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面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党对国家治理和自身治理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和自觉实践。全面从严治党具有的深刻思想源泉，可以追溯至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全党上下加深对治理规律性的认知和共识，深刻认识共产党员的本质属性，经受住“四大考验”，抓住关键少数、运用法治化手段，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健康发展，政治清明稳定，社会欣欣向荣，文化丰富繁荣，环境持续改善，五位一体建设综合协调发展。以GDP经济总量（名义价格）计算，中国从1980年全球第11位、占美国6.7%，上升至2020年全球第2位、接近美国的75%，并极有可能在未来1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6年，中国GDP为19.8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的17.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以人均GDP衡量（名义价格），中国从1980年全球第143位（194美元），落后于赤道几内亚（198美元，142位）、孟加拉国（222美元，140位）、卢旺达（244美元，137位）、印度（263美元，135位）、巴基斯坦（303美元，129位）等国家，跃升至2019年的全球第81位（1.03万美元），远超上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以更加全面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中国从1990年的全球第103位，上升至2018年全球第85位，步入高度人类发展国家行列[2]。绝大多数指标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环境生态等诸多社会领域的同步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极少数小微型国家如新加坡、韩国以外，再没有任何发达国家取得类似于中国的发展奇迹。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和正确领导。
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又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近百人的小党弱党发展成为现在拥有9191万党员的大党强党。在近100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摸索、总结和掌握自身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规律，并将之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结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党的先进性、战斗性、革命性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具体体现。以*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在新时期先进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时代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
一、治理规律
规律是一切事物发展、演化、成败的最终动力和根本原因。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认识、发现、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还最终表现为对更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知和掌握。自然界中存在着深刻复杂的自然规律、物理规律、化学规律、生物规律，人类对这些规律的掌握，决定了人类可以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顺应自然。在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着同样深刻复杂的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社会规律，例如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人性假设规律、组织管理规律、家庭婚姻规律，以及国家治理规律，等等。掌握、遵守并自觉运用这些规律，就可以推动经济发展，消除社会矛盾，增强组织效能，创造社会和谐，最终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自由。
政治、政党和国家治理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称之为政治规律、政党规律、统治规律、治国理政规律等，统称为治理规律。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治理者对于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人类社会才逐渐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逐步发展进步为现代社会，政府形式、阶层关系、治理手段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同时，也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治理者对于治理规律的认知不足乃至认知错误，才导致治理的失败乃至社会的崩溃覆亡。因此，探究、认知和掌握治理规律，对于国家兴亡、政治昌明、良政美治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当今社会，治理规律至少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性规律
公共性（publicness）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规律。同传统社会中的私人国家、私人政府、私人党派不同，现代社会的国家、政府、党派不属于任何个人和群体所私有，而是被所有国民所共有，具有最为广泛的公共性。这一公共性规律要求，国家、政府、党派的绝大多数正常活动，都应该通过各种法治化渠道向国民公开。同时，一旦国民选择进入公共部门，那么他原本的私人事务，如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资产收入等都应当向整个社会公开。
中国共产党遵循公共性规律。《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共性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对公共性规律进行了坚决的捍卫[3]。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这些重要表述，都是对党的公共性的阐释和界定。恪守这一规律，中国共产党就将永远是一个健康强大的政党，就会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和进步。
（二）平等规律
同传统社会中的等级制、贵族制、身份制不同，人人生而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和要求，现代社会的治理必须以此为根本出发点。从这一规律出发，政府的所有行为和政策都必须接受平等规律的考量，男女不平等、民族不平等、身份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行为和政策，都将使政党和政府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贪腐行为也违背平等规律，政党和政府的一切官员和各级公务人员，都必须通过公开程序，占据公共职务，其薪酬是公开、透明、法定的，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规范和调整。公务人员不是特权阶层，不能接受不当利益。如果公务人员接受不当利益，按照平等原则，也就默认其他人同样可以接受不当利益，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处于腐败风险之中，互害社会因此形成。
《党章》对平等规律进行了清晰的阐释[3]：“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规定，正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并运用平等规律的具体体现。
（三）理性与有限理性规律
任何人都具有理性，都能够分辨对自身有利或有害的行为和事务，这是社会科学对人性的基本认知，也是现代社会捍卫个人自主和个人权利的基本前提，每个正常的成年人都有权决定其个人事务，进行自由选择。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另一个基本认知是，任何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人们的选择和自由，未必真正正确，未必真正符合自身乃至国家、民族、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在任何社会中，个人的选择和自由都不得不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约束。
贪腐行为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理性个人对贪腐行为进行精确利益计算之后的结果；但与此同时，贪腐行为也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个人忽视了某些利益和成本代价之后的结果。任何一个贪腐官员，在最后锒铛入狱之时，都会痛心疾首，悔不当初。任何一个暂时还未被查处的贪腐官员，自身也会有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利益计算。而那些没有任何羞耻之心的贪腐官员，则更是理性缺乏的愚昧之徒，因为他们眼中只有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而没有认识到真善美的意义和价值。
有限理性规律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对官员和国民进行教育。这种教育，不仅仅是工具化的功利教育，更是真正发扬人性光芒，让人充分认识到真善美的价值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有限理性规律呼吁这种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理性规律则保证这种教育的可行性与可能性。从不敢腐到不想腐的飞跃，则是建立在这种教育和认知的基础之上。《党章》对理性规律和有限理性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道德教育有着深刻的阐述[3]：“对党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经常讨论和检查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组织工作、纪律检查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注意研究党内外的思想政治状况。”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些要求和规定，就可以更好地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实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飞跃。
