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别人的当；受了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想着让别人上当。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代人一般的理解是，“国家兴盛或衰亡，每个人都有责任”。换句话说，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关心国家大事。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严格来说，顾炎武并没有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原话。这八个字的固定形式，是清末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进行的概括，目的是唤醒中国人的“爱国心”。
按照儒家思想，“天下”与“国”是两码事，“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亡天下”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是指某种价值和秩序的毁灭，具体来说就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的沦落衰亡，不是指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衰亡。
“亡天下”观念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的“人禽之别”。防止人沦为禽兽，是儒家价值观的重大原则。儒家思想认为，纲常伦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所在。所以无论贵贱，只要是个人，也就是匹夫，都有责任捍卫纲常伦理。
相对于“天下”，“国”只是指王朝，古人常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就是改朝换代，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跟普通老百姓没关系。改朝换代的这个“亡国”，在古人心目中当然不是无关轻重的小事，可是也绝不意味着天崩地裂的末日。
在古人看来，“亡国”属于“天行有常”，“亡天下”则是“天命无常”。一句话，“亡国”是小，“亡天下”是大。王朝的更迭是能够被接受的，一个王朝气数已尽，而被新王朝更替，本身就是很正常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使改朝换代，只要“人伦大防”不动摇，“天命”就仍在延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意，不是像现代人所解释的那样，是号召人们保卫国家关心民族，而是维护儒家纲常伦理和封建王朝的正统统治。顾炎武是明朝的遗民，目睹满清“乱我中华”，主要就是“乱我纲常”，这怎么能接受呢？
反对总是要反对的，反抗也是需要力量的。既然话不敢明讲，那就换种方式讲。
顾炎武对“亡天下”的强调，是为了突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伦理的极端重要性，它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之所以在现代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梁启超对顾炎武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表述”。与顾炎武相比，梁启超的“国家”概念，在内涵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这种重新诠释，用现代国家的观念代替了天下，把指代王朝、朝代的“国家”，转换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王朝，这句话就成了“国家兴亡，人人有责”。概念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背后，是社会、政治、历史的深刻变迁。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缺失的，原因主要是三个：一是“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二是“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三是“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
梁启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少年中国说》，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读，可是大家读懂了没有？这篇文章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奠定了“新中国”这个意象的雏形。
梁启超明确提出“过去之国”与“未来之国”。所谓“过去之国”，相当于古代国家；“未来之国”，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包含主权、领土、人民、政府四个关键特征。中国近百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从“过去之国”转变为“未来之国”，也就是从传统的天下国家转变为近代民族国家。
近代国家含义的国家，与朝廷是有根本区别的。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公产，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主人是全体国民；而朝廷只是一姓的私产，无论姓李、姓赵，还是姓朱，或者姓爱新觉罗，总之，江山是他们自己家的“私有财产”。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伐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在曾国藩看来，英法联军纵然烧毁了圆明园，那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叫什么话？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因为他所谓的“宗庙社稷”，也就是封建王朝的正统，他要保的固守儒家纲常的大清王朝，不是还在吗？
思想意识的觉醒，是要真正走出几千年的皇权政治笼罩。在思想认识方面，现在仍有很多人，实际上仍然停留在曾国藩的水平上，这是很不应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