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通常以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君主、将军或政治家的功绩的记录的形式呈现。有时，这些人的动机被纯粹以个人的方式描述——他们的野心导致他们征服领土，或者他们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观点导致他们采取某些政策。有时他们被描述为为了国家的荣誉或声望而行动，或出于某种宗教动机。
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这样的历史观。
首先，它认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必须研究人民，而且只研究个人，因为他们代表着比他们自身更广泛的东西——人民的某种运动。
例如，克伦威尔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的观点和个人行为，而是因为他在一部分英国人反对旧秩序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他的运动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壁垒，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广泛发展开辟了道路。重要的不是他的战斗记录、他的宗教观和阴谋。但研究克伦威尔在英国生产和分配发展中的作用，理解为什么在那个时期，反对封建君主制的斗争在英国发展起来;研究那个时期实际发生的变化，这些都很重要;它们是历史科学的基础。利用从这种研究(以及对其他时期和其他民族的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就有可能制定出一般理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就像化学规律或任何其他科学规律一样真实。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些定律，我们就可以利用它们，就像我们可以利用任何科学定律一样——我们不仅可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可以采取行动确保它确实发生;或者，就像法西斯主义那样，阻止它发生。
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是为了追寻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自然规律，为此目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是个人，而是人民。当它观察人类(在原始社会阶段之后)时，它发现人类有不同的部分，一些人朝这个方向走，另一些人朝那个方向走，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
这是哪些阶级?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他们是以同样方式谋生的那部分人。在封建社会中，君主和封建主靠他们的“农奴”提供的某种形式的贡品(无论是个人服务还是实物支付)维持生计，而“农奴”实际上主要是在土地上生产东西。封建领主是一个阶级，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他们都想从农奴的劳动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他们都想扩大他们的土地和为他们工作的农奴的数量。另一方面，农奴是一个阶级，有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希望为自己和家人保留更多的生产成果，而不是交给领主;他们想要为自己工作的自由;他们想要摆脱他们在作为立法者和法官的领主手中受到的严酷对待。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作家表达了一个不得不在主人的土地上耕种的农奴的感受:“哦，先生，我工作很努力。我拂晓出门，赶着牛到地里，把它们套在犁上。即使冬天从未如此寒冷，我也不敢待在家里，因为我害怕我的主人;但我每天必须犁一英亩或更多的地。因此，在每一个封建国家，领主和农奴之间都有持续不断的斗争，有时只是针对个人或一群农奴反对他们的特定领主;有时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当大量农奴一起行动时，为了使他们的总体生活条件变得更容易。1381年由约翰·鲍尔和瓦特·泰勒领导的英格兰起义就是一个例子。费根的《震惊英国的九天》讲述了整个故事。类似的农奴起义也发生在德国、俄国和其他许多国家。
除了在领主的土地上劳作的义务之外，还有许多形式的贡品需要以实物的形式支付——不仅是他们自己拥有的产品的一部分，还有农奴及其家人的手工业产品。有一些专门的生产商，例如武器和装备制造商。还有商人购买剩余的产品，用它们交换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产品。随着贸易的增加，这些商人开始需要比农奴生产的剩余更多的东西，而不是领主所要求的;因此，他们开始为市场发展有组织的生产，利用被释放或成功逃离领主的农奴的全部劳动。一些被解放的农奴也设法在城镇里建立自己的自由工匠，生产布料、金属器皿和其他物品。因此，在几百年的缓慢发展中，在封建的地方消费生产中，也出现了市场生产，由独立的工匠和雇佣劳动力的雇主进行。独立的工匠也逐渐发展成为劳动力的雇主，“熟练工”为他们工作以获得工资。因此，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阶级，以及它的“影子”，即工业工人阶级。因此，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阶级，以及它的“影子”，即工业工人阶级。在农村，旧的封建义务也被打破了——个人的劳动变成了货币地租，农奴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自由的农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地主开始为自己农场所需的劳动力支付工资;资本主义农民和领工资的雇农也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城乡资产阶级的增长并没有自动消灭以前的封建领主统治阶级。相反，君主政体、旧的地主贵族和教会却千方百计地利用新的资本主义为自己谋利。被释放或逃到城镇的农奴也不必向领主缴纳贡品(个人服务、实物或金钱)。但是，当这些农奴的后代相对富裕起来后，他们开始发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国王和封建贵族要他们缴纳各种各样的税，对他们的贸易施加限制，并阻止他们自由发展制造业。
国王和旧地主贵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控制着国家机器——武装部队、法官和监狱;同时他们也制定法律。因此，资产阶级的增长也意味着新的阶级斗争形式的增长。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一场反对君主和封建领主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许多世纪。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它仍在进行，但在英国和法国，它已经完成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
