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293天
小说《达洛维夫人》
事实上，这个题目我会有一点难于处理或者尴尬。因为就像我将和大家分享的那样，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性的人物，或者说是一锤定音式的一个地标性的人物，同时，又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但是语焉不详的一个概念“意识流”小说的缔造者和实践者。由此她在很大程度上整体地颠覆和更新了英语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模板，整个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文学叙事的理解和想象。她创造了新的成规和惯例，使得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找到了一种彼此相遇、彼此碰撞、彼此流动的书写可能。
因为她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世界文学的作家，所以她成了某一种原典（或原点），既是具有“原初经典（原典）”的意义，又是作为一个“出发点”的“原点”的意义。因此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整体地改变了世界文学的走向，或者说拓宽了世界文学的疆界，而且同时，她本人就成了一个无尽地被书写，她的每一个文本都成为再书写、后现代的重写的原点。大家会知道那个著名的剧作的名字叫《谁怕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叫《说不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几乎她的每一个文学文本都有诸多的使自身也成了重要文学作品的重写、引证、互文，用今天的概念说，她有一系列的文学成就极高的同人文学、同人本或者同人写作。
所以今天其实引发我跟大家分享《达洛维夫人》的是一个作品序列，它是弗吉尼亚·伍尔夫非常重要的，甚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写于1925年的中篇小说或小长篇《达洛维夫人》。她写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主妇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她要筹备一个盛大的派对，因此清晨在明媚的6月的伦敦的阳光下，她就亲自出门去购买鲜花，到入夜，派对仍在盛典当中。但是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主线，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流落街头的一战的英军退伍军人，已经陷入了深度的PTSD（创伤后综合应激障碍）。而在小说当中，他被描述为一个患有深度的幻想症的精神病人。
他在街头与达洛维夫人擦肩而过，他的生命世界、他的内心世界和达洛维夫人的喁喁独语、内心独白，他在这个派对上与二十多个客人相互地交往、交错（二十多个客人同时构成了小说当中的二十多个角色），在这样的一个交错的展现当中，入夜时刻，达洛维夫人得知了另一位男主角跳楼自尽，终结了自己生命的消息。而在这一个时刻，达洛维夫人在她的生命的一天，也是在她内心往复、穿梭、闪现的过程当中，也再现了她的一生。在这个时刻，死亡作为某一种声音，作为某一种启示，作为某一种事实上在不言之中萦绕着达洛维夫人内心的一种冲动、一种向往，而终结了整个故事。
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的情节走向，小说的对于一个女性的生命“一天之中的一生，一生之中的一天”这样的一个写法，也构成了后辈作家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的《时时刻刻》的情节的结构方式，也是这部非常精彩的、赢得了诸多的文学奖，赢得了文学爱好者的广泛的热爱和拥抱的重写，的一个基本的模板、一个范式、一个构架。
我们先回到弗吉尼亚·伍尔夫，我们大家都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字甚至比她的小说更为名传遐迩，更为人们所熟知。她的这个名字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标识、一个形象。她意味着现代主义文学在欧洲的整体发生，她意味着一个几乎是难以企及的文学的高度，同时，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启。她也是当时伦敦的文学圈、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一个被人们所环绕的中心。她同时以一个和平主义的斗士、一个女权主义的斗士，而在世界上受到人们广泛的追随和尊敬。大家都会知道，那个著名的“自己的一间屋”，作为女性对自己基本的生命权利的一个声明和呼喊。同时，大家可能也会知道，她那个著名的悲愤之词“女人没有祖国”。而这也正是她面对一战这个血腥残忍的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的一个女性主义者、一个女性生命的强有力的回应。
