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家父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人生
李 寿 康
我的父亲李佩瑾，字子瑜，小名二毛，1915年9月2日出生在榆次修文镇述巴村。家父年轻时，日寇入侵，国运艰难，他为抗日政府和路西武工队贡献出了力所能及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党的教育帮助下，脱胎换骨，鞠躬尽瘁，成长为榆次知名的工商界爱国人士，是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楷模，连续十多年担任政协副主席。
家父的一生，是追求真善美的一生，开明爱国的一生，奉献卓著的一生。
机灵肯干善经营 头脑灵活懂变通
榆次述巴李氏在述巴村是一大族。李家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我的祖父生有三子一女，长子患病无钱医治13岁便少亡了，家父为老二，老三佩璋，一女烈英，最小的女儿一出生便夭折了。父亲九岁上学，除读书外还要帮助伯祖父和祖父种地。鸣谦第三高小毕业后，1930年，年仅15岁的父亲就走进了商界，在太原聚川厚当了学徒。他苦练算盘，勤练毛笔，学习做饭，杂活儿更是事事抢先，深得老板喜爱。20岁出头就受聘于榆次公兴顺杂货店。他卖货和蔼周到热情，进货渠道不断优化，账目日清月结一清二楚，迅速成为店里的明星店员。一年后，又转聘于榆次谦元生烟店，在这专业性更强的店铺里，鉴定烟叶，仓库保管的活儿都很有学问，但他很快全面掌握，成为铺内熟手，也使谦元生在烟草界脱颖而出，让同行刮目相看，最后荣升二掌柜。
注1：（掌柜与东家的区别是：东家是*，有资金，而掌柜是经营者，股金可有可无，谦元生有门市部掌柜，有住外地掌柜，总店掌掌柜）
抗日战争期间，述巴村秘密产生了党的三人小组，注2：（应为路西武工队在述巴秘密发展了党组织为妥，）成员是张计明、李九斤和狗家三人小组。父亲在复杂的环境中审时度势，把握住自己生命中的价值取向，坚定地选择了为民族存亡而殊死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他在榆次城凭借自己谦元生掌柜的身份，利用自己不断拓展的众多人脉，为路西武工队神不知鬼不觉地不断购买药品、布匹、纸张等多种禁售物资。父亲为此不懈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述巴的村长李明秀是家父的爷爷辈份的长辈，同时是车辋常家的外甥，号称王都乡十八村的大村长，有着强大的势力，是个遇事连日本人也掂量着和他怎么打交道的主。几次父亲还请他暗中为我地下党组织办了不少事。
1942年夏天，父亲为谦元生周转法币去了曲沃，日寇宪兵队从父亲身上嗅出了感觉，抓到侯马城中严刑拷问。先吊在梁上用皮鞭抽打，又放下来踩杠只，灌冷水。父亲始终不开口，宪兵们问不出什么，也查不出什么而后释放，但身上的伤痛几个月后才康复。挫折更坚定了父亲的意志，八年抗战中，父亲始终坚持不渝和共产党心连心。
有一个典型事例：1943年谦元生住进了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父亲对外说是一名郎中，让他借柜台行医长达一年之久，叮嘱伙计们以礼相待。若干年后真相大白，那是路西武工队的特工张生荣，寿阳县人。解放后，张生荣任寿阳县人民医院院长。
1946年夏收后，榆太祁联合县政府的区武委会崔树峰主任命令彭臭小、王改宁、王银虎、程二货四人以出售小麦之名，进榆次城购买毛巾、洋铁和西药等急需品。由于西药系国统区控制物资，交易不敢在白天进行，线人答应晚上交货，四人住在天一店（今娱乐中心旁）等候。二战区特务巴全金向上司密报，榆次“好人团”团长陈鸿宾即派人前往抓捕。四人中二人逃脱，彭臭小和王改宁被抓。情况告回区武委会，崔主任紧急联系家父，设法营救保释。家父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找到当时警察局的一警长（姓名不详），请求从中周旋放人，这个警长既看人情，更是见钱眼开，答应找机会放人。几天后，我们的武工队员被保释出来，立即返回山上。解放后，这个警长在北山煤矿劳改时，说出了以上情节，家父还为他做了证明，因而获得减刑回了老家务农。
榆次解放前夕，武工队员李九斤、张计明奉命进城打探消息，在北门外八角亭旁被二战区八中队的人识破，张计明被抓，李九斤见势不妙带枪逃脱了。李九斤直接去找述巴李明秀村长，请求救人，李明秀当即派人进城到谦元生柜上与家父联系。派出的人尚未进城，就碰上了走在回家路上的张计明。原来家父听说八中队抓住了武工队员，就立马去打探。果不其然，看到本村人张计明被捆在一进门的路明柱上，家父见跟前无人，就悄悄嘱咐：“什么都不要说，我来想办法。”父亲径直走进八中队，跟最惯熟人的说：“把人放了吧，就是个受苦人（庄稼人），改天我犒劳兄弟们。”
其实这事可不简单，张计明是路西武工队队员，他弟弟张计娃也是地下党员。之后张计明随军南下，解放后曾任湖北粮食厅厅长。
1947年，本村地主王元只向二战区军事大队密报，说李佩瑾是共产党在榆次城的经济坐探，他三弟李佩璋是共产党的情报员。还说李佩璋和王吉福藏有几十担麦子。军事大队营长的外甥李世诚派人到述巴抓人，李佩璋不在家，就抓了三蛮和巧云只，并残*了这俩人。第二天到城里抓李佩瑾，闯进谦元生店铺里，大声呵问“谁是二毛”，柜台上的年轻店员确实不知二毛是家父的小名，就实说没有这个人。家父正在一旁听到，他不动声色地从后门逃出，去了天津避险。后经朋友给李世诚送了重礼，才抹平此事。
由于和我党的联系与帮助频繁，家父多次遭受麻烦，常被监视，危及生命。解放前夕，榆次城北关树林街澡堂的经理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公然地对父亲进行敲诈、勒索诈骗取钱财。还有一次回述巴小住，被王都乡的阎匪军捉住惨遭毒打。若不是李明秀出面相救，势必死于阎匪军的棍棒之下。
