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青年*并非一味盲从和附和新文化运动所有事物，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有不同的看法。
青年*和当时的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热烈追求西方所有的新学说、新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重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一切，并不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好。
比如他就曾写过文章《体育之研究》，发表在《新青年》上，在文章中，他引用了中国古代重视实践、重视强身健体的实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等古代经典和韩愈、曾国藩等人的文章中，一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近20条，涉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16人，近代历史人物3人。
这充分说明青年*对中国的古典文化，采取了既不全盘肯定，更不全盘否定的分析、批判态度。
对西方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他也认为要采取同样的学习、批判态度，一边学习，一边批判。
1917年8月，他再次写给好友兼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道：“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24岁就认为东方思想文化需要改造，西方思想文化也需要进行改造，以剔除其中不好的部分和不适应中国的部分。
*对中西思想文化所采取的正确态度，这在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学者身中也是极为少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30多年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当年自己所持的一些观点。
他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时的许多领军人物，还没有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大多数都还是资产阶级的批判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国外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地坏，一坏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这种思想观念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趋势”。
青年*勤学勤思，在学习中既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但也切忌有偏见独断的态度。
他后来在笔记中写道：“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正统’，都是得了独断态度的大病，这都是思想文化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
为此他主张在具有独立研究的精神之后，继而要有批评的精神，要打破“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的古板僵硬的做法。即使对古代圣贤、西方思想大师、自己老师的思想观点，不妥之处也可以采取商榷、批评的态度，应该要有批判精神，应当提出独属于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样，学生才能真正进步，学术才能往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