（四）组织纪律规律
正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所以任何组织都必须制定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没有这些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组织中的人就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战斗力。在革命战争年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保障人民军队取得战争胜利的法宝；而在经济建设时期，各级官员和普通党员都会面临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考验，有限理性规律的作用使得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无法抵御这种诱惑和考验。党纪国法的真正目的，并非限制和束缚党员和民众，相反，而是帮助党员和民众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
全面从严治党正是组织纪律规律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保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如果党丧失了这一方面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对组织纪律规律的丢弃和背离，也将意味着党的失败。因此，《党章》指出：“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3]
（五）协商与改进规律
人类对规律的认识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类对现有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并非完全正确，可能存在失误和偏差，并因此导致暂时的失败和挫折。革命战争年代的暂时失败，是因为当时的领导者未能完全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正确认识运用这一规律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未能完全掌握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规律，国家治理也出现若干失误。*同志正确认识了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规律，并通过改革开放重新将国家引上和平发展的正轨。但在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也曾经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导致腐败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的蔓延和恶化。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使得党的建设以及国家治理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对规律的认识需要协商、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会存在各种缺点，都不可能全知全觉，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认知规律的全貌。因此，必须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正错误，调整政策。
因此，《党章》要求：“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3]。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源泉
如图1所示，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与自觉实践，是党在新时期先进性、革命性、战斗性的根本保证。它挑战了传统西方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一个能够自觉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党及其权力，能够创造更大的治理奇迹。实践上，它已经并将继续取得成功，它将中国共产党缔造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政党，正在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论上，它开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社会所标榜的普世价值治理模式，这便是中国模式、民主集中模式、或者贤能治理模式（meritocracy）[4]。中国的这种治理模式绝非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它融合了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我国两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乃至域外文明中优秀和合理的成分，因此具有深刻的思想源泉、理论基础和文化渊源。
（一）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和他的同志开创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伟大理想，鼓舞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志士向着这一伟大理想而奋斗终身。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也吸收了共产主义的诸多成分。当然，同任何伟人一样，马克思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10项措施，有些在目前已经实现，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免费的教育；有些仍在进行之中，如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有些可能显得不尽合理，如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等等[5]。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在实践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犯下各种重大错误。但是，共产主义并非僵化的状态。共产主义的本质，是消灭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共产主义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一种引领政府和社会不断改进优化、不断向着更加美好方向前进的动力。
（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骨干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紧贴人民群众的社会精英。《党章》的第一句话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进行了准确的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优良传统。包括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个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以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胜利的保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以党的建设为例，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依靠严格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党面临四大考验的严峻形势下，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面临更加复杂矛盾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作为普通社会成员，面临市场经济、自由选择、多样价值观的冲击和诱惑；另一方面，作为党员和领导干部，则必须坚持理想信仰、甘守清贫、遵守纪律，两种相互冲突的社会角色对每一个党员和领导干部都会造成冲击和困惑。这就更加需要全面从严治党，焕发广大党员内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党永葆青春活力，永不褪色变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积淀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本身也来自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法、墨、道、佛等诸子百家思想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为党的治国理政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文化土壤。
儒家思想对公共性规律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修齐治平思想，是我国两千多年传统社会延续和发展的思想脉搏。新时代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儒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法家思想从实用的角度为当今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社会变革、组织和纪律规律、人的有限理性规律提供了实施的策略；改革家张居正的“夫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6]，深刻阐释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强调虑之贵详、谋在于众，集中则强调行之贵力、断在于独，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制的弊端；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7]，喊出了改革者的心声，当年朱镕基总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情壮语与之遥相呼应；韩非子的“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备”，强调政府和政治家必须面向未来，随机应变，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积极务实、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墨子的非攻、兼爱、节用、尚贤的思想，是当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崇尚和平、平等待人、勤俭节约、尊重贤达的重要思想渊源；老子的以柔克刚、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经典，为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和运用治理天下之“道”，进行治道变革提供了思想武器。即便是佛家思想，也贡献了“时时勤拂拭、莫使落尘埃”的明心见性、追求真理、返璞归真、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纯真情怀。