由于家父较早的接触到榆次地下党组织，特别是与共产党地下武工队有直接联系，亲眼目睹了旧政权的腐败，亲身经历了旧政府地方势力的欺压、盘剥，从而产生对共产党的信任，促使他愿为共产党做事，愿为武工队效力。
1948年7月，历经八年抗日和三年解放战争，榆次迎来解放，中共榆次县委接管榆次，建立了人民政权，家父获得新生。
父亲在旧社会度过了前半生，商界打拼小有成功，政治选择方向正确，铺就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航道。
旧商界潜藏英才 新商界崛起先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建设新中国的局面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这是改天换地的空前伟业，家父义不容辞地投身到这一洪流中。
1954年谦元生和聚兴顺合作兴办了私营利民奶厂，家父德高望重，被政府委派到奶场担任厂长。随着全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随即推进。1956年1月22日，父亲在榆次第一个站出来带头响应政府号召，把私营利民牛奶厂改制成为公私合营奶场。
1949年榆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家父配合政府解除了工商界郝巨章掌柜的思想顾虑，郝掌柜主动回村交出房契、地契，而且带动了不少的工商界地主返乡，主动配合推动土改工作，使榆次的土改工作顺利进行。
1950年，新生的共和国发行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家父一马当先，走在了工商界的前头。1952年发行折实公债，家父用收入的25%认购，起到了带头作用，表率作用。
在声势浩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家父督促谦元生掌柜们主动澄清财产，规劝他们交待行贿、*、偷工减料问题，谦元生在这次运动中被政府评为三反、五反先进单位。
1953年，父亲代表谦元生出席政府召开的“支援前线、支援抗美援朝”大会，会上大家交头接耳态度迟疑，是家父第一个表态，代表自己企业二次损款5000元，成为榆次工商界捐款首户。5000元的数字在解放初期，不是一个小数目，按购买力比对，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万元。试想，谦元生公私合营核定资产才9000元，相当于捐了半个企业。在这场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主义运动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榆次不少商户，以企业利润的二分之一慷慨捐资，把支援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
同年，在榆次第一届工商联代表大会上，家父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就这样，家父完成了从一个旧社会的掌柜，到新中国地方工商联领导的华丽转身，走上了为党、为国贡献才智的康庄大道。
商界精英踏政途，初涉政界展宏图
解放初期，工商联属民间组织，具有统战性、民间性质。主要是在政府领导下组织商业活动，组织小商小贩、商业字号、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它的属性不同于各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
榆次工商联的前身是榆次商会，位于现在东大街16号，直通富户街，房产所有权属商会，为民间财产。它成立于1913年（民国二年），主要负责地方商务，也接受旧政府的宽松管辖。家父很早就参加了商会活动，可追溯到解放前曾留学日本的大张义宋家十二少当会长的时期，那时家父还是个朝气蓬勃的小青年，解放后，最初的会长是赵村的阎哲成（解放前是天津三角碱面公司的经理）。
榆次解放后，为协调商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的相互关系及来往业务，并进行适当的改组和改造，榆次政府领导认为，建立工商业联合会已是当务之急，在政府努力下，1948年10月，在全国工商联成立之前，就成立了榆次工商联合会筹备会，父亲被选为筹备会委员。1952年4月，榆次县工商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标志着榆次县工商联合会正式成立，家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53年，出席了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工商联的工作和政府部门有一定的重叠性，所以当时担任牛奶厂厂长的父亲，还兼任政府工商科领导的工作，后工商科改组成立工商局，家父于1956年11月担任榆次县第三任工商局局长。注6：（早于公私合营前，父亲就已介入政府倡导的各项社会活动。担任牛奶场场长期间，事实上主要工作是政府工作和社会活动。这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是职位的重叠，也是工作的重叠。
