为《经典何以需要新译？》。李继宏认为，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以前那些外国名著的译者，是绝对不可能把名著翻译好的，因为各种错误的叠加，导致他们不可能读通读懂那些作品。说起来，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那批人，傅雷也好，钱钟书也好，陈寅恪也好，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人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但在以前已经算外语水平很高了。
以下为李继宏文章及讲话：
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读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传记，恐怕要算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该书1995年出版以后，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热门读物，甚至直到1999年，许多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热衷于追读这个多少有点煽情的故事。我最早看到这本书，正是在那一年。
那年秋天，我刚踏入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康乐园，成为中大的学生。当时互联网远远没有如今发达，人们通过Telnet或者IRC在网上交流，网速是奇慢无比的56k，所以读书仍然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日常交流时也经常会相互推荐一些书籍，而陆键东这部传记，被提及的次数几乎是最多的。后来有天晚上，我照例去东门书店逛逛，无意间在书架上发现这本书，黑色的封面已经有点破旧，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传达情绪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至少当年的我是深受感动的，乃至从学校图书馆借了许多和陈寅恪有关的书，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以及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
陈寅恪在康乐园的故居离图书馆不远。图书馆南边是大钟楼，大钟楼再往南，隔着岭南路和一片大草坪，便是陈寅恪住过的小红楼。青年时期的我很幼稚，曾有许多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坐在那座小红楼旁边，伴随着腊肠树在风中摇曳的沙沙声，翻阅着这些和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图书。只不过陈寅恪的写作技巧实在是略欠高明，其著作可读性很差，我基本上没有读完，除了《元白诗笺证稿》——这仅仅是由于我特别热爱元稹的诗。
因这本书而对陈寅恪及其著作产生兴趣的，当然绝对不止我一人。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到去年已经高达3869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单从这个指标而言，在民国知识分子的范畴内，目前陈寅恪已经和林语堂、徐志摩等人并驾齐驱，位居他们之上只有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
吊诡的是，这些年陈寅恪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众多读书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楷模，但陆键东这部成名作却只能在旧书市场上找到：200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龙云莎诉陆键东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案作出判决，裁定被告侵犯原中山大学党委*龙潜的名誉权，责成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且“在陆键东未对《陈寅恪》一书中有关龙潜的部分内容进行删改之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陆键东不得重印、发行该书”。事后陆键东多次在媒体上表达了宁可绝版也不删改的意思，但后来显然是回心转意了，所以便有了刚在今年6月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
我第一时间购买了这部作品，原本是想重温年轻时在康乐园求学的旧梦——离开那绿树成荫、青草如茵的地方已经很久，然而在这十年的颠沛流离之间，我几乎无日不怀念埋葬在该处的四年光阴。但也许赫拉克利特说得对，人的确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十四年后重读这部传记，竟然别有一番滋味。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不少优点，最突出的莫过于陆键东很成功地将个体的命运放到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去考察，这和常见那种行状般枯燥乏味的传记有很大的不同，能够让读者对传主的人生经历拥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更为深切的同情。第二个优点是，作者明显下过很大的苦工，占有了足够丰富和翔实的资料，这也是他能够做到第一点的前提。陆键东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该系素来有重视古汉语教育的传统，陆键东受到的熏陶，使其能够对陈寅恪的诗词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让读者得以据之窥见这位学者的心境。这些优点已经由这本书引起的巨大反响做出了证明，此处不再予以赘述。下面要谈的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不足之处，以及其如何将传主推到神坛之上。
为学者树碑立传，最重要的是厘清传主的学说，以及其在专业领域的学术贡献，但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这方面的内容是付诸阙如的，这就好比给修昔底德立传而不细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给查尔斯•达尔文立传而对进化论语焉不详。尽管陆键东在开篇即称陈寅恪为“学术大师”（第8页），“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第23页），并且每隔十几二十页就催眠般地重复这个论调，但通篇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来支持他的主张。