大家如果阅读她的传记，或者阅读有关她的讨论，也会知道，她甚至相当童心盈溢地构造了一个恶作剧，她冒充成一个重要的大人物，冒充成一个权威的代表团，而且构造了一些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所混杂而成的非语言，去向英军启动了一场授勋仪式。而后，这个授勋仪式被她的朋友们登在他们的期刊杂志上，使之成了一个嘲弄大英帝国、嘲弄英军的话柄。
太多太多的故事，当然包含她悲剧性的结局：她最后在自己的衣服里装满了石块，自沉在水中，在1941年终结了她的生命；包含她被各种各样的心理疾患所折磨的一生；包含了她作为一个天才的不世出的伟人，但她在当时的英国甚至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不仅如此，她甚至没有足踏大学的草坪的权利，因为当时英国的世俗偏见认为女人会玷污了这个神圣的空间；包含了她和她兄弟们之间的情感的纠缠；包含了她的男性的家属和男性的世界，对她的诸多的侵犯和践踏。我们可以用一个美丽的传奇，或者一个悲剧性的女性生命等诸多的角度去理解她的故事和历史。
而《达洛维夫人》写的并不是她自己。它据说是以她的一位女性的朋友为原型撰写的。因为达洛维夫人事实上享受着某种闲适，享受着某种阶级地位所赋予的富有、丰富。她似乎应该是一个毫无问题的、令人羡慕的、成功的、主流社会当中的女性。但是《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以这个阳光灿烂的6月的清晨开始，以一个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失败者的自*而终结。在这一天当中，达洛维夫人的内心，以及她的初恋男友的到来，以他们的重逢相遇，以上流社会诸人在这个衣香鬓影的聚会当中的交谈、矫饰，华美的或者伪善的，真诚的或者狡黠的对话所构成的场景，同时绵延出达洛维夫人的一生。她一生当中无时无刻不在的恍惚、怀疑和莫名的不安，或者用一个非常朴素的表达，就是那种无名的不满足感，是一个搅扰着似乎非常充实和饱满的达洛维夫人内心的幽灵般的力量。
人们经常说，1925年的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内心深处的某一个侧面的文学的速写。或者说，我们在《达洛维夫人》那里似乎已经可以看见将在1941年降临的这样一个决绝的对自己生命的终结。而也是在这部小说当中，她说“也许死亡正是一种拥抱”，是一种我们在生命的状态之中无法抵达的、无法触碰的生命的召唤和生命的触碰之间的抵达。因此我们说，尽管和《达洛维夫人》相关的互文，相关的文学文本、电影文本，我们几乎很难尽数，但是《时时刻刻》之所以会成为她的这个作品所召唤出来的文学序列当中非常突出的一部，一方面它是非常清晰的一部同人之作，如果“同人”不包含了某种文学价值的贬低的话。
首先，小说叫《时时刻刻（The Hours）》，原本这就是《达洛维夫人》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初的定名，她最初就要把这个小说定名为《时时刻刻》。而且同时，小说采取了三个时空段落之间的交错呈现，它是以章节之间的轮次呈现，用三个时间重构了《达洛维夫人》的叙事，《达洛维夫人》的场景，《达洛维夫人》当中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死亡的意义、对于女性的社会生存与历史生存的展示、追问，其中包含了某一种无声的嘶喊，不可见的鲜血淋漓的这样一个生命创口的展现。
《时时刻刻》选择了三个时间。第一个时间选择了194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走向死亡的那一天，这是她小说当中的第一个时空。
而小说当中的第二个时空则选择了1950年代洛杉矶这个美国的，也是今日世界最著名的后现代城市的那种分散的独栋住宅当中的一位女性，劳拉·布朗。在故事当中，她是一个酷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读者。但是今天想来也许匪夷所思的是，小说向我们展现，1950年代的一个美国，用中国的流行说法叫“郊区别墅主妇”，一个中产阶级的郊区别墅主妇，甚至没有合法的权利在自己的家中闲适地阅读一本小说。这是一种僭越，这是一种不轨，这是一种背离了一个家庭主妇应有的生命状态，以及她的社会角色赋予的伦理状态。
于是小说当中描述，劳拉为了能够安静地读完《达洛维夫人》这个小说，她去租用了一个旅馆房间，在旅馆房间当中她躺下来，可以安静地阅读，或者可以大声地朗诵《达洛维夫人》当中的章节。而事实上，她并不仅仅是以一个离家出走的方式，去一个旅馆房间当中读完一部小说。事实上，这个时候，一种无名的焦虑，一种无以名状的不被承认的绝望，已经攫取了她的整个的生命状态。事实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荒诞的离家出走，这是一个为了读小说而完成的旅行，但事实上，这也是某一个向死的时刻。