解放初期，工商联的职能部门分为工业局和商业局。工业局设在富户街，一解放榆次没有多少工业，稍大的工业也不归地方管，所以主要是管理手工业，负责管理棉织厂、酒厂、饲料厂、醋厂等。供给审批是工业局的主要职能，商业局业务上主要负责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对庙会的管理，庙会的时间延袭解放前，会期有所缩短。工商联通过组织有关人士参加政府主办的学习班，对商人、流动商贩、企业店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起到了党和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体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家父在工商联和政府里工作，尽心尽职，任劳任怨，态度和蔼，很具亲和力，总是低调行事，领导支持他，商界人士爱戴他，他心情愉悦，可以说是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
由军转干转到工商联的领导干部陈棣说过：“如果写榆次工商联的工作，就必须写李佩瑾。不写李佩瑾就没办法说清工商联的工作。”可见家父在工商联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是榆次工商联第一届、第二届的执委，是第三届、第四届的主委，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工商联会议。我的母亲作为工商联家属参加了1956年工商联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会议照尚有保存）。还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家父还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组织，参加过太原民建支部所有的活动，成为新中国初期榆次唯一一个参加民建组织的民主人士。
他对政治生活的追求是始终不渝的。1958年，他脱产升任为榆次政协专职副主席。其实从1954年起，他就兼任了政协副主席，但不脱产。他是榆次政协第一届到第七届连续任职的政协领导，在这个岗位上，他遵从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把自己年富力强的人生时光献给了统战工作和政协要务。
他担任过榆次政协住会副主席，当时的市委*胡光隆同志兼任政协主席。家父的的常规工作有：根据市委指示，逐步规范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生活和组织建设，鼓励统战人士献计献策，发挥人才库作用，为建设榆次放光发热，向党委和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使党政工作更扎根于群众等。
呕心沥血酬壮志，殚精竭虑慰平生
家父是一个相貌堂堂然不善言辞的人，从来不和我们子女开玩笑，骨子里透出一种不怒自威的神气。家父虽不善言辞，但身教胜于言教，认真做事，平易近人，是他为人处事的信条。父亲的为人处事风格是他能广交社会朋友，勿论贫贱富贵，交友重情诚信。平等和谐待人，这是他游刃有余完成各项工作并取得党和政府、社会各界认可的品德因素。父亲的处事风格同样也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父亲终身无一不良嗜好，唯一喜好的是武术。他在青年时曾拜在河北太极大师张钦霖（家住太原）名下，张钦霖是杨式太极宗师杨露蝉第三代传人杨登甫的高徒。跟父亲习武之人颇多，然一身习武却未收一徒。榆次县政府何建成、榆次城镇公社党委*武诚俊、榆次县医院院长武乃文、晋中电业局的张静，祁县采购闫广志等等等等都跟随父亲学练过太极。强身健体，以武会友是他忠贞不渝的武德。榆次每逢举办各种集会前，都要邀请武术界各派系带头人练一段武术助兴，太极拳非父亲莫属。父亲也多次被榆次武协聘为武术评委。
父亲从一个店员、私人企业的掌柜成长为一个国家干部，受到了政府的信任，感到身上责任的重大，于是他一切以党内干部标准要求自已，执行政府政策自觉地处处带头，事事争先成为他的优良品德。只要是政府号召，只要是国家需要，他从不计个人得失。家父曾口头向上级提出过入党要求，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留在党外有助于工作，因此以后再没提出过入党要求。
文革后期，政府工作逐渐趋向正常，家父被市委内定为副市长候选人，但因健康原因，谈话时他婉言谢绝了。1981年11月5日，家父医治无效离世。11月7日，在榆次市委后会议室举行追悼会，市委*张子仪同志主持，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师星三先生专程赶来参加，会上对家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参加追悼会的有地委行署，榆次市委政府、政协、统战部、省地工商联，人大各部委，公检法、武装部，各民主党派，公社党委，述巴村支部等50多个单位。花圈寄哀思，哀乐递深情，百余人送别了家父。
*在1979年6月15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到：“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他又讲到，“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精辟的论述告慰着逐步成长为民主爱国人士的父亲。
附记：我出身于旧社会的商人家庭，在猎猎红旗下成长，在党的谆谆教诲中长大。爱党，铭记心中；爱国，镌刻脑海，我们会永远教育儿女子孙，肩挑复兴中华的伟业，心怀强国富民的重任，在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在新时代里奉献毕生。
作者： 李 寿 康
2024年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