不妨以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为例，这很可能只是以讹传讹之说。依据陈寅恪1956年亲笔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1914年以前，他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和法国留学各一年，从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国和德国留学三年，嗣后即归国担任教职，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陈寅恪是语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张需要非常之证据，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陆键东并没有这么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这样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
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否则他不会允许这样一篇东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来，更不会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顺便说一下，关于陈寅恪的“恪”字，有人读“却”有人读“克”，从这两篇英文的署名“Tschen Yinkoh”来看，陈寅恪自己的读音是后者，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再者，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表明陈寅恪曾经宣称自己精通十几门语言。陆键东把“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作为陈寅恪是“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证据，却不对其加以分析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陈寅恪的历史著述也是颇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逻辑之粗暴武断，有时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兴起，是因为“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并举了两篇墓志铭作为佐证。当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但正好在练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说极谬。墓志铭的格式，自东汉即已固定，怎么能够以之说明唐代的“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呢？况且早在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经初具规模，《齐谐记》、《续齐谐记》、《神异记》等固然散轶已久，但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却不是如何罕见的古籍，陈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的结论，要是曾编撰《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哑然失笑而已。至于散文“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云云，更像是业余爱好者的信口开河；自唐以降无数古籍，在描写景物世态事理方面，罕有能与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比肩的。至于其他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
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艺术与社会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国学者查理•拉罗（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楼拜的小说和拉马丁的诗歌，甚至还分析了德拉克罗瓦的绘画和瓦格纳的音乐，从这些艺术作品中寻找它们和以往社会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史实）的关系。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国哀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详细地论证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哀剧（Trauerspiel，与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义上的悲剧有所不同）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虽然陈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撑他读懂这些作品，但他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多年，又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进修语言文学，没有理由不了解这种研究趋势和方法。就算在国内，陈寅恪也不是最早发现文史可以互证的人。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这才是目前可据可考第一项应用这种方法的研究。