这时候一个弃世而去，永远地丢开家庭主妇的责任，永远地丢开丈夫孩子，完全不顾在腹中正在孕育的胎儿，而断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冲动，已经控制了劳拉。但是故事结束的时刻，劳拉离开了这个旅馆房间，她没有自*。在故事当中，我们将知道，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她选择了对家庭主妇这个角色的弃置。
而第三个空间则选择在世纪之交1990年代的纽约，一个叫作克拉丽莎（也就是原作小说中达洛维夫人的闺名，教名）的女编辑，而且是一个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她与自己的同性恋人，安静地，像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主妇一样地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个故事更为清晰地重现了《达洛维夫人》的叙事结构甚至情节结构。故事以克拉丽莎清早匆匆出门去购买鲜花而开始，因为她要为她的好友、诗人理查德，一个gay，一个患上了艾滋病，已经随时在死亡的阴影的威胁之下的好友去举办一个派对，因为他的作品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奖。而故事以理查德在派对的盛典当中翻身跃出窗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告结束。
电影《时时刻刻》
三个叙事时空交错的呈现，共同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混响。而在这个混响当中，《达洛维夫人》原作的那种精神基调，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创造的那种文学叙事的可能，及其文字的魅力，以一种更为21世纪的，以一个世纪之交的文字质感，这样的一种声音的密度和情感的密度，从文本当中奔涌而出。也就是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一部同名电影《时时刻刻》。三个好莱坞一线的演技派女星分别扮演了《时时刻刻》的三个时空当中的三位女主角。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观看这部电影的话，大概可以理解到一个经常被影迷或者影评人使用的词，在这部电影当中会有一个真切的体验，那就叫“飙戏”，好莱坞一线的三个演技派的女演员之间的演技的尽情的展露。她们如此成功地向我们再现了最终决绝地走向死亡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这个1950年代的家庭主妇，劳拉·布朗，以及被她的好朋友理查德戏称为“达洛维夫人”的那个纽约的女编辑，克拉丽莎的精神样貌、生命状态。而也正是她们的表演，再一次使得《时时刻刻》当中的那种追求清晰地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在电影观众的面前，渐次地彼此连接、彼此缠绕，使得这幅关于20世纪的女性的心灵图画，或者20世纪的女性的精神史，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展现出来。
我没有能够找到，或者说我没有能够认证，也许无须认证坎宁安自己的性向。而非常清晰的是在这部小说当中，她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命当中，《达洛维夫人》的书写当中，明显的某一种不同的性向的表述，某一种对同性之间的既是身体的也是生命的相互吸引，更为凸显地构成了小说的主题。
但是同时，在《时时刻刻》当中，某种《达洛维夫人》的文本当中的那种女性生命的痛感，似乎以一种更为有力的方式，至少是击中了我这样的读者。你会发现，一百余年过去，时光流逝，历史激变，到克拉丽莎这个当代的职业女性，似乎和遥远的《达洛维夫人》当中的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他们的生命状态已经有了如此大的不同。我们看到女性在社会上的空间的打开，我们看到我们对于性别的自觉，对于性向的多元选择的主流社会的容忍程度，我们看到性别与性别之间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生命连接的方式的改变。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从一百年前的清晨步入伦敦街头的克拉丽莎，和（电影把时间准确地后移到了2001年）2001年的克拉丽莎步入纽约的街头，去购买一束鲜花的那个时刻，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跨度当中，女性在父权社会当中的生命障碍，所遭到的社会障碍，以及她们在这个似乎宣布我们已经完全平等的世界当中的内心迷惘和困惑，女性在追求自我、追求独立的路上，将遭到的有形和无形的阻隔。