（四）域外优秀文明
文化和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这种文化和文明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广泛吸收域外文明中的合理和先进成分。域外文明强调自由、民主、创新、开放、外向、挑战、冒险、探究等价值内核，这些内核恰恰是域外文明在近代主导全球人类文明进程的文化根源。中华文化已经并且仍将学习、借鉴、吸收这些价值内核，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域外文明。而且，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能力更好地践行这些价值，创造一种融合并超越域外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和国家治理模式。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路径
（一）全党和全社会要加深对治理规律性的认知和共识
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认知和掌握了规律，但如果没有真正遵循和践行规律，原因在于对规律的认知不够深刻。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是党员和群众的表率，应该带头加强对治理规律的学习、理解、掌握和运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政绩观、治理观。观念是行为的基础，观念决定行为。只有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真正认知了治理规律，才能够自觉遵循和运用治理规律。
例如，对于共产党员本质的认识，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官就不要赚钱，赚钱就不要当官；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党员必须具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于新时期外部环境的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种危险则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对这些规律、考验、风险有了深刻的认识，才能够自觉遵守和践行这些规律，勇敢抵御考验，坚决化解风险。
（二）抓住关键少数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解决党自身的问题，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解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关键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央政治局担负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方向、统筹协调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组织应对国内外重大矛盾风险的重要职责，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正如**在《之江新语》中引用《论语》名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8][9]这些关键少数应当特别加强对治理规律性的认知，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0]（以下简称《准则》）。还需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组织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进行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通过法治及其程序化的方式和渠道，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并最终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开，贯彻落实治理的公共性规律。
（三）以法治化手段，推动党纪国法的贯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目的，是以法治化的手段，推动各项党纪国法的贯彻落实，并最终形成一种信仰党纪国法的习惯、风气乃至文化。法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前提和基础，要善于运用法治化的手段，对党纪执行情况进行清理、规范和推广、教育，通过“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活动，促使广大党员熟悉党纪、了解党纪、执行党纪，做合格党员。同时，还可根据时代的变化与要求，将部分党纪通过法治化手段上升为国家法律，例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将以往党纪的“双规”规范化、法治化为“留置”。另外，各项党纪国法都应该有相应的实施细则，例如《准则》规定，坚持和创新党内学习制度、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各级党委（党组）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坚持谈心谈话制度、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都需要有更加详细配套的实施细则，才能够在实施中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四）坚决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的统一。在决策与政策的不同阶段，民主和集中需要发挥不同的作用。在搜集信息、了解民意、比较鉴别、政策形成阶段，更加需要民主；在决策制定、政策执行、命令下达阶段，更加需要集中。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在强调集中的同时，也要发扬、保护党内民主，并将之制度化、法治化。《准则》中指出：“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健全党内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制度。党的各级组织对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征求党员意见，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提出。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和用好党务公开新形式，使党员更好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这些规定，需要更加细致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落实与执行。
四、结语
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与文化的竞争，也是检验治理者对治理规律认知深度和运用娴熟程度的竞争。国家治理中蕴含了丰富的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国家良政美治。国家治理规律包括公共性规律、平等规律、理性和有限理性规律、组织纪律规律、协商与改进规律等。在中国，《党章》以及各项党纪国法中对这些规律进行清晰的界定并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对这些治理规律的综合实践。两千多年来中国治国理政的历史土壤、建党100年来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艰难求索、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域外文明的有益补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历史经验。只要我们能够充分认知这些治理规律，在实践中自觉践行治理规律，抓住关键少数，深入推进法治化建设，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党1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辉煌，时代仍将继续证明。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 tor.
[2]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R].http://hdr.und 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19.pdf, 2019.
[3]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 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更适合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第1册·奏 疏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7] 脱脱，等.宋史·王安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 *.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0]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来源：《决策与信息》第四期（原标题：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认知、思想源泉与现实路径）
作者：王冰（1974-），男，陕西长安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公共经济与反腐倡廉建设研究。
责编：邹立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