作为知识分子，陈寅恪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个：首先，他的诗词写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诗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再者，他对资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学人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在没有电子数据库的时代，一个文史研究者的学问能够做到什么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的资料有多少。从《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书来看，陈寅恪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确实比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者要高明一些。这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界享有一定声誉的最主要原因，陆键东对此更是津津乐道。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经、全唐诗、全宋词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录进众多电子数据库的今天，再对陈寅恪这种本领赞叹不已，未免有点矫情；因为现在随便一个掌握文献检索技巧的大学生，他所能利用的资料，以及利用资料的准确程度，都远远超越了陈寅恪。更何况陈氏这种超越侪辈的能力，与其说值得钦佩，毋宁说令人羡慕，因为这固然和他的天资勤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比同时代其他学者要幸运得多。
陈寅恪的人生际遇之佳，在同辈知识分子中堪称绝无仅有。他1890年出生在显宦之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北按察使与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是大权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陈宝箴思想开明，曾赞助长沙时务学堂，堪称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梁启超、谭嗣同等在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都可以算是他的西宾。优越的家庭条件使陈寅恪无须为生计烦恼，从而能够专心求学；他年方十四岁即东渡日本，随后又在欧美留学多年，直到1925年才参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纪的中国，家里有条件供养自己在海外读书到三十五岁的人，恐怕也是少数吧。
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院，在曾为其先祖幕宾的梁启超力荐之下，陈寅恪获聘为教授，和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以及久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千万别以为当年的教授很容易当上，若是没有可以倚仗的祖荫，哪怕名满天下如郁达夫，或者拥有哈佛博士学位如李济，也只能从讲师做起。
陈寅恪加人数等的境遇，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故。没去过中山大学的人也许并不知道，陈寅恪故居其实是整个康乐园最好的房子，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两层小楼附近有众多参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说到环境的优越，只有专门用于招待贵宾的黑石屋能与之相提并论。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陆键东详细备至地描写了传主得到的礼遇，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还有众多额外的优待，包括可以随时使用当时中山大学仅有的两辆小汽车。甚至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欲觅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终活活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三支，并询问‘三支够不够’”（第325页）。当然，陈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膑足的遭际，是颇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时代众多受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相比，以七十九岁遐龄寿终正寝的他，已经足够幸运。至于他失明后著述不辍的顽强精神，也很值得人们学习，但不应该因此而过度拔高他的学术水平，正如人们不应该将张海迪捧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一样。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并没有对传主的学术进行公允的评判，这可能是作者由于学养不够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该书将毕生养尊处优的陈寅恪，刻意塑造成一个时乖运蹇的悲情人物，这也许是陆键东苦心经营的结果。陆键东曾是广东粤剧二团的演员，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又从事过多年的编剧工作，自然深谙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他甚至能够将陈寅恪的缺点包装成学术大师的特征。比如该书第六章提及陈寅恪在中大历史系开课，选修的学生原本有三十多人，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十来个。这件足以证明陈寅恪缺乏教学技巧的小事，却引发了陆键东这样的感叹：“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第163页）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将偏执势利的性格缺陷粉饰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贵族精神等等，限于篇幅，这里恕不一一枚举。
总而言之，就如实地反映传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而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败之作，它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陈寅恪的贡献和局限；但就塑造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这部作品则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它充分体现了陆键东在编剧方面深厚的功底，胜利地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美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