因为在《时时刻刻》小说的结尾和电影的结尾，我们发现了第二个叙事层面与第一个叙事层面之间的连接，因为劳拉·布朗原来就是理查德的母亲，就是自*的诗人的母亲。而这个显然也是反叛的、才华横溢的儿子，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离家出走的母亲。对他来说这是遗弃，这是没有爱，这是爱的能力的缺失，以及我们会很容易脱口而出的“不负责任”的一种生命选择。甚至似乎是理查德最后对死亡的拥抱和选择，也仍然包含了无声的对于劳拉的指控。
在电影当中，它用非常有力的视觉手段再现了劳拉的内心图景，就是旅馆的大床房像一个孤岛，一个被波澜、被恶浪所包围着的，所冲刷的，几乎随时随刻都要淹没的孤岛，或者一叶孤舟，那种无助的绝望，和在他人看来，你作为母亲，你作为妻子，你作为女儿，你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身份所必须承担、所必须背负的一切。
同时，我们比较着似乎遗世而独立的21世纪的克拉丽莎，我们会发现，当父权结构没有被彻底终结的时候，当权力等级、不平等没有被彻底终结的时候，所有的在女性生命意义上的改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一个女性至少如同一个男人一样，享有在这个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上的自由？尽管这当然不是《达洛维夫人》的全部主题，它却是《达洛维夫人》的主题的一个有趣的延续。如果我们说女人也是人，我们可以在人类的意义上去思考的话，那么它事实上又提示了我们一个今日的世界当中似乎又变得分外冷峻的、分外普遍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物质的富有，现实生活中的安定，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给我们提供对内心的安置，对自我的确认，对生命价值的满足。
回到弗吉尼亚·伍尔夫，我非常喜欢她的传记作家的那个说法，说“弗吉尼亚·伍尔夫本来属于诗的世界，但是她永远执迷着现实世界”。那个比喻好诗意，好喜欢，“她像是在诗意之树上，要永远地不能自已地伸出手臂，去截取那些日常生活的时刻，去截取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和人们所想象的意识流的飘忽不同，其实它有如此坚实的在场的现实。它有如此坚实的对于日常生活的透视和观察，对于日常生活的时刻和细节的捕捉。所以才会有一个女人的一生的旅程，和一个女人的平凡的一天，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所谓意识流式的文学展现，才会有无数多的追随者，用女人的一天，女人的一生来成为一个社会图景的微缩的侧面的观看。因为在《时时刻刻》的小说和电影当中，它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天，它是劳拉·布朗的一天，它是克拉丽莎的一天，都是24小时，而24小时不仅是这三个女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世纪，其实也是全球女权运动的世纪所经历的一个缩影式的书写。
就像在《达洛维夫人》当中，她用平行的线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生活形态，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二战，看到了危机之中的现代世界，看到了摇摇欲坠的又即将揭幕的20世纪的战争、革命、反叛的开启。很喜欢文学评论家的某一种公认：弗吉尼亚·伍尔夫非常擅长去书写一个有限的世界，或者叫局部的世界，而这个局部的世界同时清晰地展现出这个局部所置身的整体的构架。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开启的现代主义文学，同时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一个转折的时刻。她不仅成为一个文学史的地标人物，她也是一个文化史的地标人物。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灾难深重的时刻（1941年）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一个更大的转折，也就是20世纪后半叶即将开启。因此，她错失了这样的一个变革、终结、改变，寻找一个更理想的世界的，动荡的，但是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代。当然，从今天回望，一切都在逐渐地消失，沉没在历史的云烟或者历史的雾霭当中，但是《达洛维夫人》，我想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文学的历史，也帮助我们去体会，其实文学并不被它所书写的年代所限定，它可以永远属于今天，属于我们。
撰稿：戴锦华；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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