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军进击北大营的兵力约为800人，驻守在北大营的兵力约为7000人，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北大营就全部陷落。“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日本关东军看透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才敢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史料记载，驻扎在北大营的将官多次电话请示参谋长荣臻，均被告不允许抵抗，甚至要“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由此，导致东北军死伤众多，溃不成军。而日军几个小时就占领了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经营多年的北大营。
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相比，刚成立10年的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扛起了抗日救亡的重任。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立即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民众以武装手段驱逐日本强盗。这也是中国发出的第一份抗日宣言。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出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大批骨干党员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战斗。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日关系就已经日趋紧张。1931年，日本在东北先后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加剧挑衅态势，为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制造借口。对此，中国方面既没有及时应对，也没有对可能恶化的形势作出充分预案。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出于避战自保的心态，均不愿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各地。1931年9月19日早上，日军占领沈阳城，同日攻占长春；1932年1月2日攻陷锦州，2月5日占领哈尔滨。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姑屯事件”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在供词中陈述：“如果当天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抵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决不会有几天之内便相继占领奉天（沈阳）、长春、吉林的结果。”
和平不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无原则的妥协求和平则和平无。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和部分民众一度寄希望于“国际公理”，幻想欧美列强能主持公道。但列强们出于种种私心和盘算，包括倡议成立“国际联盟”的美国在内，均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政策。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在日方蛮横干预和西方列强的绥靖政策下，仅仅出具了九一八事变调查报告而已，毫无强制性措施，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凶悍气焰和侵略野心。
“设若一个国家自己不能自救，单靠别人去为你火中取栗是不可能的。”面对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却片面依赖国际调停的做法，国联调查团发出了如此的感慨。
“我们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一种亡国奴心态吧。”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士兵陈广忠回忆历史时曾这样反思。
“就在事变爆发前，中共情报人员和中共满洲省委将日本要发动突袭的信息传递给当局，但没有引起东北军足够的重视。”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洁说，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两国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日本在东北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叫嚣着“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日本一手炮制的“皇姑屯事件”也就是3年前的事情。但国民政府和东北军缺乏忧患意识，没有底线思维，竟然误认为日本不会妄开战端，更不相信日本会发动侵华战争，幻想着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