20世纪9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部成功的失败之作在当时迎合了学术界、思想界亟需一个偶像或者说符号来提振信心的潮流，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地将陈寅恪送上神坛。但二十年过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今年的再版，也许将会是陈寅恪走下神坛的起点。
经典何以需要新译？（2013上海书展讲话）
今天特别高兴，既因为我翻译的《瓦尔登湖》终于出版，也因为能够在这里和诸位见面。《瓦尔登湖》是果麦文化传媒推出的李继宏版世界名著第五种，我们这套书初步规划有二十种，所以现在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想来跟大家谈谈，果麦和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合作项目，为什么说我们这套名著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
先从我自己做翻译的经历说起吧。我真正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是在大学毕业后。小时候，我很爱看书，各种书都看，有了零用钱就去镇上新华书店买书，也买过一些外国名著，比如《悲惨世界》、《孤星血泪》、《雾都孤儿》之类的，但没有一本能读得进去。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读中国的书不会有这种情况，哪怕是《周易集解》，我也能轻易地看进去。我们镇有座佛庙，叫腾龙寺，念初中的时候，我常常逃课去那里看佛经。佛经我也不觉得难读。当年我不知道这些翻译作品为什么读不进去，反正尝试了好几次以后，也就放弃了。从中学到大学，我读的书很杂，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什么都有，但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几乎等于零。
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工作，在《东方早报》当文化记者。那年很幸运，我成为全球十二个正式得到瑞典外交部邀请的记者之一，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周的活动。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约翰•库切，就是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在斯德哥尔摩买了几部库切的作品请他签名，回国后，有一次单位去莫干山度假，我带了他的Youth，国内译成《青春》。那本书写的是他年轻时的心路历程，那种青春期的烦闷和苦楚引起我很多共鸣。库切说出了许多我自己确凿地感受到、但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情绪。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就看了很多英文小说。
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我翻译了第一部作品，《维纳斯的诞生》，在译后记留了电子邮箱。隔年书出版，我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李老师，这本书是我看过最容易读的翻译小说，读其他外国图书，很多时候都看不进去，你还有其他作品吗，我要去买来看看。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觉得外国小说难读的，并不只有小时候的我。再过一年，我翻译的第二本书出版，就是《追风筝的人》。这本书卖得很好，给我写信的读者更多，说的也都还是那些话，有些读者甚至说，他们本来不看翻译文学，但我的译著让他们对外国作品产生了兴趣。这些读者的来信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我已经离开《东方早报》，到了上海某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就在上海书城楼上，我常常趁午休到书城去，观察读者买书的行为，翻看各种版本的名著。很快我就明白了问题所在，市面上流通的那些名著译本，翻译质量都是很成问题的，有些甚至可以用错漏百出、不堪入目来形容。说到这里，也许大家会有个疑问：真的是李继宏说的这样吗？翻译这些名著的人，有些可是很著名的翻译家呀。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因为这个世界很多元，我们不可能了解每个行业，在认识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时，只能借助一些常见的说法和观念。但这些说法和观念，往往是错误的，或者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在出版社工作，接触到许多所谓名家的译稿。译稿跟读者看到的书稿是不同的，因为中间会经过编辑的加工。有些译者名气和年纪都很大，但交过来的译稿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本小说叫做《在路上》，译者也蛮有名气，可是读者的反馈很糟糕，你到亚马逊上看，平均评价只有三点七星，这个评分系统的满分是五星，我翻译的《小王子》得到的结果是四点七星，将近满分，而且这个成绩还是在有些人没看过书恶意去打一颗星的情况下取得的。谈到这本《在路上》，有的读者比较客气，说“翻译得不够好”，有的不太客气，说“翻译很烂”，还有的非常不客气，说“翻译得真像一坨屎”。当然我不提倡后面这种说法，实在是太粗鲁了。但这些读者可能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已经是编辑花了很多心血加工后的成果。我是看到编辑稿的，改得密密麻麻，简直是怵目惊心。如果那些读者看到译者的原稿，也许会说出更加难听的话来。不只这本小说，很多译著的情况都是这样。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间总共两年，一年在前面说到那个出版社当编辑室主任，一年在某个出版公司当内容总监。这两年让我了解到一些所谓翻译名家的真实水平。
回到刚才说的名著翻译质量普遍很差的问题上来。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我最早发现的。大家知道，以前有个翻译家叫傅雷，是南汇人，搞法语翻译的，比较有名气。有人把他谈翻译的书信和杂文编成一本书，叫做《傅雷谈翻译》。这本书收录了傅雷在1951年9月14日写的一封信，信里说到当时出版的译著：“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傅雷这句话虽然是在六十多年说的，但对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译本来说也是适用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应该像傅雷那样，责怪以前的翻译工作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吗？我们应该去嘲笑他们水平低下，或者甚至像在亚马逊上发表评论的读者那样，对他们破口大骂吗？其实原因不在这里。如果只是一两本名著的翻译很糟糕，其他的都很好，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是个别译者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每一种名著译本犯下了大量的错误，主要原因肯定不在那些翻译工作者本身。
