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即使宋朝结束了中原的战乱，黄河水患仍然变本加厉，朝中重臣文彦博指出责任在于官员治河不力：“此非天灾，实人力不至也。”无论如何，梁山泊不可避免地第无数次充当了黄河的泄洪区。
哪怕是现代泄洪都能带来很大损失，何况是生产力低下的古代
至于“八百里”，则发生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当时王安石想要兴修水利，有小人进言：“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建议虽荒唐，但记载这件轶事的书却不少，可见是真实的。反过来想，短短一句话能有多种说法，反映出它用意并不浅，会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在朝中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苏辙还特地写过诗《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杂咏·梁山泊》进行讽刺，自注“时议者欲干此泊以种菽麦。”
类似围湖造田？
苏辙的讽刺是有其根源的。梁山泊在士大夫们看来是个盗匪遍布的地方，最早可以甚至追溯到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彭越。受到五代以来黄河频繁决堤的影响，当地百姓的生活环境要恶劣许多，民风也普遍彪悍。陈师道提到过乡村里的青壮年很多都不从事农业生产，热衷于饮酒作乐，喜好拦路抢劫。所以朝廷常常派遣武官治理，监狱里人满为患，曹州濮州被称为“盗区”。
镖局显得更为重要
《水浒传》中宋江的家乡郓城当然也不能免俗。知州许几的传记告诉我们，盗匪另一大棘手之处在于渔民很可能同时是盗匪，而渔村也很可能是窝藏盗匪的巢穴。读过的人，恐怕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石碣村的阮氏三兄弟，他们是智取生辰纲的重要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