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即位于公元前141年，执政时间54年，后人对他有各种评价，但总体上都肯定他的文治武功。《史记》作者司马迁用“汉兴五室，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精短总结，概括汉武帝一生的事迹。即对外用战争手段开疆拓土，汉武帝时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主体部分；对内建立治国方略和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东汉应劭评价汉武帝：“攘夷辟境，崇演礼学，制度文章，冠于百王矣。”（《风俗通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增佑先生说：“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孙家洲：《中国文化统一为何始于汉武帝》）汉武帝是一位在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百代之帝王。
汉朝立国之初，由于多年战乱，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经过高祖、惠帝高后尤其是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已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局面。司马迁《史记》记载说：“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百姓大量死亡流散，物价飞涨，小米一石达万钱，马一匹百金，物资极度匮乏，贵为天子也没有办法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而有的大臣甚至找不到马匹，只能乘坐牛车出行。经过前几任皇帝的苦心经营，汉武帝即位时已国富民丰。司马迁又记载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国库里的钱因长期没有动用，所以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要想清点一下国库有多少钱，居然数不清。国家粮仓的粮食，多到了“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过去，天子也只能乘坐杂色马车，将相更窘迫至乘牛车出行，武帝时则“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母马的人受排斥不许参加聚会。不仅物质文明成果丰硕，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成效显著，出现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气象。
汉武帝是个智者，他没有在盛世光环下安常处顺，而是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敏锐地察觉到了足以使盛世昙花一现的历史难题。“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西汉思想家、儒学大师董仲舒也在对策中呼吁：“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书·董仲舒传》）其中心思想是，治理好国家，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于是，汉武帝逐步将国策从清静无为调整为积极有为，对内统一思想，兴利除弊，厉行改革，创造一套可惠及后世子孙的法度；对外北伐匈奴，巩固边防，开疆拓土，建累世功业。
尊崇儒术，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秦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焚书坑儒”，用严刑峻法镇压庶民百姓，不但没有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反倒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弄得秦朝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认为“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是造成秦亡的原因，因此推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也缺少统一人心的治国理念，整个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迫切需要用儒家思想文化来整治人心，用儒家贤人来管理社会，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汉武帝采纳了被称为“汉代孔子”的硕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形成文化大一统，对天下人进行思想管理和思想统治，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这是汉武帝在完善农耕社会建设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创举。尽管其主观目的是维护大一统体制的神圣和秩序，但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意识的作用。从此，华夏儿女在儒家文化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和价值根据，有了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生生不息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道德教化比严刑峻法要高明。道德教化的对象是人的内在世界，用道德教化的方法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引入到统一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这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也是农民的需要。汉武帝依托至高权力，设置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教材是唯一被官方批准的儒家经典，博士官也就是教师由清一色的精通儒术的经师充任，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出来的，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考试，学而优则仕。不学儒术，再有学问，也没有施展才*机会，甚至已经身在官场，但因不通儒术，竟连话语权都没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六）史学家顾颉刚说：“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中国历史众生相》）在兴办太学的同时，汉武帝还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书。汉武帝重视礼乐教化，设置金马、乐府等专署鼓励诗赋创作，罗致司马相如等著名文人和李延年等优秀音乐家，创作歌词诗赋、政论散文，宣扬儒术，润色鸿业，解读经典。实行旌表制度，在乡一级的吏员中设置三老，其职责是“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就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后汉书·百官志》）把维系封建统治的纲常礼教纳入官方意志体系，强化人们的忠孝节烈观念，使儒风弥漫于社会现实。司法官员在审理“诏狱”过程中，甚至抛开国家法律，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即“引经决狱”。通过教化修身、以儒取仕、“引经决狱”，使人们的认知、情感、伦理、信仰、价值，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人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忠臣、孝子、良民尤其是君子的形象。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无形信条，不仅蔑弃难，改良亦难。尊崇儒术，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是汉武帝之前历代封建帝王难以企及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当然，经学模式也限制了思想自由的发展，束缚了创造性的思维，对于文化、科技的发展起了较为严重的阻碍作用。
汉武帝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虽然他倡导儒术，甚至把儒家学说作为制定国家方略的基本依据，但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隆礼重法，以“阳儒阴法”的面貌出现。圣人予人为善，也禁人为非，纯粹依靠儒家思想不可能“垂衣而治”，纯粹依靠法家思想也不会“强力而治”，因此，在政治建构层面上崇德与尚法不可或缺。汉武帝重视“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史润饰吏治”的儒士，而非腐儒、愚儒。如董仲舒、公孙弘、兜宽、桑弘羊等著名大臣。当然，汉武帝也是一个专制者，善于玩权、造势、用法。张汤与越禹共同制定了许多整治官员和庶民的法令，繁密严苛，弄得人动辄获罪。“见知法”规定，官员如果知道别人错误而不上报，就要治罪，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捕风捉影检举揭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汉武帝还因大臣诽腹而*之，弄出了个“诽腹罪”，专制到了极点。不谙汉武帝心理的汲黯曾发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之问。若干年后，汉宣帝对此解释的直截了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集权
汉武帝之前，西汉诸侯王国问题一直非常棘手。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分化项羽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他们势力过大，威胁中央集权，刘邦便借故用压制、陷害甚至*害的种种手段，解决了异姓诸侯王问题。剪灭异姓王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国，诸侯国内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大权都归诸侯王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姓诸侯王也出现了严重的叛乱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所以，汉景帝不得不采纳晁错“削藩”之策，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汉景帝将诸侯国封地收归中央，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虽然，经过汉初几位皇帝的努力，诸侯王国的割据势力有所抑敛，但由于诸侯王与中央政权有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武帝从父皇景帝手中接过大汉江山时，裂土为王者已达二十四个。有的诸侯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有的诸侯王妄自尊贵，竟然敢僭越使用皇帝的礼仪程式，有的诸侯王结交公卿，在自己的封国内无视汉朝法令，残*无辜，已严重威胁西汉中央政权。眼看着诸侯王国势力日盛，汉武帝产生了“尾大不掉”的隐忧，但景帝削藩的教训告诉他，不能使用霹雳手段和强硬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经过反复斟酌，权衡各方，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通过推行“推恩令”转移矛盾，用极高明的手法，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
在推恩令推行之前，诸侯王国的王位传承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嫡长子继承他父亲全部的领土，这样就保证了一个诸侯王国领土的完整与国事的稳定。可是推恩令的用意恰好相反，是让诸侯王从本国的固有领土中拿出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这样，一个诸侯王国又分出许多新封的侯国，新成立的侯国不再隶属于他父兄原来的王国，而是隶属于这个侯国所在附近的一个郡。这样一来，即便是原来领土很广大的一个诸侯王国，领土不断地被分割，也很快会被削弱。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不盈不缩，但被诸侯王的子弟们细分若干，而且“产权多元化”，因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增强了中央的控制力。假如诸侯王不想推恩，其子弟就会闹矛盾，甚至反目成仇，遗患无穷，迫使诸侯王不得不就范，而所有子弟得到推恩，就会有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慨，自然高呼皇上圣明。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共“推恩”分封王子侯178人。有的诸侯王国最多分封为33个侯国，一般的也分封为十多个侯国。在处理中央集权和削弱诸侯王势力问题上，汉武帝确实比汉高祖、汉景帝要高明。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东汉沿用西汉“推恩法”，刘胜是中山靖王，但到了他的玄孙刘备就只能卖草鞋为生了。
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锡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此后，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