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时代的限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名著译本，大多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或以前翻译的，比如说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在1949年就出版了，傅惟慈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第一次出版是在1981年，吴劳翻译的《老人与海》，上海图书馆收藏着1987年的版本。这些名著的出版日期决定了它们是过时的，是错漏百出的，是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和外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特别少，这导致以前的译者无法彻底理解外国名著中涉及的器物、制度、风俗、地理和思想观念。在以往的名著中，这几个方面的错误译法或者说过时译法比比皆是。比如说在《月亮与六便士》第三十四章，毛姆写到主角在巴黎，早餐吃了croissant，喝了café au lait。因为现在像上海、北京、广州这种大城市到处都是面包房和咖啡厅，所以我们很容易知道croissant是羊角面包或者说牛角面包，café au lait是欧蕾咖啡，它们对法国人来说，相当于中国人的油条和豆浆。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西餐厅是很罕见的，只有王府井那边的起士林等少数几家，而且起士林还是俄罗斯餐厅，不是法国餐厅，所以傅惟慈不知道croissant和café au lait是什么东西。他可能查了英文词典，发现croissant的解释是a rich crescent-shaped roll，而café au lait的解释是coffee and milk，所以他就翻译成“月牙形小面包”和“咖啡牛奶”。有些人也许觉得这没有错，但这其实等于把“油条”说成“棍状油炸粗面条”，把“豆浆”说成“用水冲调的黄豆粉”。
又比如说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菲兹杰拉德说到主角很喜欢在纽约的the Fifth Avenue散步。有个版本把它翻译成“五号路”，另外的版本译成“五号大街”。你说他们错了吗？好像也没有。但你问现在的读者，你知道纽约的“五号路”或者“五号大街”是什么地方吗？他可能一时想不起来那就是著名的“第五大道”。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面说，在获得视力的第二天，她要去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现在有的译本把它翻译成“首都艺术博物馆”。这当然是很可笑的，因为这么译，读者可能会以为这个博物馆是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但其实它是在纽约，而且metropolitan并不是首都的意思，现在通行的译法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以要是只看以前的名著译本，你也许会知道纽约的五号路有一个首都艺术博物馆，但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五大道上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种和时代脱节的错误翻译或者过时翻译，在各种名著版本中比比皆是，限于时间，就不举更多例子了。
其次，以前的生产条件非常落后，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任何人在翻译的过程中，都难免会碰到困惑不解的地方。遇到这种情况，解决的方法通常有两种：向别人请教，自己查资料。在以前，限于通讯技术，向别人请教是一件很麻烦、效率很低的事情。我们看《傅雷谈翻译》，会屡次看到傅雷说有些地方不懂，要写信去巴黎问专家。比如他在1964年8月7日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的信里提到：“译文尚有一小部分疑问，正驰书巴黎询问专家。”按照当时中国跟法国的通信条件，一来一去就好几个月没有了。所以这种方法是很难行得通的。向别人请教这条路不好走，所以从前的译者只能走第二条路，就是查阅参考资料。但是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出版业是很不发达的，很多国外的图书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进不来，所以他们能够查阅的资料非常有限。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傅雷翻译过好几本巴尔扎克的书，但他居然连巴尔扎克全集都没有。其他参考资料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遇到不懂的字句，又没有办法解决，怎么办呢？那些译者只能瞎蒙，所以各种名著译本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非常可笑的错误。比如说《月亮与六便士》里面有个画家叫作斯特罗夫，毛姆说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幅维拉斯凯兹的名作Innocent X的摹本，傅惟慈把这幅画译为“天真的X”。其实Innocent X是罗马教皇因诺森特十世，不是什么“天真的X”，虽然Innocent确实有“天真”的意思。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蛮搞笑的，但还有更搞笑的。最近上海天气很热，我在路上走，会听到蝉的叫声。美国有一种蝉叫作周期蝉，它的寿命是十七年，幼虫孵化后会在地下潜伏十七年，然后再钻出来变成在树上叫的蝉。这种蝉的英文名叫作seventeen-year locust，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语”有两次提到这种昆虫。徐迟把第一次翻译成“十六年蝗灾”，第二次翻译成“十七年蝗灾”，关键是这两个地方出现在相邻的两段文字里面，我到今天也想不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但这也不是最可笑的，比这个更可笑、更荒唐的还有很多。同样限于时间，我就不多讲了。