资产阶级通过武装革命，从以前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在英国，这一阶段比其他国家早得多，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反对税收和限制的持续斗争在17世纪中叶达到了高潮。这些限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扩张。资本家试图用和平的方式把他们赶走——向国王请愿，拒绝纳税，等等;但是，与政府的机器相比，没有什么意义深远的胜利。因此，资本家不得不以牙还牙;他们必须唤醒人民反对国王，反对武断的税收和贸易限制，反对国王的法官对所有试图突破封建壁垒的人施加的逮捕和惩罚。换句话说，资本家必须组织一场武装革命，*民武装起来反对国王和旧形式的压迫——用军事手段击败以前的统治者。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资本家阶级才有可能成为统治阶级，才有可能打破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并为此制定必要的法律。
确实，在大多数历史中，英国的这场资本主义革命都被描述为一场反抗查理一世的斗争，而查理一世是一个专制的、诡计多门的、有罗马天主教倾向的君主克伦威尔被描绘成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反天主教徒，怀着对英国自由的伟大理想简而言之，这场斗争被描绘成一场道德的、宗教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比个人更深刻，比进行斗争的口号更深刻。它把那个时期斗争的本质看作是崛起的资产阶级从旧的封建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斗争。事实上，这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在那次革命之后，以及1689年革命的第二阶段，资产阶级在国家控制权中获得了相当大的份额。
在英国，由于资本主义革命还处于早期阶段，资本家的胜利不是决定性的，不是完全的。因此，尽管旧的封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了，但土地阶级(包括从城镇中招募的富人)在很大程度上幸存下来，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地主，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与金钱利益集团合并，并在国家的控制中保持了相当大的份额。
但在法国，整个过程来得较晚，资本主义革命直到1789年才发生，直接的变化更为深远。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因为卢梭和其他作家写了一些宣扬人权的作品，也不是因为革命的流行口号是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就像本质一样克伦威尔革命是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在宗教口号中发现的，所以法国革命的实质是在阶级关系中发现的。
马克思在谈到这样的时期时说:“正如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来判断他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个革命时期自己的意识来判断这个时期。”要理解革命时期，重要的是要看到各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新阶级从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即使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新阶级的*宣称他们的斗争是为了那些抽象的想法或问题，与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力的问题没有直接联系。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关于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的科学也在发展，关于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物品的力量的科学也在发展。动力驱动机器的发现是生产上的巨大进步;但不仅如此。拥有自己的纺车和织布机的生产者也随之*，他们再也无法与使用动力驱动机器的竞争对手竞争，这种机器使工人一天的纺纱和编织能力超过工匠一周的生产能力。因此，拥有和使用自己的生产工具的个体生产者让位给了两个群体:资本家阶级，他们拥有新的动力驱动的机器，但不使用它;还有工业工人阶级，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是为所有者工作(拿工资)。
这种变化是无意识的，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计划;这是少数人获得的新知识的直接结果，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其应用到生产中，但却没有预见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如此:人类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知识，把新发现的知识应用到生产中，从而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变化导致了阶级冲突，这种冲突以思想或制度冲突的形式出现——宗教、议会、司法等等——因为当时流行的思想和制度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等级”制度为例。这些,在英格兰过去分为精神上议院，世俗上议院和下议院;每个“等级”在早期的议会中都有各自的代表。尽管这些仍然存在于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正式划分中随着封建主义的消灭和社会重新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公地、“等级”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在法国，没有旧的“等级”划分的痕迹;在美国，这种“等级”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在它发展的时候美国的封建制度已经接近尾声。
是什么使这些观念和制度产生，又是什么使它们走向终结?马克思指出，无论何时何地，思想和制度都是从人们的实际实践中产生的。第一件事是:生活资料的生产——食物、衣服和住所。在每一个历史社会集团中——原始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生产形式。制度并不是事先设想出来的，而是在每个群体的习俗中发展起来的;制度、法律、道德规范和其他观念只是从习俗中结晶出来的，而习俗与生产形式直接相关。
