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表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进展） - 原点资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表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进展(1)

论经济安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属于“发展”的范畴，经济安全则属于“防御”的范畴，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城市化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保障它顺利进行。

一、产业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前提，提高产业安全水平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障。我国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出现的问题，与产业安全受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供给结构中第二产业一马当先的状况，与它是外资进入的主要领域不无关系。我国“入世”前，第二产业就是对外资开放的主要领域；“入世”后，它的绝大部分行业都作为“竞争性”领域允许外资控股甚至独资。2005—2007年，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达到了35%以上，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依然高于30%。^[1]外资带来的是成熟产品的加工制造乃至组装工序，省去了国内企业研发核心技术以及培育市场品牌的资金、时间和风险，使我国许多地方政府视其为能够迅速增加GDP从而提高政绩的法宝。于是，60多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引导了一场旧式工业化，使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44.8%一路攀升至55.5%。^[2]与此同时，得不到外资青睐从而被地方政府忽视的农业则日趋落后，与外资带来的加工制造和组装产业难以兼容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发展缓慢。这说明，保障我国的产业安全，是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为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的重要途径。

第二，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结构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也与外资大量进入不无关系。外资带来的是高能源消耗、高原材料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矿产、土地、水、大气等恰恰是地方政府可以低成本甚至无偿动用的资源，能够提高GDP也就是政绩的产出率，因此得到了它们的鼓励。在外资控制的合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推动下，我国整个第二产业严重低度化，物质资源消耗在要素投入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高。2006年，我国GDP按现行汇率计算只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全球30%的钢、54%的水泥和占世界能源15%的煤炭。^[3]同年，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42%^[4]，而国际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最低标准是2%；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39%，而国际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必须达到70%；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而国际公认的创新型国家一般在30%以下。^[5]落后的生产方式不仅不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也不需要依靠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因此，尽管跨国公司在本国早就实行了“一条船伙伴”式的管理制度，到我国却复活了“泰勒制”这样的野蛮管理方式。这说明要在要素投入结构上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产业安全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三，我国在经济发展的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状况，更是与外资大量进入直接相关。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控制除了占据国内市场外，主要是为了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就使它们据有3/4比重的加工贸易占了我国出口额的一半。因此，“入世”后的第二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0年的近44%增加到50%，2005年达到了63%；2006年和2007年接近70%，其中出口依存度高达36%和37%。同期，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65.5%下降到了2007年的57.5%，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了2008年的48.6%，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了35.3%。^[6]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市场迅速萎缩。为了摆脱困境，我国实行了超常的政府投资措施，不仅使产能严重过剩，还加重了通货膨胀压力。这说明，要在需求结构上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不能不用产业安全的视野，重新审视外资控制我国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业的问题。

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同时实施产业安全战略，才能使我国工业化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新型工业化，变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出口为自主利用国际市场。进而改变主要依靠高能源消耗、高原材料消耗、高污染排放拉动经济增长的状况，改变第二产业一军突起而农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改变国际市场一出问题中国只能依靠政府投资的被动状况。

二、区域经济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区域经济安全既包括了区域产业安全，也包括了区域经济之间的比例安全即相互比例是否失调。解决区域经济之间的比例不安全问题，能够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一，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区域经济战略，主要是为了建立与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与贸易关系。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而改变对华技术歧视政策，因此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发达国家市场的优先发展，在引进外资方式上主要选择了高能源消耗、高原材料消耗、高污染排放、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三高两低”外资，在贸易方式上主要选择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方式。到2007年，广东省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达到了155%和92.2%^[7]，江苏省分别达到了104.07%和60.63%^[8]，结果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了严重打击。

第二，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加工贸易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国家把主要资源投向了这一产业，致使中西部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特别是在“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期间形成的重型工业衰落；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又缺乏发展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产业的区位条件、资金和技术，于是逐渐变成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市场。东部沿海地区依靠中西部地区的廉价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实现了高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物质资源消费国，其中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消费水平为美国的4倍、欧盟的6倍和日本的9倍。东部沿海地区虽然第二产业一马当先，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却处于没有核心技术的落后状态。

第三，有利于改变三大经济地带内部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比例失调。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产业由于一无技术、二无品牌，虽然出口额很大但利润率极低，梯度辐射能力很弱，甚至无力拉动自己腹地的发展。“全国最富的农村在广东，全国最穷的农村也在广东”^[9]，就是这一现实的典型写照。东部沿海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说，都有较为宽广的腹地，但从市场上看，由于其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差距悬殊，实际上处于无腹地状态。这又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加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使我国虽然像美国、印度、巴西一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却不得不像国内消费能力不足和自然资源贫乏的中小型国家那样严重依赖外向型经济。^[10]