最后，现代汉语的历史比较短，处在一个不断进化和丰富的过程中，以前的译者所能动用的汉语资源，是不足以完成外国名著的翻译的。就拿今天发布的《瓦尔登湖》来说，梭罗在书中总共提到一千六百多中动物和植物的名字。我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除了常见的马、牛、羊之类的，徐迟的译本几乎没有一个弄对的。但是我们能责怪徐迟吗？好像也不能，因为他翻译这本书是在1947年，当时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尚未成熟，所以无论是谁来做翻译，都没有办法弄懂那些单词指的是什么动植物，而且就算弄懂了，也没有办法找到相应的汉语词汇来翻译。
不用说1947年那么久远，就拿《月亮与六便士》来说，傅惟慈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虽然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但里面的植物也有大半没弄对，把变叶木弄错成巴豆，把凤凰树变成莫名其妙的“姐妹树”之类的。另外还有个原因，老一辈的译者接受教育的时候，白话文很不成熟，所以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所写的文字特别古怪别扭，比如说以往的《傲慢与偏见》、《老人与海》、《了不起的盖茨比》、《简•爱》、《喧哗与*动》等名著的译本，无一例外，全都有这个毛病。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以前那些外国名著的译者，是绝对不可能把名著翻译好的，因为各种错误的叠加，导致他们不可能读通读懂那些作品。说起来，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那批人，傅雷也好，钱钟书也好，陈寅恪也好，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人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傅雷自己多次说过他看不懂巴尔扎克的一些作品。说到陈寅恪，也是个比较热门的人，被神化得很厉害，据传他精通十几门外语。他到底精通几门外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很低，因为他总共发表过两篇英语论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如果去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你在第一章就能看到他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被唬住，觉得陈寅恪好厉害哦。但我正好看过这两篇文章，“韩愈和唐代小说”只有四页，“《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有七页，是两篇介绍性的短文，笔法非常幼稚，跟现在的大学生作文差不多。但陈寅恪啊、钱钟书啊、傅雷啊这些人，在以前已经算外语水平很高了。
总而言之，外国文学作品的难读，基本上都是翻译质量不及格造成的。而外国名著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如果读者只是因为翻译质量有问题而不去看这些作品，那就太可惜了，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一次开拓眼界、提高修养的机会，还有一个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世界。从前的译者，限于时代和自身的条件，没有办法为读者提供合格的译本；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条件去全面地、正确地、精彩地译介外国名著。于是我在2007年产生了翻译外国名著的想法，但起初只是想想而已，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地付诸行动。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说起来我也算少年得志，从中学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读大学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我们专业最好的期刊《社会学研究》曾经特地表扬过我，把我当成这个专业的希望和明日之星，大学没毕业跟朋友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二十四岁做文学翻译，今年是三十三岁，已经出版二十几部作品，比傅雷还要多一些。所以你们看到，果麦在这几本书的腰封上写着“年轻天才翻译家”。但在2007年，我认为要做名著的翻译，自己的积累还不够，所以我又准备了好几年，这期间看了很多书，出版了八部涵盖社会学、宗教、经济管理、文学等领域的译著。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很难找到理想的出版商。我跟前面提到那些译者不一样，不愿意别人擅自修改我的译稿。倒不是说我翻译的东西没有问题，一个错都没有，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犯了错，我希望编辑指出来，由我自己来改。但是有些出版社的编辑特别喜欢乱改稿件，而且常常会把对的改成错的，甚至把我拟定的书名也改掉。我曾经被改过三个书名，搞得很沮丧，但是也没办法，只能从此不再跟那些出版社合作。
到了2011年春天，我感觉已经准备好，这时候非常幸运，我找到路金波和瞿洪斌，第二次见面就谈好合作。果麦文化传媒满足了我对出版商的所有期望，甚至是幻想。从金波、瞿总，再到我的几位编辑，以及果麦的其他同事，都给予这个项目足够的重视，投入很多的心血。他们给我优厚的报酬，在译稿处理上完全尊重我的意见，而且从来不催稿，给我宽裕从容的时间。可以说，我跟果麦的合作是亲密无间、非常愉快的。年初闹出那场风波的时候，有记者问我，李继宏，腰封上写“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是不是果麦瞒着你写的？我说不是，在书出版之前，我就知道这句话，但我自己并没有反对意见。有些人听到这句话，觉得李继宏你太狂妄了，我要给你打一颗星。其实我这个人骄傲是有的，狂妄肯定说不上。在座有几位是我的朋友和编辑，他们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果麦和我为什么要说这套名著是市面上最好的版本呢？我们这么说，倒不是看不起从前的译者，而是因为和他们相比，我现在翻译这些名著，占足了时代的便宜。
