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老老实实在家种地，谁愿意搬家呢？
1851年，黄河在徐州丰县决口，洪水漫及微山湖、昭阳湖，自此，位于当地的铜山、鱼台近二百余里方圆的百姓遭遇大劫，被迫迁移他乡。在当时人们看来，沧海桑田，家人历代居住的土地，很快就成为了“永泽国”。
铜山、鱼台的农民不论如何也想不到，4年之后，黄河再次决口。自此黄河不再通过淮河河道作为出海口，改道北移，这意味着，原本让铜山、鱼台农民饱受水灾之苦的土地却逐渐的显露了出来。这次黄河改道使得曹州（菏泽一带）饱受摧残，被迫流离失所。其中以郓城、巨野、嘉祥等地的灾民开始向徐州方向转移，当这些灾民到了徐州才发现，这里岂止是难民收容所，简直就是农民的伊甸园啊！
黄河的再度改道使得当年被洪水淹没的徐州土地逐渐变成了大片大片的空地“湖田”，而此前铜山、鱼台的百姓因为灾荒已经迁徙。于是，空出的湖田居然一时间成为了郓城等地的流民的人间天堂。
按照清代的惯例，所有无主的荒地，不论他原本是湖水，还是有主却被废弃的土地，都会被认为是国家财产。老百姓如果想要，也不需要花钱，开垦土地后，找到衙门进行备案即可。经过一段时间后，衙门会为百姓发放一份有效的地契。这也是郓城（客民）能够在湖田安家最重要的法律基础。
这个流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晚清时期除了太平天国起义外，山东一带还有一支起义军“捻军”，我们知道，清政府对付起义军并没有好办法，于是地方被迫组成“团练”。在咸丰五年（1855年）开始，陆续迁移到湖田的流民在开垦土地的同时，我们不知道是为了防捻军还是为了防铜山土著，他们也成立了团练。最终形成了唐团、北王团、北赵团、南王团、南赵团、于团、睢团、侯团（后为刁）的八大团练。
最初对徐州官府来说，这些人形迹可疑，确实会对当地治安造成隐患，因此并不允许客民开垦土地，但随着难民越来越多，徐州官府也被迫同意，允许他们开垦土地。
如此问题便产生了：
当本地土著回到老家之后，发现自己家乡原本被淹没的土地现在已经成为客民的产业，其中固然有一些是湖田干涸产生的新地，但更多的，则是是自己的土地。但此时，客民居住已久，左手衙门发的地契，右手八大团练。可以说软硬不吃。这样一来，土著被迫开始了维权之路：
维权的第一步是：起诉
客民地契在手，当然不能说衙门给他们发的凭据是假的，蛇打七寸，这个节骨眼，当然要把土地产权这种“民事纠纷”演变为政治事件：
沛县贡生张其浦、张士举，刘庄寨事主刘继昌先后赶往京城，向督察院提交诉状，称唐守忠所在的“唐团”私通捻军，准备谋反。言下之意：朝廷你看着办吧。
这种事情，一次两次可以说是诬告陷害，次数多了，清政府也重视了起来。而且可以说，晚清的团练不论大小，真的说自己做事不存在漏洞，不被人抓住把柄。更何况，捻军活动在山东一带，真查下去，土著也难逃“通捻”，反正土地没了，大不了伤敌一万自损八千，比起别人上门欺负土著，两败俱伤其实还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通过这个做法，前述“侯团”被迫解散，后来才成立了刁团。
除了进京诉讼外，民间的械斗亦无法禁止。
自1859年开始，土客之间开始进行长期、持久的械斗。动辄便有死伤。如唐团首领唐守忠，便死于械斗；到了1864年，客民的一次反击攻破刘庄寨，连*数十条人名，漕运总督吴棠被迫带兵剿匪，平毁新团。随即清廷要求吴棠彻查湖田案，但吴棠并无相应智慧，就在此时，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功了。于是清廷连夜派曾国藩前往山东围剿捻军，同时妥善处理湖田案。
事实上，对中国古代官员来说，除了我们熟知的宋慈以外，包拯、狄仁杰这类“名侦探”其实都不是特别爱审案子，因此，当湖田案交到曾国藩手里时，曾国藩并没有考虑如何“公平”的处理这件事，其思路在于：如何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下面便是曾国藩的表演：
第一步：通捻。
既然湖田案历10余年却悬而未决，那再争一朝一夕也是徒劳。因此曾国藩首先从通捻开始做文章。前面说了，不论土客，在通捻的问题上，都不干净。但对客民来说，由于其来本地不久，有了武装，也必然不会再当老实人，因此平日里各种案件肯定也犯了不少。借此机会，一并处理了，于是王、刁二团彻底被瓦解。1866年，王，刁二团之人，被曾国藩逐回原籍。
第二步：分化
曾国藩将土著根据地契划分为“良民”和“莠民”，没有地契瞎凑热闹的，都是“莠民”，这些人瞎参合的，直接法办。而对客民来说，王、刁二团既被瓦解，空出的土地则成了解决湖田案的筹码。
于是曾国藩一方面筹措钱财，安抚被驱逐的团民；同时，将二团已经种植的庄家，等到收获时一半充作军饷，一半交给团民。对其他团练则以地契为主，根据地契重新划分土客边界。当然，按照古代官员的逻辑，曾国藩还为死去的唐守忠安抚、又惩罚了进京告状的土著。各打五十大板，看谁还有话说？
自此，湖田案正式画上句号。然而，湖田案最终还是极大拖延了曾国藩剿捻的节奏，致使日后其剿捻失败，也为日后李鸿章、左宗棠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一道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