因此，当生产形式发生变化时——例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制度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个阶段是道德的，在另一个阶段则是不道德的，反之亦然。自然，在物质发生变化的时候——生产形式发生变化的时候——总会有思想上的冲突，对现有制度的挑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发展，资本主义同封建关系的冲突也随之而来，在新的生产形式中，资本实际上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观点:不是神权，而是“无代表权不征税”，自由贸易的权利，以及新的宗教观念，表达了更多的个人权利，更少的中央控制。但是，看上去是自由人为抽象权利和宗教形式殊死搏斗，实际上是兴起的资本主义和垂死的封建主义之间的斗争;思想上的冲突是次要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不像乌托邦的作者那样，为社会组织建立抽象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思想中出现的一切“原则”，只是反映了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实际组织，而不是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此外，那些看似普遍的观念——比如人类平等的观念——实际上在社会的不同阶段并不意味着同样的东西。在希腊城邦，人的平等权利的观念并不适用于奴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意味着崛起的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自由，意味着这个阶级与封建领主的平等，意味着这个阶级与自己的博爱——互相帮助，反对封建压迫和限制。这些想法都不适用于法国殖民地的奴隶，甚至不适用于法国国内较贫穷的部分人口。
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多数思想，特别是那些与社会组织有关的思想，都是阶级思想，是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通过对宣传机器的所有权、对教育的控制以及通过法庭、解雇和类似措施惩罚反对思想的权力，将这些思想强加给社会其他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对自己说:“这个想法当然不是真的，但我们会强迫其他人相信它，或者至少不要在公开场合否认它。”相反，统治阶级通常不会发明这样的想法。这些想法来自于现实生活——封建领主或富有的实业家的实际权力，他们被创造为贵族，是“贵族”比其他人优越的想法的物质基础。但是，一旦这个观念被提出并确立，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重要的是确保每个人都接受它——因为如果人们不接受它，这意味着他们不会按照它行事——例如，他们会挑战国王的神权(甚至可能达到砍下他的头的程度)。因此，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仅仅是日本——都会尽其所能阻止“危险思想”的传播。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观念是次要的，如果首要的事实总是生产形式的物质变化，那么“危险思想”怎么会产生呢?简而言之，人们如何能在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真正出现之前就想到它呢?
答案是他们无法在条件出现之前想到这一点。但是，当这些条件出现的时候，由于旧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力之间的冲突，他们才会想到这一点。
例如，随着雇佣劳动生产的实际增长，以及为了实现利润而出售产品的必要性，早期资本家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封建贸易限制的教育。因此就有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在确定税收方面有发言权等等。当时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思想也由此产生了。
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如此。只有当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大生产广泛存在的时候，当资本主义阻碍社会进步的现象通过生产过剩的反复危机变得明显的时候，科学的、与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对立的思想才会出现。
但是，虽然观念只能从物质条件中产生，但当它们产生时，它们肯定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对事物的进程产生影响。建立在旧生产制度基础上的思想是保守的——它们阻碍人们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在每个时期都竭尽所能地传授这些思想的原因。但是，以新的生产条件为基础的思想是进步的——它们鼓励采取行动实现向新制度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认为它们是危险的。因此，当大量公民处于半饥饿状态时，认为破坏食品以维持价格的社会制度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它引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这导致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它们开始努力实现新制度的变革。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即人的行为绝对由他周围的物质世界决定的理论。相反，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带来的物质变化，一部分是他外部物质世界的产物，一部分是他自己如何控制物质世界的知识的产物。但他只能通过物质世界的经验来获得知识，可以说，物质世界是第一位的。他获得物质世界的经验不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扶手椅式的方式，而是通过生产他生活所需的东西的过程。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随着人类发明新的生产方法并加以运用，旧的社会组织形式就会成为阻碍新方法充分利用的障碍。人们从生活的实际实践中意识到这一点;他首先与特定的恶作斗争，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所造成的特定障碍作斗争。但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整个前体制的全面斗争。
新生产力从旧制度中发展出来的整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自觉的和没有计划的，反对保存旧制度的旧社会组织形式的斗争也是如此。但是，总有这样一个阶段，旧的阶级关系被看作是阻碍新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利用的障碍;正是在这个阶段，“掌握未来的阶级”的自觉行动开始发挥作用。
但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不必再是无意识的和无计划的了。人类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积累了足够的关于社会变化规律的知识，可以有意识地、有计划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建立一个有意识地、有计划地生产的社会。恩格斯说“迄今为止支配历史的客观的外部力量，将由人们自己来控制。只有从这一点出发，具有充分意识的人们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