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同时实施区域经济安全战略，通过第二个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把我国三大经济地带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通过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协调发展战略，例如建立前者对后者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等，尽快扭转它们之间的“马太效应”趋势，实现共同发展和富裕。

三、城市化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城市化率可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改善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提高城市化率如果忽视了城市化安全，就可能适得其反。

第一，如果把提高城市化率仅限于人口城市化，就会适得其反。城市化安全指的是人口城市化（城镇人口/全部人口）、空间城市化（城区面积/总面积）和产业城市化（二、三产业产值/总产值）之间的协调发展。^[11]可是我国一些地方把它仅限于人口城市化，认为变农民的户籍为城市户籍，城市化率就提高了，城市化的政绩考核指标就完成了。然而，这种人口城市化既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也没有改善农民的民生，农民并不会因为有了城市户籍而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待遇，甚至会沦落为城市贫民。

第二，如果把提高城市化率仅限于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也会适得其反。一些地方盯上了农民的土地，提出人口城市化要与空间城市化“协调发展”，要求农民以宅基地和耕地换城市户籍。按照我国《宪法》，农村土地属于农村居民集体所有，但用它换城市户籍后就变成了国有的城市土地，地方政府就可以用它们来进行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把从房地产商手中收取的很小一部分土地出让金补偿给农民，就可以获得巨额资金进行城市建设，既作足了“面子”，又大大提高了GDP。然而，城市面积扩大了，不等于二、三产业能够随之发展起来。而没有与城镇人口、城区面积同步发展的二、三产业，农民将成为既无土地又无工作的城市居民，从而加重城市失业率。而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后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由企业支付，二、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它们也不会有着落，最后农民将变成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流民。

第三，如果把提高城市化率理解为产业城市化率越高越好，也会适得其反。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向外资廉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收来的土地，使产业城市化率大大提高，解决了农民“洗脚进城”后的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保障问题。然而，产业城市化率与人口城市化率、空间城市化率一样是个适度指标。过高的产业城市化率必然影响区域农业安全，而改变农业基础薄弱状况恰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目标之一。无疑，承包制下的个体农民由于经营面积小、单位产出成本高加上抗风险能力差，使农村形成了许多荒地和废地。例如山东省农村建设用地2304万亩，占全省建设用地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1815万亩，占农村建设用地的79%。^[12]可是这些荒地和废地将来在农业合作社等集约化经营形式下可以复种和复垦，如果把它们城市化了，就永远不可能再成为耕地。一旦发生粮食安全风险等农业危机或者战争，就悔之莫及了。

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同时实施城市化安全战略，通过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产业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使城市化有利于我国改变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旧模式，使城市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者，工业、服务业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培育者，广大农民成为我国扩大内需有真正购买力的新群体。

四、国家经济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家经济安全主要表现为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13]它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抵制经济发展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做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决定的，它规定了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资本家积累财富，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国“入世”后至2007年，居民收入特别是居民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基尼系数也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0.12扩大到2008年的0.45，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中贫富悬殊严重的印度和发达国家中贫富最悬殊的美国。而其原因不仅仅是二次分配滞后，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受损。因为私有制企业多了，利润占一次分配的比例必然高。这个差距一拉大，二次分配的调节能力必定有限，因此不能单纯在分配上兜圈子，而不在所有制上解决问题。^[14]

第二，坚定地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有利于抵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干扰。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包括一国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而不受外国操纵、一国能够有效地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而不受外国控制等重要方面。^[15]美国在中国“入世”后继续对中国实行技术产品出口歧视，是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但美国却以此为借口，迫使我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然后，美国又以美元贬值和企业*为要挟，迫使我国对美国资本等进一步开放市场。而随着更多的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被外资控制，我国在技术、品牌和销售上将更加依赖国际市场。这样就很难改变在需求结构上严重依赖出口，在供给结构上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一马当先，在要素投入结构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来带动经济发展的状况。因此，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降低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和保证。

第三，控制经济危机的风险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无疑，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压力和动力，但也曾经使我国一度放慢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速度。因为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的主体，为了帮助它们恢复增长，国家不得不用巨额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帮助它们维持长线产业，结果导致落后的产能更加过剩。在区域政策上，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外贸依存度特别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打击最重，因此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2010年上半年，13个升级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中有6个在东部沿海地区，只有关中—天水经济区一个在西部地区。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困难时期过去后，中央才得以通过2010年5月的新疆工作座谈会、7月的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以及批准重庆市设立两江新区的方式，来扭转三大经济地带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说明，按照国家经济安全的要求，建立经济危机风险的预警机制，使它们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才能改变“国际市场打喷嚏，中国就感冒”的状况，保证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事业顺利进行。

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同时实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加有利于劳动者等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有利于经济的独立性和政策的自主性，更加有利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