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很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可以说，在物质生活方面，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存在彼此难以理解的差异。我去过一些国外城市，我没发现上海、北京、广州和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在物质生活上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纽约的第五大道有个苹果专卖店，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有，芝加哥有半岛酒店，北京也有，旧金山有特别好吃的牛排馆，广州也有。在三十年前，美国人家里都有电视看，但中国普通人家里还没有。在今天，美国人用的东西，比如说电脑，iPhone，WIFI，汽车，甚至Google眼镜，中国也一样用。现在要出去国外考察或者旅游比以前方便很多。十年前我去斯德哥尔摩，在路上没看到太多的中国人，出租车司机甚至问我是不是泰国来的。去年我和瞿总到美国，哪怕在黄石公园那么偏僻的地方，都有中国人来向我问路。
精神生活的情况也一样。三十年前，我们并不知道美国人、法国人喜欢听什么歌，看什么电影，有什么最新流行的畅销书。十几年前，我听美国之音，老听到Kenny G吹的萨克斯音乐，但是只能在广播里听到。前几天我出去吃饭，看到新乐路上贴着海报，说Kenny G会在9月20号来上海开演奏会。英国美国的畅销书，有些在中国是同步出版的，比如说我翻译的《谋*的解析》。电影、电视剧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国外一上映，不用几天你上网就能看到。这些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所以我翻译的版本，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错误。而在以往的译本中，这方面的错误是最多的。
我们知道现在是信息社会，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改善了文学翻译的生产条件。刚才我说到傅雷遇到问题不懂，写信去巴黎问，要好几个月才知道答案。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几年前，我翻译过一本社会学著作，叫做《公共人的衰落》，作者担任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校长；书里面有几个费解的地方，我写电子邮件去问他，第二天就收到他的回信。我有个好朋友是美国人，中文名叫徐穆实，他也是做翻译的，不过是把中国作品翻译成英文。有时候遇到难题，我会向他请教，写邮件给他，最快五分钟就能收到回复。这是通信技术带来的改进。
在查找参考资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优势更大。以前的译者所能依靠的，基本上只有非常少量的文字资料，很多人翻译一本书只是翻译一本书，并不会想到要去看作者的其他作品，就算想到可能也没有条件，比如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全集。我翻译《小王子》的时候，把圣埃克苏佩里的其他作品都看了一遍，有的还不止看一遍，比如说Terre des hommes，译过来叫《人的大地》，有的中译本采用了英译本的名字，译为《风沙星辰》。除了这些，还有几本作者的传记，以及大量国外学者对其作品的研究。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呢？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彻底地理解你要翻译的作品。就好像《小王子》，里面有些很简单的话，其实蕴含着作者在《人的大地》详细分析过的深刻意义。像做《老人与海》、《动物农场》、《了不起的盖茨比》、《瓦尔登湖》这些，情况也是一样。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我翻译这些书背后做了多少工作。我在《瓦尔登湖》的导读分析这本书刚出版时不太受欢迎的原因，我写了这么一句话：“总而言之，这本书要求读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1860年，全美国只有241所大学，能够顺畅读完《瓦尔登湖》的人应该说是很少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只是看一下就过去了，但为了弄清楚1860年美国到底有多少所大学，我翻阅了整整两本美国高等教育史的专著。现在打开我翻译的《瓦尔登湖》，你可以看到里面有1083个注释，梭罗在书里面的每一句引文，我都给他找到了出处。哪一段话，曾经出现在他哪一天的日记里，或者哪一篇文章里，我也都在注释里写清楚。当然我有两个美国的注释版可以参考，节约了不少时间，但每个注释都是亲自查验过的，因为我发现美国那两个注释版都有不少错误。
上个星期我去北京做演讲时，还跟瞿总和两位编辑说起来，《瓦尔登湖》这本书，放在几年前我是没法拿出现在这个译本的，因为几年前谷歌图书还没有上线，我不可能看得到梭罗引用过那么多在17世纪、18世纪出版的英文书和法文书。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做更不可能做好，因为那些译者压根不可能看懂这本书。另外，我们现在能够查阅的参考资料，也不仅仅限于文字资料，有海量多媒体资源可以利用。我想傅惟慈要是在今天翻译《月亮与六便士》，不太可能把教皇因诺森特十世弄成“天真的X”，因为他只要上谷歌检索Innocent X，就能看到维拉斯凯兹那幅名画。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超越了时代，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会更全面、更深入地去认识它们。比如说梵高的《星空》，这幅画非常著名，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见到过。从前的人知道这是一幅天才杰作，但不清楚它到底好在哪里。到了上个世纪，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发现，这幅画原来跟物理学里面的湍流理论有很高的契合度，一个19世纪的画家，预见到了20世纪物理学的重要进展，这是很伟大的。到了2004年，美国宇航局公布了一张哈勃望远镜拍到的照片，照片上的星系离地球足足有两万光年，看上去跟梵高的《星空》差不多，那么人们对这个天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然后在两年前的8月，澳大利亚有个摄影师，采用长曝光技术，拍了本迪戈艾佩洛克湖边的星空，他整整曝光了十五个小时，拍出来的照片跟《星空》几乎一模一样。梵高在124年前画了这幅画，我们到现在才能对它的杰出之处有基本的认识。
