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科学观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实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面旗帜。按照陈独秀的说法，五四运动精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他理解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同时，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仅仅只是我们在理解科技的力量时看到的一个现象，背后隐含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为此，我以选取时间节点的方式，和大家一起看看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
1915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该杂志在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大家都非常熟悉，新文化运动在近现代的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结束时间大概是1923年。当时在清华大学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科玄论战”之后就分成了所谓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学术界的这种分野完成之后，新文化运动其实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后来，《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刊物。
新文化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西方文明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参量做了一些宏观分析。在此之前，我们说向西方学习是学习它的器物，学习它的武器，学习它的练兵之法。但是，在向西方学习了以后，我们依然打败仗。那我们究竟应该学习西方的什么？进一步，人们开始上升到科学，上升到制度，上升到文化。所以，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一种探索。
在《新青年》杂志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青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认为，“科学”和“人权”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参量。实际上，他在这里说的“科学”和“人权”，与他在1919年时讲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者的意思是比较相近的。他认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方面，《新青年》杂志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受到人们很大的攻击，认为它犯了很大的罪。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文章。他指出，“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他认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他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另一方面，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分不开的，也和当时中国政府在面对列强压迫和不公平待遇时软弱无能分不开，同时和先进知识分子把西方文明作为先进的文明，认为它可以坚持公理这样的想法最后破灭分不开。本质上，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它和新文化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
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又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那他是怎么看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1920年4月，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20年4月1日第七卷第五号；一篇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发表在1920年4月21日《时事新报》。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他指出：“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同时，他批评了当时“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二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中，他指出：“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迫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他认为五四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
另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和陈独秀之间是相互配合的。但是，在对待五四运动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和陈独秀是完全不一样的。胡适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系列演讲中，开篇即指出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后，胡适提出新文化运动有“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三个突出特征”。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不幸的政治干扰。他指出，“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认为，“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1915年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关注，就是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它是由当时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发起的。我们用庚子赔款输出了一批年轻人到美国留学，这些年轻人有的学习农学，有的学习物理学，有的学习化学，有的学习工程技术。他们到了美国以后，认为中国要在世界竞争中逐渐站立起来，必须发展自己的科学，就筹备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社址先是设在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后来随着这些留学人员回国，社址就迁回国内了。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当时有一批重要的学者，如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严济慈等，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早期奠基人。
后来，中国科学社成为新中国早期的国立研究机构。有的社员回国后开始创办大学，有的在大学里创办相关的科学院系，他们对于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科学》是中国科学社最早办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到1950年，《科学》杂志是月刊，也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刊，一共出版了32卷。1951年，由于和全国科联新办的《自然科学》合并，在出了一期32卷的增刊后，《科学》杂志就停刊了。1957年，《科学》杂志复刊。1957年至1960年，《科学》杂志是季刊。1961年，《科学》杂志第二次停刊。1985年10月，《科学》杂志再次复刊，就是人们看到的《科学》37卷1期。从《科学》杂志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因素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作者：李正风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独家文稿 《李正风：如何认识科技的力量：百年历程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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