文学作品也是如此，《鲁滨逊漂流记》、《傲慢与偏见》、《双城记》、《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些经典作品，国外很多人研究，这跟中国的情况很像，《红楼梦》、《西游记》等也是很多学者在研究。以前的译者在工作的时候，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他们查阅资料不方便，所以没办法利用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时代不同，我在家里打开电脑，就能看到欧美每个大学所有的博士论文，以及海外各种学术期刊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所有的论文。哪怕以前的译者也利用了当时他们看到的研究成果，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中间三十年的论文他们是没法看到的。比如说吴劳翻译《老人与海》是在1987年之前，那么他不可能彻底理解海明威的写作手法，不知道有些词和词的次序是不可更改的，因为这些都是后来才发现的道理。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比如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缺乏必要的工具，人们没有办法对文本进行定量分析。大家看《双城记》和《老人与海》，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狄更斯和海明威是风格不同的作家，但他们到底不同在哪里呢？又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有了文字处理程序以后，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双城记》每个句子长度是20.5个单词，《老人与海》是14.7个。还有其他一些句子成分所占全书比例也有差异，狄更斯比海明威更喜欢用副词和名词，海明威比狄更斯更喜欢使用动词。诸如此类的研究有很多，如果你在翻译的时候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文体上的区别，那么很容易将狄更斯翻译成海明威，或者说把福克纳弄得跟乔治•奥威尔差不多。我的译本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所以避免了这方面的问题。
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科学研究、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多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资源。我刚才谈到，徐迟在1947年翻译《瓦尔登湖》，绝对不可能弄懂那些动植物的名字。我翻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因为我有好几个数据库可以使用，包括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据库”、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主办的“动物数据库”，还有维基百科、鸟类百科全书、鱼类信息库等等。这些新出现的汉语资源帮助我不要去犯以前的译者迫不得已犯下的错误。再者，语言是活的，变化很快，尤其是对白话文来说。去年这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数死早”、“不明觉厉”或者“为什么放弃治疗”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些网络流行语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以往那些名著译本所使用的文字，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是过时的，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并且就像傅雷说过的，很多译者对文字很不考究，不会去仔细推敲自己的译稿。比如说你去看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者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或者余光中翻译的《老人与海》，译得对不对姑且不说，你光看中文，能看到非常多的病句。
很多读者特别喜欢我翻译的作品，像《小王子》，上市才七个月，在当当网上已经有超过一万条评论，这主要是因为我的语言比以前的译者更加规范，更贴近这个时代。金波曾经说我的文字读起来很美，有诗歌的节奏感，这是因为我对汉语有比较深的研究。我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写古体诗已经写了二十几年，平时也会写书评、杂文和小说。除了文学翻译，我还有个兴趣，就是整理古籍。我正在给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和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做笺注，未来有时间，也会重新选注《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古代作品。所以从汉语水平来讲，我相信我比以前的译者要高一些。也许有人觉得我在吹牛，但我翻译的书特别受读者欢迎，这可以提供一点证明。
好啦，说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我相信在座诸位，已经了解果麦和我为什么认为外国经典需要全新的翻译，为什么说果麦出版的这套李继宏版世界名著是最好的。但我还是想再次强调，这并非不尊重以前的译者，也不是要否定那些译者曾经做出的贡献。我比较喜欢汽车，平时会做一些研究，不妨拿汽车来做比较。最早的汽车连转向灯、后视镜都没有，也很容易坏，所以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汽车修理站生意特别好。到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汽车变得越来越好。二十几年前，我跟父母去汕头走亲戚，当时汕头的出租车是白色的拉达，从苏联进口的，看上去特别豪华，特别洋气。但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去看，那些白色拉达不要说没有并线辅助系统、自动泊车系统、主动安全系统、自动转向大灯，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抱死刹车系统都没有。我想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译本就像当年的拉达轿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在当年，它们算是先进的，做出了它们的历史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它们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应该遭到淘汰。总之，果麦和我想要传达的理念是，有永恒的原著，但没有永恒的译著。所有外国名著的译本，都受到时代的限制，时代的进步呼唤全新的译本。我们这套名著，作为市面上最新的产品，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我相信在座诸位看过之后，也会同意这个说法。
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乐意回答。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